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載於《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當代中國話語研究”專欄。
曹順慶摘要：一些人認為中國文論僅僅涵蓋“氣”、“風骨”、“神韻”、“比興”、“妙悟”和“意境”這樣一些範疇。然而，如果從一種文化的視閾來看，我們分析中國傳統文論和清理中國文論話語，並不是以上所提到的這些範疇，而是要研究它們在文學中所呈示出的意義表達方式和文化規則，例如古代文論中的“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等等。中國學者相信示意的唯一方式就是“立象”，它是長期以來在中國文論中已經被強化和突出的話語方式。因此有必要在以前一些研究的基礎上，深化中西文論對話研究，使之更加具體和係統，並遵循四個基本的話語規則。
關鍵詞：中國文論話語；對話；規則
一、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特征
所謂“話語”(discourse)，並非指一般意義上的語言或談話，而是借用當代的話語分析理論(discourseanalysistheory)的概念，專指文化意義建構的法則。“這些法則是指在一定文化傳統、社會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維、表達、溝通與解讀等方麵的基本規則，是意義的建構方式(todeterminehowmeaningisconstructed)和交流與創立知識的方式(thewaywebothcommunicatewitheachotherandcreateknowledge)。”［1］335說得更簡潔一點，話語就是指一定文化思維和言說的基本範疇和規則。
有人認為，中國傳統的文論話語無非就是“風骨”、“妙悟”、“意境”，等等範疇而已，這是一個誤解，古代文論範疇並不是筆者所說的“文化規則”。每一種文化、文論都有自己的規則，範疇隻是話語表層的東西，而文化規則是支配範疇的深層的東西；範疇是有時代性的，而文化規則是貫穿於曆史長河之中的。此即筆者常說的“死範疇”、“活規則”，即範疇可能死亡，而規則仍然存在，規則不會隨著範疇的過時而死亡。例如先秦沒有“風骨”範疇，魏晉沒有“妙悟”範疇，唐代也無“神韻”概念。這些具體的、個別的範疇都有時代局限性，隨著時代產生，也隨著時代而消亡。但是支配這些範疇的深層文化規則一旦形成，是不會輕易消失的，並始終支配著文論範疇。中國固有的文化規則是什麼呢？在筆者看來主要有兩個。
(一)以“道”為核心的意義生成和話語言說方式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言可言，非常言”，就是意義的生成方式。“道”是萬物的本源，也是意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從哪裏生出意義呢？是從虛無中產生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王弼解釋說：“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這種“無”並不是空空如也的“無”，而是一種以“無”為本的“無物之物”。“無中生有”的意義生成方式與邏各斯的“有中生有”是根本不同的，由此確立了中西方文化和文論的不同方向與路徑，“無中生有”也就成為中國固有的文化規則之一。
意義的生成方式決定了話語言說方式，“道”的不可言說性也就是意義的不可言說性，意義不可言說但又必須用語言來表達，這就有了莊子所說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也就有了《周易·係辭》所說的“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逐漸形成了強調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話語言說方式。這個話語方式表現在“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不言言之”中，表現在“簡言以達旨”的“簡言言之”中，表現在“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的“略言言之”中，更表現在“比興”、“興趣”、“妙悟”、“神韻”、“意境”等文論範疇中。
強調意義的不可言說性始終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潛在的、深層的文化規則。例如劉勰講“隱秀”，注重“文外之重旨”；鍾嶸論“滋味”，強調“文已盡而意有餘”；司空圖論“味外味”，提倡“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致”、“味外之旨”；嚴滄浪講“興趣”，強調“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王士禎講“神韻”，注重“氣韻生動”、“妙在象外”。至於“比興”、“寄托”等諸多範疇，基本上都受這個文化規則的Z製約，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話語表達方式，這套體係又具體體現在“以少總多”、“虛實相生”、“言意之辯”等話題上。
(二)儒家“依經立義”的意義建構方式和“解經”話語模式
孔子之所以成為中華文化的“至聖先師”，就在於他通過對經典文本的解讀來建構意義，從而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本範型和話語模式。
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就是遵循舊作，整理古代典籍。孔子所編定的《詩》、《書》、《禮》、《樂》、《春秋》以及為《易》作傳，等等，建立了中國文人以經為本、解經為事、依經立義的解讀模式和意義建構方式。正如有學者所說，中國儒家學派前後綿延兩千餘年，“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它有一批貫通古今的基本典籍，就是孔子所整理編纂刪定的《六經》”。孔子在編纂經典的過程中，對古代典籍進行了廣泛的解說與闡釋，“思無邪”、“興觀群怨”、“文質彬彬”，等等，就是在對《詩經》的解釋中提出來的。
