正文 氣骨真當勉 規模不必同——英美話語學(1 / 3)

本文采納胡曙中(2005:前言)的觀點,未對話語學、話語分析、語篇分析、話語語言學、語篇語言學、篇章語言學、話語科學等術語做嚴格區分。理論傳統及對中國話語學研究的啟示

王曉軍摘要:Jaworski和Coupland認為英美話語學是在言語行為、會話分析、話語心理學、社會語言學、敘事學和批評語言學等理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探索它的理論傳統可以揭示其理論與實踐的發展軌跡並對創建中國話語學研究體係有所啟示。這些啟示包括:(1)話語學的興起是曆史的必然,對語言與思想和現實的凝視是學理的必然;(2)話語學的興起是多學科合作之功;(3)話語學與時代同步發展;(4)學派意識十分重要;(5)反思的普適性對每一學科都具有方法與內容的雙重意義。

關鍵詞:話語學;傳統;英美;中國;啟示

一、英美話語學理論傳統

語言的真正生命不在語言體係,不在語言結構中各種成分的相互關係。語言的真正生命在於話語(白春仁,2000:162)。它見證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在西方語言學、社會學、社會語言學、文學批評、文化研究、新聞傳播學、人類學、甚至哲學領域,話語何以“成為一個重要概念,話語學或批評話語學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重要的研究內容和方法(Jaworski&Coupland1999)”。話語學試圖描寫和解釋結構主義語言學所忽視或不易解釋的語言現象,如言語交際整體性即話語性、應用語言學新任務、計算語義學和機器翻譯等。話語學的首要任務即研究言語交際。它一改語言學即狹義語言學。廣義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語言與言語。“人在說話”的視點轉向“話中有人”的潛層。與語言學的自足性不同,話語學的首要特征是情境性。由於它的跨學科性質,各種研究途徑都是從某個側麵研究話語,因此該學科尚未形成一個被研究者普遍接受的理論框架。無論是國內(王得杏1998;沈家煊1998)還是國外(Brown&Yule1983;Longacre1983;McCarthy&Carter1994)的話語學專著都呈現出語用學和社會語言學範式。

作為一個係統的學科,並作為高等教育科目的話語學若不能厘清其源流、學科性質、研究內容和發展方向,將失去其應有的價值。置此觀照,我們不禁要問:什麼是話語?為何要研究話語?話語是研究方法抑或是多重觀點?話語分析的模式是固定的還是多重的?我們從話語分析中能夠得到什麼呢?

追溯西方話語學的肇始者Harris在1952年的DiscourseAnalysis中提出分析文本中語言要素的分布情況時須將文本納入社會情景的考量之中:既然話語是大於句子的分析單位,話語分析便不能僅僅限於語言要素;話語不僅是語言單位,還是行為單位。隻是他尚未能挖掘社會情景對文本的影響。12年後Hymes才申明以社會語言學視點凸現文本的社會情景分析;歐洲大陸的哲學家Austin(1962),Searle(1969)和Grice(1975)一脈相承的語言哲學研究中視語言為社會實踐,語用學隨之興起,而話語的社會緯度進入研究者視野。倫敦學派與布拉格學派均強調功能研究,關注語言社會功能以及話語信息結構。而美國則以民俗方法學為傳統,觀察自然情境下的人際交流形式,總結各種社會文化情境下的會話類型。雖然Sacks,Goffman以及Lobov的話語分析呈現出不同麵貌,但總的來說美國的會話分析與英國的語用學相同之處甚多。雖然英美的學術傳統不同,英國著重於話語層次的語言學分析而美國則重視其社會效果,但在語言社會性的共識點上二者並無分歧。

