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事可樂餘不一一。也許有人認為這段話四不象，是盤大雜燴，實際上體現著韓少功對自身話語方式的追求，仔細分析則可以看出這段話對幾種話語方式的不同態度：
“造……反”、“語錄”、“變節”等詞語是從文革話語中借用過來的，作為知青的韓少功對此應該是記憶猶新的，其實那一代人都不會忘記。在該文中，作者站在否定、嘲諷的立場解構文革話語。
“經濟”、“海口”、“海南”、“老總”、“百事可樂”等詞語來自90年代以來的市場快餐話語，在韓少功看來，馬原、潘軍都在力爭衝出市場快餐話語，但實際上一不小心，就已身陷這種話語的重圍，不論是心甘還是被逼，顯示出某些知識者在市場經濟衝擊下的尷尬與無奈，這也許是韓少功所痛惜的。
“後先鋒”、“解構”、“話語”、“後女權”、“後蠻橫”、“後變節”、“後動搖”、“後馬原”等語彙來自後現代話語，“後”的反複運用，使人不禁一哂的同時自然生厭，昭示了作者對以“後”標新立異的文學批評持一種解構立場。
作者在努力追求新的話語方式，一方麵，他抹不去“文革”話語在自己心靈、意識、文本中的痕跡，抗不住市場快餐話語和後現代話語從日常生活到精神意識的無孔不入，一方麵，他又想消解這三種話語，所以就體現出作者雜糅這三種話語方式來反抗它們的創新與尷尬。(文貴良，2002)
從上文簡要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國20世紀文學的變化確實與一種被我們習慣稱之為“文學語言”的東西的變化糾結在一起。於是從語言的角度來解讀20世紀文學史就有了可能。當然，最重要的是，中國20世紀文學在其自身最初的現代性生長點上，就承擔著白話代替文言、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陣痛，就感受著異域語碼、異域句式進入現代漢語和異域敘事規則進入知識者表達方式的喜悅。
20世紀的書寫語言之變中，潛藏著知識者的表達方式之變，語言的視野可能無法涵蓋後者，但話語的視野能夠涵蓋後者。中國20世紀的書寫語言之變，與文學的遞嬗相輔相成，這種狀況為從話語生存論的角度解釋戰爭年代的文學史乃至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提供了可能；當然，從話語生存論的角度看，也隻是提供了可能。因為語言之變的描述還不能達到言談者或者說知識者的存在之境。
三、話語能做什麼：解讀戰爭年代文學的合理性論證(二)
為何選取“戰爭年代”作為描述的時期？陳思和先生指出，30年代到40年代的戰爭形成了新的文化規範：戰爭文化規範，它的特點是：“實用理性與狂熱的非理性的奇特結合，民族主義情緒的高度發揚，對外來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戰爭的勝利而陶醉於軍事生活，把戰時軍隊生活方式視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等等。”(陳思和，1996，pp.6)並且指出，戰爭文化的“明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以及“二分法思維”對當代文學有著深刻的影響。因此，在文學史的分期上，陳先生認為1937年到“文革”結束可以作為一個大的段落，同屬於戰爭文化輻射下的文學時期。新中國成立以後文學的生產機製、文藝的批評策略、話語的運作模式基本上沿襲著戰爭年代，因此，對戰爭年代的深入解讀可以為解讀新中國成立後的文學史以及新中國知識者的跌宕命運提供一個窗口。另外一個理由是：選取戰爭年代也是我個人學術研究的繼續。我的碩士學位論文是《解構與重建——話語模式的嬗變》(1999)，從晚清的文言話語，到五四的白話話語，再到三十年代的隱形大眾話語的嬗變中，探討了幾代知識者的生存之狀。因此，描述戰爭年代的話語模式就有水到渠成之勢。
筆者要選擇的三種話語形式是政治話語、大眾話語和知識者話語。政治話語是成熟的政論白話文和以毛澤東命名的話語權威的結合，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力話語，有多方麵的特征。以言行事成為話語權威的生存之狀。大眾話語是新的話語方式和無人格話語主體的結合。這種新的話語方式指的是戰爭語彙和民族形式的結合。大眾話語的主體既不是知識者，也不是大眾，而是以新民主主義文化為核心的意識整體。在大眾話語的話語主體的引導之下，知識者完成了同一的生存狀態。知識者話語是歐化白話文和言用者胡風的結合。戰爭化的術語，大眾化的時代強勢，白話歐化的堅持，以及由於胡風自己在語言上的局限，就使他的話語有了種種糾結。現實主義的置身成為胡風的生存之狀。政治話語、大眾話語和知識者話語共存於戰爭年代的言說場，戰爭參與到話語的建構之中；而三種話語形式對知識者與人民關係的不同處理，使得知識者的言說在後戰爭年代出現了新生，從而也預示了知識者的命運圖景。
選擇戰爭年代三種話語方式的合理性之一：左翼的文藝場構成了它們共存的話語平台。1937年，共產黨進駐延安，延安根據地的政府得到了國民黨的暫時認可。抗戰後不久，國民黨政府撤退到陪都重慶。延安和重慶實行的不同的政治製度，共存於抗戰期間。在政治上，這是不同的“天”，但是如果從20年代到30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這條線索看，延安和重慶又是相通的。在延安，文藝大眾化經過毛澤東的倡導和整風，終於落到實踐之中，文藝工作者走向與工農兵的結合。在重慶，盡管沒有政治權威對文藝的規範，但是抗戰之前的一批左翼文藝工作者聚集在文協名下，尤以胡風為代表。胡風從左聯時期與魯迅的密切交往，到兩個口號之爭，再到創辦《七月》和《希望》，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現實主義理論，成了左翼文藝的重要一支。同樣，在重慶，由於戰爭的需要，對工農兵的宣傳，有民族形式的討論，有通俗讀物社的創立，有老舍等人運用民間形式的文藝創作。延安的文藝界與重慶的左翼文藝界也有過許多的來往。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周揚的《新的人民的文藝》是“關於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茅盾的《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是“十年來國統區革命文藝運動報告提綱”，於是，“國統區的文藝”和“解放區的文藝”成為後來新文學史研究者的解讀視域。其實，如果從左翼的文藝鏈條看，這種區分有它的局限。超越重慶和延安的政治製度，在戰爭年代，而不是在戰爭之後的50年代，從左翼的文藝角度來看待胡風話語和毛氏話語之間的同質和緊張，也許對認知中國知識者的曆程更有曆史的深度。
選擇戰爭年代三種話語方式的合理性之二：在同一話語平台上，三種話語方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張力。戰爭，介入了這三種話語的形成，陳思和先生講的戰爭文化心理對這三種話語有著或多或少的介入。胡風話語和毛氏話語無論在話語主體還是話語形式上，都有著不同的性質，例如毛氏話語的政論白話文通俗、明白、流暢、透明，洋溢著權威的樂觀主義；而胡風話語的歐化白話文則歐化、阻隔、歧義、混沌，高揚著五四以來啟蒙的大纛。不過，在這兩者之間，每一個都要爭奪話語場：大眾話語。但結果是毛氏話語獲得成功。
