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可以知得失。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的中國有可能正處在從“西化”到“化西”的轉折點上。我們已經曆了近百年的“西化”曆程，中國文化已經到了幾乎要被“西化”掉的衰弱局麵。這種虛弱狀態就是筆者所描述的當今文化與文論的“失語”狀態。目前這種狀態可能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繼續“西化”(在古代是用西來的佛教“化”中國，在當今是用西方文化“化”中國)；二是將西方文化中國化。“失語症”之所以“接觸到當前文學理論界的要害”，就是因為這是一個重大的文化發展戰略問題。如果說“失語症”警醒人們認識到中華文化的危機，那麼中西文論跨文明對話則正設法引導中國文化走從“西方化”到“化西方”的轉變之路，逐步尋回中國文化之骨骼血脈，在跨文明對話之中既趁勢推出中國文化，又能達到理論創造的新高峰。
二、中西文論跨文明對話的基本原則
中西文論進行跨文明“對話”的重要性已成為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在對話研究上，學者們通過積極探討，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學術成果。筆者早在發表於1995年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係初探》一文中就扼要提及中西文論對話的基本方法［2］；與支宇近年所寫的《在對話中建設文學理論的中國話語——論中西文論對話的基本原則及其具體途徑》可謂這方麵的代表作，提出了異質文論對話的兩條基本指導性原則以及異質文論對話的四種具體研究途徑與方法［3］。此外，顧祖釗先生的《論中西文論融合的四種基本模式》也顯示了中西文論在帶有全局性、關鍵性問題上融合的可能性，以及那種極富中國特色的、更具有人類性和世界性的超越性文論形態的誘人前景，對中西文論對話有指導性的意義［4］。本文在總結前人對話研究方法的同時，在對話的指導原則以及具體的途徑與方法方麵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力圖對中西文論對話理論有所充實與提高。
中西文論跨文明對話分為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麵。從宏觀上講，主要是跨文明文論對話的基本原則，涉及話語理論、話語體係、話語意識、文化思維、言說規則等方麵的問題，具體來說有話語獨立原則、話語平等原則、雙向闡釋原則、求同存異原則；從微觀上講，主要是跨文明文論對話的基本途徑與方法。
(一)“話語獨立”原則
筆者在《在對話中建設文學理論的中國話語——論中西文論對話的基本原則及其具體途徑》中首次明確提出了話語獨立的原則。跨文明文論對話或異質詩學的對話不是一個語言問題而是一個“話語”問題。話語是一種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其所有言說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則，對該文化體係的文學觀念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異質文論對話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實現其話語之間的相互對話。“忽略話語層麵，忽略文化最基本的意義建構方式和言說規則，任何異質文論的對話隻會有兩種可能：要麼是千奇百怪的表層文化現象比較，要麼就依舊是強勢文論的一家獨白。”［3］異質文論的對話首先要明確對話各方的話語。有了各自不同的話語，然後再尋找相互之間能夠達成共識和理解的基本規則。當然，構成這種相互之間都能理解的話語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它需要對自身文學體係的整理、術語的翻譯介紹、不同文化社會背景的探討，等等。但是，不管是確立各對話主體自己的話語還是對話方形成共同話語，對話理論首先要遵循的是“話語獨立”原則。將“話語獨立”原則放在首位，就是要求我們在對話前確立自己的話語體係，對話中時刻關注自己的話語立場。隻有堅持這條基本原則，異質文論的對話才能真正有效地進行。
(二)“平等對話”原則
在提出“話語獨立“原則的同時我們也提出了“平等對話”原則。要做到東西方跨文明話語真正平等對話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比較文學的跨文明對話如果拋棄或忽略這項平等原則就隻會導致一種強勢文化的霸權狀態。20世紀中國文化在與西方強勢文化交往時就未能重視相互之間的平等，其結果就是造成我們所謂中國文化與文論的“失語”。20世紀是中國人經過痛苦反思，在文化上“別求新聲於異邦”的世紀。麵對中西方劇烈的文化衝突，中國從西方引入了各種主義。這是一次哲學、政治、經濟、曆史、文化甚至生活方式全方位的輸入。就文學理論而言，從古希臘的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到當今五花八門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西方數千年建立的各種體係我們統統都拿來了。但是，在引進中、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我們忽略了對話，尤其忽略了對話所應當遵循的平等原則。