任何理論都不是全然獨創的,而是進化式的。作為一門係統的、廣為實踐的社會科學,“話語分析”是(英美)西方學術的產物(施旭2006)。SaraMills在其專著《話語》中認為話語的理論傳統主要有三大領域,即語言學、批評語言學(或社會心理學)以及文化理論(Mills,1997:810)。著名社會語言學家、英國加地夫大學AdamJaworski教授和NocolasCoupland教授1999年的論文集《話語讀者》中的一篇文章《話語學視角》試圖分析英美話語學傳統,即言語行為理論(speechacttheory)、會話分析(conversationanalysis)、互動社會語言學(interactionalsociolinguistics)、敘事學(narrativeanalysis)以及批評語言學(criticallinguistics)等(比較黃國文,2001:13;劉辰誕,1999:1114;王得杏,1998:15;林玉山,2000:269273)。下麵將簡略述評之。

1言語行為

無論是語義學還是語用學研究的核心都是意義。Thomas區分三種意義:(1)抽象意義,即句子中單詞的意義;(2)情景意義,即語境中的意義;(3)言語力(utteranceforce),即希望言語表達影響他人的行動。他認為互動語用學研究起於交際方和言語的網絡,止於情景語義與言語力(Saeed2000)。無疑,其言語力概念來自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

其理論起點是視語言活動為意向式行動,在區分三類言語行動,即locutionaryact,illocutionaryact及perlocutionaryact基礎上著重於後兩者的哲學挖掘,即言者的心理意圖對常規的作用建立在言語行為對社會文化的依從之上。繼此,Searle對之進行了類型學建構,Labov等則側重言語的多義性和言語交際的多維困境。

該理論對話語學的影響見於言語行為的“去語言層次性”和“社會情景依存性”取向及言語行為類型化。

2會話分析

美國的話語學傳統始於民俗方法學,而集中體現於會話分析,二者一脈相承但各有側重。前者立足社會人知與行的關係,觀測認知行事方法,以歸納社會結構及秩序,這凸現出它的社會學範疇;後者肇始於Sacks,Schegloff和Jefferson1974年的研究,強化了語言作為社會活動的形式並借助會話這一常見形式尋求結構與社會意義的互動關係。當然後者所舍棄的而前者所關注的言者的認知模式問題現在又成為認知話語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會話分析的研究焦點有:會話類型偏好、開啟與結束標誌、相鄰對、主題、交談補救、話輪轉換等。無疑大部分問題滋養了話語學學科。

言語行為過於以言者為中心而被詬病,會話分析補其不足,聯係社會組織網絡以考察會話的社會因素。然而這種網絡仍然過分固化,以一環而掩一線,文化與曆史的追溯十分薄弱。同時,對語言背後的象征性力量的考察往往歸因於自主性,而未能繼續推進和觀測,也就罔顧了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出沒。

3話語心理學

話語心理學作為對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反動,受到會話分析的啟示,以社會建構觀開展社會心理學乃至話語心理學研究。其靈魂不外乎Sapir和Whorf的語言世界觀理論,即語言並非客觀被動地反映世界,社會與人經由語言而存在,人類的語言決定了我們認知世界的架構也影響我們的行為模式這種語言世界觀或稱語言現實觀源於德國哲學家海德和語言哲學家洪堡特而深深影響了西方後來的語言哲學進程。如言語行為理論的提出者之一的JohnSearle1969年在其《言語行為——一篇語言哲學論文》的專著中認為人類社會是由語言建構的,並且不斷傳遞下去。他2007年9月11日在清華大學演講時重申了這一點並進一步說語言的社會/現實建構性是區分人類語言與動物語言的唯一準則(馬欣2007)。上述論斷基於經驗主義語言哲學觀,而基於體驗哲學觀的認知語言學對此持不同觀點,即:語言不是直接表現或對應於現實世界,而是有一個中間的認知構建(CognitiveConstruction)層次將語言表達(Expressions)和現實世界(Reality)聯係起來。在這個認知中介層,人麵對現實世界形成各種概念和概念結構。現實世界通過這個認知中介層“折射”到語言表達上,語言表達也就不可能完全對應於現實世界(沈家煊2006)。這種語言哲學觀與馬克思的“人化自然”概念體係相類似。“人化自然”突出天然自然的先在性和人類的實踐成果,也認可人類在自然中的創建性(比較黃順基,1991:67)。。語言的雙重建構功能無疑被凸現。當認定世界由話語而建構時,他們便就此開展心理學視野內的經驗、認知、情緒研究。話語心理學儼然成為心理學研究領域中的不二法則(方法)。

