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近代史資料》，1963)在1887年撰寫《日本國誌文學誌》時，敏銳地感悟到日本明治維新中語言改革的益處，他從文學角度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張。十年後，裘可桴(郭紹虞，1979，p.403)鬥膽宣言“崇白話而廢文言”，指出：“文言興而後實學廢，白話行而後實學興；實學不興，是謂無民。”這樣，他把話—民—國連結在一起，把中國人的生存基點歸到白話。他的主張得到了陳榮袞的響應。陳氏(《近代史資料，1963》)認為不改文言為俗語，“黃種”不久就會變為“黑種”。在這種似乎帶有叛逆性的提倡之下，一批知識者如林白水、陳獨秀、胡適等，都辦了白話報刊。從國外的東京、巴黎，到中國沿海的上海、廣州等地，再到內地的西藏、伊犁，不時有白話報刊問世，似有鋪天蓋地、席卷神州之勢，但在大部分晚清知識者看來，白話僅僅是開通民智的工具。白話和文言被晚清知識者作了異置處理：二者同存，形成了井水不犯河水之勢，實際上卻隱含著文言的優勢。晚清知識者認為白話文是寫給下等人看的，開民智是開通下等人之智。言外之意，文言是寫給上等人看的。晚清知識者興小說時關注到了文學語言的更換。梁啟超(陳平原、夏曉虹，1989，p.220)寫道：“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也。……自宋以後，實為祖國文學之大進化，何以故？俗語文學之發達故。”梁氏無非想表明：從宋代以來文學的進化表現在白話小說的發達上。但他對小說語言的更換並不十分關心，他在可以被稱為“小說界革命”憲章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對小說語言僅是一筆帶過。況且，晚清有一個奇特的現象：興小說的人和倡白話的人並不完全同一。這樣，實際造成了小說革命與白話提倡的分離。晚清，小說成為“文學中之最上乘”，既不源於文學觀念的深層變革，也不來自於文學語言形式的變換，而是源於梁啟超等人對小說工具功能的極度放大。因此，興小說與倡白話處於共生狀態，白話沒有通過文學而提升自己。
晚清，隨著報刊事業和翻譯事業的發展，異域語碼與編碼規則不可避免地要進入漢語圈，衝擊著文言和白話。翻譯大家林紓可謂頑固地執守桐城“義法”，但也不知不覺地中了西方語言之“毒”。在詞彙上，當時流行的外來新名詞，被林紓自己稱為“一見之字裏行間便覺不韻”的“東人新名詞”，如“普通”、“程度”、“熱度”、“幸福”、“社會”、“個人”等在他筆下紛至遝來；當時以譯音代譯意的新詞如“密司脫”、“安琪兒”、“俱樂部”等也連行接頁；有時毫無必要地來一個“列底”(Lady)。同時，在文法上也不乏歐化成分。在他的譯文中就有被錢鍾書(1994，pp.123—124)稱為“狠翻蠻譯”的外國中文句子：“先生密而華德至”。但是，不論從林紓轉譯的角度看，還是從晚清整個翻譯界看，異域的影響極有限度。當時的翻譯作品大多用文言。嚴複用文言譯學術著作，林紓、梁啟超、魯迅等人用文言譯小說。但他們的翻譯並非直譯，也非意譯，而是“編譯”。他們毫不猶豫地對原作改、刪、削、添，把西方的語碼和編碼規則整合到文言文中。林紓在《黑奴籲天錄》中，把原文中有211個字的一段，僅用12個字來翻譯(錢鍾書，1994，p.126)。讀者如果不能讀原文，或不深通古文，就會不知所雲。本來，異域語碼如民主、科學、自由、進化、自然淘汰等一旦進入漢語圈，這種異端分子就會與本土語碼產生一種排斥力，有可能使本土語碼產生變異，但當譯者從文言的經典著作中尋找詞源並把它們整合到文言句式中時，無形中就冷縮了它們對本土語碼的活性功能和削弱了它們對儒家文化的穿透力。梁啟超深惡陳詞濫調，他痛斥當時的報刊：大抵“滬濱冠蓋”、“瀛脊南來”，“祝融肆虐”，“圖竊不成”，“驚散鴛鴦”，“甘為情死”等字樣塞滿紙麵(梁啟超，1899)。因此，他注意運用新名詞，他的政治文章“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並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梁啟超，1996，p.77)但是，梁任公采用異域新詞有一定的限度。他(1982，p.51)認為“詩界革命”是“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舊體詩的形式不革新，就限製了新詞的吸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梁啟超，1982，p.51)中國舊體詩的語言形式堅固得像“鐵屋子”，是萬難破毀的。後來，胡適正是用白話入詩和用異域語碼入詩點燃了新文學運動的導火線，炸開了“鐵屋子”。
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明確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提出“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緊接著，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劉複的《我的文學改良觀》相繼刊出，主張言文一致，提倡白話文。更有錢玄同提出了打倒“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口號。有意思的是，這個時期新文學的提倡者，都是用文言的書麵表達形式來提倡白話文，白話文還沒有成為他們自身表達的形式。