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載於《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當代中國話語研究”專欄。
池昌海摘要：《周易》是一部內容豐富思想深刻的哲學文獻，其中也包含了話語行為方麵不少重要思想。相關思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在言語與效果的關係上，認為話語修辭是建立誠信等良好品德的重要手段，是君子實現功業的重要因素，肯定了《易》“辭文”而“旨遠”的特點，同時，也看到了言語行為有“不盡意”的局限；從話語與語境的關係上說，話語行為與社會狀態緊密相關，同時也要注意話語的時機，這樣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最後，強調了話語行為要言而有物、有信，認為話語形式與言者的品德有密切關聯，批評了“不仁”而“佞”的現象。這些都充實了儒家話語思想中誠信、仁義等的內涵。
關鍵詞：《周易》；先秦；儒家；話語
《周易》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部有獨特哲學價值的文獻［1］167—175，任繼愈先生就認為它“有許多重要的哲學思想資料，對後來的中國哲學史影響極大”［2］209。從內容上看，《周易》有兩個部分，一部分稱《經》，由六十四卦和爻辭構成，該部分一般認為是周代卜筮資料的彙集，編纂時間應在西周中後期［3］11；另一部分則是《傳》，是對《經》文的解釋，意在闡發其豐富的哲學思想，該部分的作者歸屬說法不一，寫作時間也有多種觀點，但一般傾向於司馬遷的解釋，認為是孔子所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卦》《文言》。”見《史記·孔子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或認定其中的“子曰”之“子”當為孔子［4］169；也有人認為，“從內容思想上看，可以推定出於儒家後學之手。寫作時期，約在戰國後期到漢初”參見楊慶中：《周易經傳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79—184頁。［3］16。
《周易》保留了豐富的中國傳統哲學思想，這些思想比較集中地表現在《易傳》中。《易傳》同樣也閃爍出精到而深刻的話語思想，雖然篇幅不多，但這些觀念構成了儒學話語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周易》在儒學經典中具有特殊地位，對後來兩千多年的修辭或話語思想等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對國人的日常話語實踐也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因而，筆者認為對此作必要的勾勒和概括該方麵的研究集中於對其修辭論的探討，但概括相對較為零散而簡略，多數是選擇典型甚至個別言辭斷語做原則性介紹，如《中國修辭哲學史》(吳禮權，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3頁)、《中國修辭學通史·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卷》(陳光磊、王俊衡，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等概括出“修辭立其誠”說；《漢語修辭學史綱》(易蒲、李金苓，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還提出了“言有物”說(第52頁)、“慎言”說(第55頁)；《漢語修辭學史》(袁輝、宗廷虎，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與《中國修辭學史》(周振甫，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則分段集中進行了討論，前者提出了“參伍通變的辯證修辭觀念”、“言不盡意”說(第28—29頁)，後者則概括了“言近旨遠”說(第25頁)。總體而言，對《周易》中的修辭或話語思想進行全麵而係統的概括與分析，但做得還不夠。，對全麵認識我國傳統修辭或話語思想是十分必要的，對豐富具有中華特色的話語理論也有很重要的意義。經過筆者的梳理和概括，《周易》的話語思想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麵。
一、話語行為與效果
同孔子、孟子和荀子所論一致［5］［6］2774，《周易》也同樣非常強調言語行為的作用，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如孔子所言的“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可以喪邦”(《論語·子路》)這樣的命題，但也從言語與君子的品德、事業的角度做了多層麵的闡述：(1)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周易·係辭下》中對“業”做了簡潔的解釋：“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筆者將“業”釋作君子的事業，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乾·文言》)《易經》的“乾”卦“九三”中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周振甫譯作：“貴人整天自強不息，晚上警惕著。(情況)嚴重，沒有害。”見《周易譯注》，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頁。《易傳》中的“文言”對該句做了上引例文的解釋。對該段話的前一部分，有多種理解。筆者認為，“文言”的主旨應該側重於界定君子所應追求的兩個目標以及實現這兩個目標的手段：提高自己的品德；成就自己的事業。提高自己品德的必由之路是講忠信，而通過適當的話語形式建立自己的誠信，則是成就自己事業的手段。該句話在兩個層麵上具有修辭學或話語理論價值：
