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華摘要：中國話語史上的每次轉型，常常是以對語言文字的“重新解釋”為核心展開的。“重新解釋”(reanalysis)本來是個曆史語言學概念，即對語言發展中出現的新現象、新認識進行新的解釋。北京大學徐通鏘教授在其新著《漢語結構的基本原理》中使用了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再引申一下，賦予它一個更寬泛的涵義：指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社會精英階層對語言與文化的關係、語言自身性質及功能的重新思考和定位。由於語言文字涉及到了一個民族曆史文化的話語方式，每次對中國語言文字的“重新解釋”都給中國話語乃至文化轉型帶來極為深刻和久遠的影響。
關鍵詞：中國話語；重新解釋
一、中國曆史上三次大的“重新解釋”
第一次對語言文字的“重新解釋”是由孔子為代表的先秦文人完成的。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明］宋濂《宋學士文集》卷六十六)其意思是夏商周三代沒有我們今天意義上以書寫為業的文人。這段話中的“文”有兩個意思：“文1”的含義是指事物的外在形象，這是更本源意義上的“文”，如上例“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物理即文”中的“文”。我們今天說的“天文”、“水文”還保留這個原始的意義。“文2”是引申義，主要指語言文字、文章等意思，如上例中“文人”、“文法”的“文”。
顯然，這兩個“文”其實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話語闡釋方式：“文1”是視覺形象符號，屬於具象的、非線性的闡釋方式；“文2”則是語言文字符號，屬於線性的書寫性符號闡釋。
“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說明在夏商周三代曆史記憶的符號化手段，主要包括與祭祀活動密切相關的如祖廟、牌位、禮器、占卜、歌舞、服裝、威儀、詩歌等等視覺的、聽覺的、行為的綜合性符號係統。這時，思想和知識還沒有從具象性符號形態中分離出來，因而掌握這些視覺性符號的人僅僅是“文1”意義上的文人，他們是代王行使神權的巫祝之類的神職人員。所以，所謂“三代無文人”，是強調三代還沒真正出現“文2”意義上的文人。
使用書寫文字的文人作為一個整體階層來出現，是以孔子為標誌。例如他通過對六經的整理、創辦“私學”，培養了一大批以“記事”、“記言”為業的文人，這象征著華夏文明進入了典籍文化時期。曆史闡釋的符號化手段由“文1”轉向“文2”。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他說的“文獻”顯然指書寫性文本即“文2”。這裏孔子提出了一個重大命題：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獻的可能性基礎上。這個命題就是孔子對中國話語、對漢民族線性書寫語言符號的第一次“重新解釋”，從此文獻、典籍成了華夏文明曆史記憶的最基本條件。
第二次“重新解釋”的代表人物是東漢的許慎。
秦漢代完成了華夏文明的大一統基業，但在曆史文化上卻麵臨一個傳統的斷裂問題。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曆史事件上：一個是秦火，一個是隸變。中國最早的曆史典籍和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經典是用古文字即圖畫性很強的小篆寫成的，但秦始皇“焚書坑儒”後，這些典籍大都散失，是謂“秦火”。此外，秦漢以來漢字形體經曆了一個“隸變”過程，古文字“隸變”後變成了圖畫性銳減、抽象性大大增加的方塊字。這樣當時的漢代人就讀不懂先秦用古文字寫成的曆史文化典籍。
“秦火”和“隸變”所導致的與儒家原典的斷裂、現代與傳統的隔絕，自然威脅著大一統漢朝乃至華夏文明的存在，聽任裂痕擴大，漢民族的曆史認同將無所傍依。於是漢代“古文經”派的許慎編纂了一部爍古耀今的《說文解字》，對先秦的古文字(主要是小篆)與當時的今文字之間的曆時聯係進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許慎強調，想接緒曆史傳統、讀懂儒家典籍，就必須對漢字的形音義關係進行正本清源，字義明乃經義明，小學明乃經學明，強調漢字是“經藝之本”：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許慎《說文解字序》)許慎的“本立而道生”實際上借助字學(小學)建立了經學與識古(史學)之間的同構關係，消解了典籍散佚和文字變異所帶來的曆史認同危機。孔學建立的“典籍本位”的傳統話語被許慎用“小學(漢字)本位”進行了重新闡釋。從此，孔學與許學、經學(典籍)與小學(漢字)的相結合，成為中國最主要的話語闡釋模式。
第三次“重新解釋”是上個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的本質是挑戰儒家典籍和漢字的本位性，提倡漢字拉丁化和白話文運動。這是引進了西方有聲的拚音文字的文化立場，並把漢字、漢字書寫的典籍看作是傳統性話語，而把口語、白話文看作是現代性話語。這樣，五四運動用一種“去漢字化”或“語音中心主義”的話語模式對漢語言文字進行了“重新解釋”。但與先秦兩漢不同的是，五四將否定漢字和文言文，看作是民族文化複興的關鍵要素，魯迅甚至提出了“漢字不廢，中國必亡”的激憤口號。這種“重新解釋”後的語音中心主義話語模式，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直是中國學術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
然而，在世界傳統語文學的三大傳統(古希臘、古印度和古中國)中，中國語文學最大的特點是在表意漢字製約的條件下，文字與語言的結合，字義與經義的結合，語言與文學、史學的結合。在這種“合治”的學術背景中，中國傳統的文人同時可以是語言文字學家、經學家和文學家，三者往往兼通。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學科逐漸分家，使中國傳統語文學的話語模式發生了現代性的嬗變，這具有巨大的曆史進步意義。但不容忽視的是，“去漢字化”話語模式亦有割裂傳統的一麵，它讓哲學、文學、史學從語文學中獨立出去各自分治，剩下語言學(小學)成了工具之學。接下來又是語言和文字的“分治”：傳統以文字為本來探求形音義關係的小學，五四後將音韻學送給了語音學，將訓詁學送給了詞彙學(唐蘭語)，隻剩下字形的研究叫做文字學。經過這樣層層的“剝離手術”後，傳統語文學深厚的人文精神被抽空，現代漢語言文字被處理為一套抽象的、形式化的符號規則係統和交際工具。其結果是漢語言文字作為交際工具、信息工具、思維工具的作用加強了，而漢語言文字作為中國曆史文化的精神中樞和話語闡釋模式的功能卻被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