結果怎麼樣呢？我們學到了別人的理論話語，卻失去了自己的理論話語。我們不是用別人的文學理論來豐富自己的文學理論，而是從文化的話語層麵被整體移植和替換。這就是我們所謂中國文化與文論的“失語症”。所謂“失語症”，“並不是我們的學者都不會講漢語了，而是說我們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維和言說方式，失去了我們自己的基本理論範疇和基本運思方式，因而難以完成建構本民族生存意義的文化任務”［5］。從前麵關於話語的分析來看，“失語症”的病因是我們在中西對話中中國文論本位話語的失落。而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失語症”所指稱的話語失落在深層次上表現為“中西知識譜係的整體切換”［6］。所以，我們倡導中西文論對話的平等意識並不是什麼“後殖民主義”的意氣之爭，而是在確認中國傳統文論的“異質性”基礎上與西方文論進行平等對話［7］。無論表現為民族本位話語的失落，還是表現為中西知識譜係的切換，“失語症”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文化碰撞、對話中平等意識的淡漠和喪失［8］。曆史經驗表明，異質文論之間的對話，隻有在堅持“平等對話”原則的條件下才能得以有效地進行，否則，“對話”隻能再次變為“獨白”。
(三)“雙向闡釋”原則
除了“平等對話”與“話語獨立”原則，筆者認為“雙向闡釋”的原則也是跨文明話語對話中重要的一條指導原則。盡管“闡發研究”是由台灣學者古添洪、陳慧樺(陳鵬翔)於1976年正式提出來的，但“闡發研究”作為一種研究手段或方法，早已出現在中國學者(如王國維、吳宓、朱光潛等)的學術實踐之中。筆者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係初探》中首次將“闡發研究”作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五大主要方法論之一。“闡發法”雖然“不比較”或“不直接比較”，卻因“跨文化”(跨中西異質文化)而獲得了與比較文學研究相一致的“效果”(楊周翰語)，成為中國學派獨樹一幟的比較文學方法論。針對台灣學者“單向闡發”的觀點，陳惇、劉象愚在所著的《比較文學概論》中首次提出了“雙向闡發”的觀點。他們指出：“闡發研究決不是單向的，而應該是雙向的，即相互的。如果認定隻能用一個民族的文學理論和模式去闡釋另一個民族的文學或文學理論，就如同影響研究中隻承認一個民族的文學對外民族文學產生過影響，而這個民族文學不曾受過他民族文學的影響一樣偏激，這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9］144147杜衛還明確提出“闡發研究的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學理解”［10］。而我們此處所謂異質話語對話中的“雙向闡釋”原則指的是在新的文論話語的建設中，我們不但要善於吸收外國文論(主要是西方)的長處為我所用，同時也要能夠用我們的理論去闡釋別國的文學或理論。我們不但要能夠拿進來，也要能夠走出去，至少要有走出去的意識。這就要求我們在對話中要有話語運用與話語輸出的意識。如果說話語平等與話語獨立原則是為了守住我們的陣地的話，那麼雙向闡釋的原則則是我們發起衝鋒的號角。近年來曾有學者撰文指出：“當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實力都比較強時，其文化一般都是強勢文化，而強勢文化一般都是輸出性文化，弱勢文化隻能被動地接受強勢文化的影響甚至是被同化。”進而得出結論，“中西文論的平等對話在目前，甚至在今後一段時間都是不可能的”［11］。我們認為，目前中西文論對話的確是一種不平等的對話，但是之所以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並不全在於西方國家政治經濟實力的強大。美國是很強大，但美國在20世紀獨領世界文論風騷是靠槍炮打出來的麼？同為西方強國，英國、日本(從政治意義上可以把它劃歸為西方)怎麼不見有什麼卓越的理論貢獻呢？不可否認政治經濟實力與文化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但恐怕美國文論家在20世紀的卓越表現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善於繼承西方文論傳統以及他們自身強烈的創新意識。因此，盡管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尚不發達，但並不妨礙我們在中西文論對話的時候具有話語平等以及話語輸出的意識。雙向闡釋的核心即在於我們不但要善於利用西方文論來激發中國文論話語，也要敢於運用我們的理論去闡釋西方的東西。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世界上發出屬於中國學者自己的聲音，也隻有這樣我們新建的文論話語才能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當然這個過程也許很漫長而且艱難，但隻要每個學者都具有這種話語意識，則總有中國文論走出中國的一天。在這方麵，王國維先生已經為我們作出了表率，另外當代一些學者運用中國“虛實相生”理論闡釋米蘭·昆德拉的作品，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