選擇戰爭年代三種話語方式的合理性之三：戰爭年代之後的話語整合主要是在這三種話語之間展開。在戰爭年代的末期，我指的是1948年，香港《大眾文藝叢刊》創刊，郭沫若、林默涵、卲荃麟等人對朱光潛、沈從文、胡風、路翎等人的批判，實際上是50年代話語整合的前奏，以“大眾文藝”命名的刊物，承擔著毛氏話語的批判功能。朱光潛徹底地進行自我改造，沈從文患精神病而放棄寫作，隻有胡風和路翎等人以《螞蟻》等刊物為陣地進行了反駁。50年代，毛氏話語對胡風話語的整合，借重了大眾話語的功能。所以，梳理戰爭年代的三種話語方式給理解50年代開始的知識者命運樹立了一個背景。
參考文獻［1］北京大學哲學係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2］陳平原、夏曉虹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1897—1910)，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3］陳榮袞：《俗話說》，《近代史資料》1963年版第2期。
［4］陳思和：《文學觀念中的戰爭文化心理——當代文學與文學論綱之一》，《雞鳴風雨》，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
［5］陳曉明：《解構的蹤跡：曆史、話語、主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6］福柯：《話語的秩序》，《語言與翻譯的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7］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新潮》第一卷第二冊，1919年二月一日。
［8］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1918年四月十五日。
［9］黃遵憲：《日本國誌·文學誌》，《近代史資料》1963年版第2期。
［10］李銳：《我對現代漢語的理解——再談語言自覺的意義》，《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版第3期。
［11］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曆》，《清議報》1899年版第一百冊。
［1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13］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14］魯迅：《寫在〈墳〉後麵》，《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
［15］倪海曙編：《中國語文的新生》，時代出版社1949年版。
［16］錢鍾書：《錢鍾書論學文選》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17］裘可桴：《論白話為維新之本》，郭紹虞編《中國曆代文論選》(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8］瞿秋白：《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大眾文藝的問題》，前者見於一九三二年三月的《文學》，後者見於一九三二年六月的《文學月報》1932年版第一期。
［19］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0］塗紀亮：《西方語言哲學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21］王逢振：《什麼是“discourse”》，《文藝理論與批評》1994年版第2期。
［22］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批評術語詞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23］文貴良：《話語與權力的互動生長——呼天成形象分析》，《書屋》2002年版第11期。
［24］文貴良：《〈馬橋詞典〉：話語與存在的沉思》，《中國文學研究》2002年版第4期。
［25］文貴良：《解構與重建——五四文學話語模式的生成及其嬗變》，《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版第3期。
［26］嚴鋒：《現代話語》，山東友誼出版社1997年版。
DiscoursasExistereandtheLiteratureofWarTime(1937—1948)
Abstract：Thetextdiscussesdiscoursesdistributingofthewartime(1937—1948)accordingtothetheory：discourseasexistere.Itmainlyanailyzestwoquestions：whatisthediscourse?andwhyareweanalyzetheliteratureof wartimeaccordingtothetheoryofdiscourseasexistere?First，adiscoursecontinesthreefaces：language，statementandexistere.Second，therearethreediscoursesinthewartime(1937—1948)，andtheyarePoliticalDiscourse，MassDiscourse，andIntellctuualDiscourse. Thewarparticipatesintheconstructionofdiscourse. Becausethethreesortof patternsofdiscoursedealwiththerelationoftheintellectualand thepeopleindifferent，itledtotheconflictandintensity，causethecrisisandrebirthofintellectualsspeechinthepostwartime.
Keywords：discourse;discourseasexistere;theliteratureofwartime
作者簡介：
文貴良，文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副教授，主要從事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出版專著《話語與生存》(上海書店2007年版)，在《中國社會科學》、《文藝研究》、《文藝理論研究》等雜誌上發表論文若幹篇，獨立承擔國家社科基金兩項。專著《文學話語與現代漢語》即將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