在白話戰勝文言的過程中，有三個事件是值得一提的：第一是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向《新青年》的來信和劉半農以《新青年》記者的身份的複信，盡管這是一出雙簧，但是當時在讀者中被當作真實的事件，這是文言和白話的一次正麵交鋒。第二是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它的副標題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胡適在“文學革命論”之前加上“建設的”一語，表明不論是文學還是國語，實際上都還是在生長過程之中。“文學的國語”的提出，超越了文言和白話的區分，上升到“民族書寫語言”或者說“現代漢語”的高度。“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顯示了“文學”和“國語”共生互助的形態，不像晚清的白話文提倡那樣，文學和白話是分離的。胡適把原來的“八不主義”改為“四條主張”：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胡適，1918)
實際上，胡適把“文學的國語”和“國語的文學”的形成最終還是歸結到表達者—寫作者的個體自身。不論是文學的國語，還是國語的文學，涉及的都是最根本的問題：現代中國個體表達自身如何可能的問題。於是，由白話代替文言，白話文代替文言文而來的白話文學向後來被稱之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生長，由白話代替文言，白話文走向歐化的“國語”向“民族書寫語言”—“現代漢語”的生長，與現代中國個體，尤其是現代中國知識者表達自身如何可能的生長，三者糾結在一起。因此，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文言白話問題，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文學和語言的現代生長問題，更是關係到個體表達自身的問題。
在建設“文學的國語”和“國語的文學”中，胡適、魯迅、周作人、劉半農以及後來的文學研究會和創作社的人員，無疑是建設的主力，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大多留過洋，接受過西方文明和文學的熏染，所以，在建設文學和國語的過程中，他們常常是理論、創作、批評、翻譯和介紹集於一身。他們的白話寫作，就出現了兩種傾向，一是急欲擺脫文言的底子而不能。胡適就把他的《嚐試集》稱作是剛放開的小腳，而魯迅(1995，p.285)有著深刻的體認：“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二是走向歐化。歐化首先表現在對外來詞和外來句式結構的吸收，其次也包括對敘事方式和寫作方式的吸收。其中最明確的是傅斯年(1918)提出的觀點：理想的白話文是“歐化的白話文”。歐化成為五四知識者表達方式中最活躍的因素。
但是，歐化在文藝大眾化運動和大眾語文學運動中遭到了猛烈的抨擊。第一個有力的抨擊者可能是瞿秋白了。他(1932)把五四知識者的白話稱為“非驢非馬的新式白話”，“歐化的新文言”。在三十年代開展的大眾語文學的討論，基本上延續了胡適提出的文學的國語和國語的文學的討論模式，隻是參加這次討論的文學家和語言學家關注的是大眾語和大眾語文學之間的互生問題。如何建設大眾語？一方麵要反擊文言的卷土重來，另一方麵要清洗現有白話中的歐化因子。當時曹聚仁(倪海曙，1949，p.103)提出五個問題求教於方家：
一、大眾語文的運動，當然是繼承著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而來的；究竟在現在，有沒有劃分出新階段、提倡大眾語的必要？
二、白話文運動為什麼會停滯下來？為什麼新文人(五四運動以後的文人)隱隱都有複古的傾向？
三、白話文成為特殊階級(知識分子)的獨占工具，和一般民眾並不發生關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話文成為大眾的工具？
四、大眾語文的建設，是先定了標準的一元國語，逐漸推廣，使方言漸漸消滅？還是先就各大區的方言，建設了多元的大眾語文，逐漸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國語？
五、大眾語文的作品，用什麼方式去寫成？民眾所慣用的方式，我們如何棄取？
曹聚仁提出的五個問題可以簡化為三個問題：一是大眾語和大眾語文在文言—白話—大眾語的發展中如何可能的問題。這就不僅僅涉及對文言和五四白話的反抗，還涉及到大眾語文在將來的發展，這樣在民族戰爭年代向工農兵學習語言就十分自然，盡管大眾語的討論者在當時不可能知曉後續曆史的情形，但從現在的視點看，大眾語的討論確實為戰爭年代書寫語言的形成做了意識和寫作上的某些準備。二是大眾語和知識者、民眾的關係問題，大眾語的提出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五四白話屬於知識階層，而不屬於民眾。三是如何建設大眾語的問題。當時參加討論的知識者如陳子展、陳望道、傅東華、吳稚暉、林語堂、許傑等人基本上圍繞著這些問題展開。很清楚，30年代的大眾語僅僅是在“討論”的層麵，現實中既沒有大眾語的雛形，也沒有大眾語文的作品。