首先，在中國典籍中，首次提出了“修辭”的概念，這成為後代修辭學家們引以為豪的漢語修辭學意識的發軔標記。其次，在中國修辭學或話語理論的曆史上，第一次明確地將修辭行為與人的品德聯係起來，賦予兩者形式與內容或手段與目標的關係。在作者看來，修辭行為顯然不僅僅是一種運用語言的過程或形式，而是橋梁，使用者可以通過它實現或完成誠信品德的建立，並最終為實現君子的理想服務。因此，相比當代語用學中提出的合作原則的“質的準則”強調信息質量本身的“真”，《易傳》提出的該命題則更深了一層：從手段本身的屬性或功能要求，提高到與目的直接關聯的層麵上。雖然這個關聯缺乏論證，在今天看來，這種關聯也不一定全麵，但其對兩者可能具有關聯的認識，能在兩千多年前產生並錄諸具有哲學意義的文獻，其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以上從君子的內在修養與人生目標方麵談論了話語的作用，下麵這段話則更為具體了：(2)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裏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裏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係辭上》)本段是對《易經》“中孚”“九二”爻辭的解釋，原辭是“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孔子將該辭引申為關於君子言語作用的說明《易傳》中“子曰”中“子”是誰，有多種說法，本文采用楊慶中先生的觀點：“可以肯定，傳本《易傳》中的‘子曰’之‘子’，當為孔子。”見《周易經傳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69頁。：君子住在屋內，如說出的話是善意的，就能得到千裏之外的應和，靠近他的人就不用說了。反之亦然。從社會影響上看，君子的話將會影響到普通百姓，和行動一樣，言語也是作為君子品質的關鍵成分。它可以決定榮辱，也可以影響天地，必須十分慎重才行。從這段話語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三層意思：
首先，言語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價值，它能對遠和近的人產生影響，是君子影響天地自然的重要手段。當然這裏的言語是就君子而言的。
其次，言語能力也是判斷一個人是否為君子的必要條件，且應與“行”相協調。這裏我們看到《傳》所傳達的話語思想與孔子的“言行相顧”《禮記·中庸》：“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觀是一致的［7］125。
最後，言語能力還是君子立身處世的重要條件，它的強弱將決定事業的成敗，給自己帶來榮耀或恥辱。因此，君子對自己的言語應是慎重的，這也與孔子所提倡的“慎言”《論語·學而》：“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說完全吻合——在下麵的這個判斷中，《象傳》則借著對“頤”卦的解釋，直接提出了“慎言語”的命題：(3)君子從慎言語，節飲食。(《頤》)言語對於君子而言，是其基本品質的必要構成要素，也具有重大的社會功用。不僅如此，在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上，君子同樣不拘一格，有的入仕做官，有的則引退靜處；在言語行為上，也可以沉默，或者表達，這取決於時事的條件是否合適。在交際過程中，不同的言語，其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同君子在事業追求上看重“道同”一樣，在交流中，“同心”之言則非常寶貴，它能給人帶來愉快的感受，下麵這段話中就用比喻的方式闡釋了這個道理：(4)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係辭上》)因為言語行為十分重要，君子們在平時的行為中就必須注重表達，追求言語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結合，這樣才能有效地傳達自己的意旨。《係辭下》的下麵這段話就借著對“乾”、“坤”二卦在《周易》中地位的解說，說明了《易經》行文上所具有的辭精而旨遠的特點。顯然，該段話是就《易經》本身的特點而言的，但筆者認為，這完全可以看做儒家對精良話語進行認定的一個重要要求或原則。實際上，這個原則，孟子在《孟子·盡心下》中也做了很明白的解說，這也從一個側麵印證了《周易》是出自儒家後學的觀點——《孟子·盡心下》：“言近而旨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5)子曰：“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該段話從兩個方麵表明了“子”對《易經》的評價：首先，在功能上，它彰顯過去，考察未來，顯露細微事物，闡明幽深道理，開卷就正名，辨別事物做出正確的判斷，判定的話語完備準確。其次，在形式與內容的關聯上，它用意深遠，詞語也很有文采，它說話曲折但切中肯綮，言事直接(陳結果)卻又隱諱(道原因)，借著人們的困惑來完成人們的行動，以此進行得失的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