4社會語言學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Chomsky革命將形式主義語言學推上頂峰,這反而推進了功能主義和行為主義的語言研究。Chomsky區分linguisticcompetence和linguisticperformance,但隻強調前者的研究,Hymes創造了communicativecompetence一詞,開啟了社會語言學的反動。該概念試圖從社會適切性、心理適切性以及語言實踐角度審視言語實踐。這說明分析的基本單位已非句子結構,而是言語社團的說話規則。言語社團的三要素:言語情景、言語事件、言語行動。社會語言學家的Hymes據此廓清了言語綜合模式,包括situation,participants,end,actsequence,key,instrumentalities,normsofinteraction,genres。

除此,Gumperz的闡釋社會語言學、Goffman的框架分析等都大大鞏固了互動社會語言學陣營。他們對社會互動以及潛在的社會曆史文化的深層次探究對話語學影響很大。

5敘事學

敘事本身就是話語。敘事學與文學文體學都注情節模式的分析。當然前者的範圍遠大於後者,但兩者共同的模式有時也適用於專屬於前者的範圍,如廣告話語分析。此外,具有相同或類似敘事方式和結構的話語能發揮不同的功能。通過敘事方式呈現人們理解世界和呈現世界圖景的方式(Jaworski&Coupland1999)也是話語學的關注點。

6批評語言學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語言學、文學批評、社會學、傳播學、文化學、應用語言學領域備受批評語言學的影響。甚至法學、醫學、心理學和神經衛生學領域也借鑒該研究方法(Toolan2002)。

批評語言學針對話語符號形式背後的意識形態在社會架構中的作用而考察話語,就方法論而言,除了韓禮德模式也采納諸如言語行為和語用學等視角(相同之處都在於將語言視為社會實踐或其一部分或者是其呈現的形成機製),以凸現該流派的語言學和批評學跨學科性。所謂批評,即含有發現、提醒、內省、甚至改正。具有批評話語雛形的歐洲思潮不一而足,如巴特的符號學、艾柯的符號學RolandBarthes(巴特)使用的是semiology,即因襲了索緒爾的表述sémiologie,概因為他是法國人;而UmbertoEco(艾柯)使用的是semiotics,概因襲了美國人因崇尚Peirce而沿用他所造的semiotics(sémiotique),後者在英語國家中使用頻繁,顯然意大利人Eco受此影響。但有研究者認為巴特的semiology是純語言學取向的,而艾柯的semiotics介於語言學與非語言學之間(王銘玉等2003)。而韓禮德則自稱他所說的“Languageisasociosemioticsystem”中semiotics指的是“意義學”(嚴世清等,2002:2930)。、巴赫金的言語體裁等,不過在後結構主義以及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和話語主張的影響下,話語日漸成為批評語言學的立足點,作為社會實踐的話語與各種社會存在的關係得以揭示。當然,其縱深發展已不能僅視為語言學的延展。

十餘年來,年輕的批判語言學無論在理論建設還是應用研究上都欣欣向榮。TheovanLeeuwen(2002)在《批評話語分析的類型與領域》一文中認為話語與社會實踐的關係存在分歧:有人認為話語即社會實踐(或其一部分),也有人認為話語是社會實踐的呈現方式。據此,該學科可遵循兩種研究路徑,即將話語視為權力與控製的工具或社會用以建構存在的工具。但不管采用何種路徑,共同之處均在於堅持批評話語分析的語言學取向,因為話語即語言使用的形式。Leeuwen將二者簡化為視話語為實踐和視話語為理論的區別,並借鑒韓禮德的類型(genre)與領域(field)概念,將前者用於探討話語的語法結構而後者則探討話語的語境再現(recontextualization)。由此,以話語為平台的批評語言學分析將語言與非語言的社會因素融為一爐。