戰爭年代(1937—1948)的文藝境況使得大眾語以新的形式得以完成，這種新的形式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毛澤東從20年代中期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始，一直就在作話語建設工作，他的話語建設可以稱之為“話語的階級分析”。戰爭年代的延安，在政治上是一個封閉性的地緣政治空間，作為言說場，具有高度的封閉性和自足性。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使得毛澤東的“話語的階級分析”，戰爭術語和民族形式融合進延安人的日常表達和書寫方式中。經過50年代曆次的文藝批判運動，毛澤東自身的話語得到鞏固和擴張，而由延安人而來的知識者的表達方式越來越模仿毛澤東的話語。這一特色在“文化大革命”中趨向極端。李銳認為，現代漢語在“階級鬥爭”這個惟一的動詞推動下，“開始了頻率越來越快的自語。這場隻有一個動詞的自言自語，越來越激動，越來越狂躁，越來越沒有調節和平靜的可能”。1966年8月7日，毛澤東從最高權力的寶塔尖上，向全中國“吹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軍的號角”(《人民日報》社論)。這一天，大炮再一次派上了用場。毛澤東把自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印成文件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散發。從此，“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燒起燎原大火。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凡是說現代漢語的無論狂熱還是恐懼，都是毛文體忠實的重複者，都是毛文體或狂熱或恐懼的奴隸。為了把這瘋狂的自語推向極端，發明了造紙和活字印刷的漢語文化，又一次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把一種叫做《毛主席語錄》的紅色手冊，在兩三年之內，以上億的天文數字印刷出來。現代漢語的“最高統帥”穿上軍裝，戴上紅袖章，站在最高權力的天安門城樓上麵對紅海洋頻頻揮手。反什麼體製？反誰的體製？“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打倒誰！”“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毛文體的體製從來沒有這樣堅固過。毛文體的體製滾燙堅固得就像一隻呲呲作響的高壓鍋。八億中國人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每天手舉《毛主席語錄》麵對領袖像，“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唱“舵手”歌。任何一次正式的發言和會議，都必須在開始和結束時“祝福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工農兵”被派到所有的機關、學校、出版社、報紙雜誌社，以及各種各樣的學術研究院所，叫做“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築”。知識分子被排在“走資派、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之後，列為第九類政治賤民，被當成是“階級異己分子”稱做“臭老九”。所謂“越有知識越反動”。“反智主義”和“神化大眾”的旗幟，借革命之名，再一次被高高地舉起來。“文化大革命”十年有兩個使用頻率最高的詞，那就是：“萬歲”和“打倒”。“萬歲”隻屬於“偉大領袖”一個人，“打倒”卻屬於除“偉大領袖”之外的任何一個人。在“萬歲”的天堂和“打倒”的地獄之間，跪伏著八億顆頭腦，跪伏著八億人的獨立和自尊。對於下跪的補償，就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可以借“人民”之名自我神化。誰能想到，剛剛從民間走進廟堂的現代漢語，在20世紀60年代，竟然完成了中世紀的造神運動！(李銳，1998)
新時期的文學一開始就有兩種傾向：一是以劉心武的《班主任》打頭的傷痕文學，《班主任》中“救救孩子”的呼聲直接上承了五四一代的啟蒙呐喊；另一種傾向是以舒婷、顧城等人為代表的朦朧詩，朦朧詩給讀者帶來的閱讀障礙無意中又承續了胡風白話文寫作的歐化傾向。這兩種傾向是對“文革”話語的簡單、平麵、確定、對抗、透明、粗暴、暴力等的抗拒與消解。因此，80年代中期在學術界出現方法論的熱潮，在創作界出現尋根文學、先鋒小說和王朔小說就不足為奇，西方方法論的引進和尋根文學、先鋒小說、王朔的敘事，在曆史的進程中，仍然是對文革期間表達方式的反抗。9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在經過了80年代末的政治巨變後，走向了又一個“無名”時代，各種聲音充斥文壇。並且，就知識者自身來說，本身也成為演奏著嘈雜“複調”的樂器。1994年第5期的《文藝爭鳴》上，載有韓少功的致何立偉書：馬原仍潛伏海口造經濟反，自稱是海南唯一騎腳踏車的老總。有次卻不過去海南大學講了一盤文學，潘軍一聽就很生氣，覺得自己領導不力，紮著袖子發後先鋒脾氣，說：“這小子說得好好的怎麼還做這種事？”潘軍自己最近解構廣告業，也在《收獲》上話語和符碼，但幾次後女權地傳達老婆語錄，宣言文學整體性的失敗，也後蠻橫地不準後馬原者偶發性地後變節後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