漢代有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之分，但在其意義的生成方式上都是依經立義。“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文化在中華文化中的正統地位；魏晉時代，玄學昌盛，以《周易》、《老子》、《莊子》為代表的“三玄”就是玄學的經典；宋代理學繁榮，湧現出了二程、朱熹等解經大師；明代王陽明心學影響下的文論話語注重從“六藝之學”中“寄精神心術之妙”(王順之《與顧箬溪中丞書》)；清代的樸學是以考據為基點的解經方式。綜觀中國曆代學術的發展，盡管條流紛糅、學派林立，但無論經學、玄學、理學、心學、樸學，其最根本的意義生成方式都是依經立義，就是宗經。“依經立義”的意義建構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話語言說方式，這就是對經書的闡釋方法：傳、注、正義、箋、疏等名目繁多的注解方式，就是依經立義的話語言說方式。
以這套話語方式為根基又引申出進一步的話語言說方式。例如，“文約而指博”的“《春秋》筆法”，以一字之差寓褒貶之意；“微言大義”的話語方式講究“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以意逆誌”的解讀方法強調“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是為得之”；《毛詩序》提出“婉言譎諫”、“比興互陳”的意義曲折表述方式；董仲舒倡言“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的闡釋理論。
這套話語言說方式並非是“僵死的”東西，它在今天仍然活著，中國文化的這個學術規則，中國文論的這套學術話語，在筆者看來，並不會隨著“風骨”、“文氣”、“妙悟”、“神韻”等範疇在現當代的消失而消失，它仍然有著生命與活力，是完全可以進行現代轉換，並進而發揚光大的。在當代文學藝術中，這套話語仍然可用，例如用“虛實相生”來指導當代文學創作，指導繪畫藝術、影視藝術甚至廣告設計；用“意境”理論來指導詩歌創作、環境藝術設計。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範文瀾先生的《文心雕龍注》、楊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管錐編》都是運用這套話語方式來言說的。《管錐編》長達136萬字，但並不以西式宏觀性的、體係性的論著形式出現，而是采用中國傳統的注、疏、傳、箋的話語方式來書寫，甚至用文言著書，書中引用了大量西方資料來闡釋中國文化與文論，使中國傳統話語的內涵得以彰顯。這些都是中國話語的成功運用，尤其是王國維與錢鍾書的著作，更是以中國話語為主，進一步融彙中西的典範之著。
雖然中國文化的這些規則在今天仍然活著，仍然具有生命與活力，是完全可以進行轉換並進而發揚光大的，但是很可惜，由於多年來的崇洋貶中，在西學日熾、中學日衰的當代，我們卻將中國文論的話語規則放在一邊，天天操著洋腔來大談“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解構主義”等等，讓中國的文化規則幾乎喪失殆盡。西式話語泛濫給中國文論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它使中國文論、中國學術的創新能力大大降低。回顧現當代文藝理論走過的路程，從五四迄今，我們的文藝理論研究基本上是在模仿、在追隨，即模仿西方各種各樣的文論，追隨西方各種各樣的理論界潮流。時至今日，這種模仿愈演愈烈，完全喪失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喪失了民族文化的創造精神，在無止境的模仿追隨之中幾乎泯滅了中國固有的文化規則，造成了中國文論的失語症。
同時，筆者所說的“失語”還包括失去了中國與西方在跨文化對話中產生理論成果的良機，失去了文化的“雜交優勢”。這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大戰略失誤。有許多例證可以說明文化雜交的優勢所在。唐代文學的黃金時代就是文化雜交的成果。唐代不僅有南北文學的交流，更有東西(“西”指“西土”傳來的印度文化)文化與文學的交彙。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衝擊並不亞於近現代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衝擊。當時，中國的“佛教化”曾一度威脅中國文化的根本。顧敦鍒先生指出：“佛教傳進中國，有把中國文化的人間性、理智性和倫理性觀念等加以推翻的危險……兩晉南北朝的佛教化是根本虛弱，沒有控製的佛教化；這是有文化解體的可能，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在經曆佛教“化中國”之後，唐朝開始了文化戰略的調整，加快了佛教中國化的步伐，使中國文化渡過了危險期，終於從“中國佛教化”走向“佛教中國化”的“轉換”與“重建”之路。佛教中國化有多方麵內容，最重要的是佛教話語規則逐步與中國文化規則相融彙，最終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禪宗。禪宗就是中、印異質文化雜交而產生的文化優勢。這一優勢直到現在仍在日本、美國產生著深遠影響，寒山詩在日本、美國不斷受到青睞就得力於禪宗思想的文化規則和話語方式。“中國的佛教化”和“佛教的中國化”最根本的區別就是以何者為主來“中國化”。如果以佛教文化為主來“中國化”，就隻能是佛教“化中國”；正確的道路是以中國文化為主來實現佛教的中國化。顧敦鍒先生認為，與兩晉南北朝根本虛弱的情況不同，“隋唐以來的佛教化，是根本強固，善於控製的時期”。“他們主要的方法有五：一、隋唐以來對於國內的統一和平，繼續不息地努力，使人民有安居樂業的生活，恢複其欣賞生活的樂觀精神。二、實行考試製度，使政治修明並且學術化，人民更有平等參政的機會和希望。三、設立各種學校，傳布知識，訓練專才。四、隋唐頒布的刑律是行政牧民的有效工具，又是後世成文法典的楷模。五、宋儒在許多經書中間，提出四書為‘公民必讀科本’，使讀者易得中心信仰，儒學傳布更加廣泛。正是強根固本、以我為主地融彙印度佛教文化，才‘脫出了文化解體的危機，開創了以唐朝為中心的文藝複興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