Fairclough認為該研究的目標在於揭示話語實踐與社會文化結構的雙向性,即探究前者如何由權力關係而形成並如何呈現為意識形態,指出話語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模糊性或不透明性(opacity)保證了權力或霸權的行使。因此,該學科還有助於人們不再想當然地接受話語(denaturalization),可以觀望社會變遷,保持自由判斷(Fairclough1993)。

他的操作係統將話語設置為三個層次,即文本、互動、關係,據此,分析需要三個層麵,即描寫(description)、詮釋(interpretation)、解析(explanation)。描寫的對象是文本形式特征;詮釋的對象是文本與互動的關係;解析的對象是互動與社會關係的相關性(Fairclough1989)。批評語言學分析始於文本分析,但關注文本生成和發揮作用的過程,所以描述之外仍需詮釋過程和生產過程,即互動層麵,而最終還要落實在文本生成過程與詮釋過程的社會條件,即所謂關係的層麵,關鍵就在於解析。如此動態的係統操作可以保證該領域不局限於文本本身,而是透過權力與控製的揭示,對意識形態做批判的分析。

張德祿(2008)認為西方話語學源於兩大語言學研究的傳統:美國的形式主義語言學和歐洲的功能主義語言學,具體包括了(1)布拉格學派;(2)弗斯傳統,主要提出了功能語法、係統語法、銜接理論和體裁分析理論;(3)伯明翰學派,將課堂話語分為教學層麵、話語層麵和語法層麵;(4)語用學,主要包括預設和會話含義、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言語行為;(5)會話分析,如話論、相鄰對和優先順序以及插入和側加順序;(6)話語人種學,如言語社團、話語風格、話語事件和交際常規等概念。

Jaworski和Coupland的觀點與張德祿有同有異。為何不同?其一,前者的社會語言學家立場使他們的觀察緊緊圍繞社會學、社會語言學(語用學)、社會心理學或反思社會學的視角;其二,限於“英美話語學”的話題,非英美國度的理論傳統刻意避免涉及。當然,從不同視角或理論立場出發觀察話語學這樣一門學科自然得出不同的結論(比較施旭2006:3)。

二、中國話語研究與中國話語學概況

1中國話語研究概況

中華民族自古至今都非常重視話語的理解和分析。源於美國的話語研究在傳入我國近三十年後有了長足的進展。目前,我國話語研究的專著已達200餘部,論文20000餘篇。話語研究的對象、範圍大大拓展,除了既有的語言學外,還兼涉了文藝學、傳播學、哲學、文化學、政治學、社會學乃至自然科學語言學並不獨立擁有它的研究對象(褚孝泉,2006:130)。語言學曾經視法學、地質學、生物學、曆史學、社會學、心理學、邏輯學等為鄰近學科而深受影響與滋養(參考褚孝泉,2006:130155)。在現代科學體係中由於機器翻譯、自動控製、人機對話等方麵提出了迫切任務,使語言學同數學、數理邏輯、控製論、信息論、概率論、符號學、計算機科學建立了密切的聯係(王德春,1997:37)。等眾多學術領域。話語研究正呈現出蓬勃的發展態勢。這既證明了話語研究的重要性,也反映了話語研究的發散性,同時也展示了話語研究空間的廣闊性,預示了話語研究的多學科整合趨勢。

話語研究的對象和範圍,正在從話語的結構和功能走向話語的建構和解構,從靜態話語走向動態的話語生產過程,從話語的內部結構走向話語的生成機製,從自然話語走向人工智能話語,從傳統媒體話語走向新媒體話語,從單一類型的話語走向人類所有類型的話語,從話語內部走向話語秩序、話語文化和話語文明,從個體或群體話語走向國家話語,從國內話語走向國際話語(陳汝東2007)。總之,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話語研究已經在國內開展。

2研究的不足之處

施旭(2006)認為中國話語研究呈現出六點不足:(1)東學文化創新不足,西學引進、詮釋有餘;(2)學科發展不平衡;(3)缺乏對重大社會文化話語問題的關注;(4)話語研究的意義尚未被學界普遍、深入認識;(5)缺乏多學科交叉合作;(6)學術水平與中國政治經濟高速發展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