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衛道士們的攻擊雖然囂張，卻擋不住青年讀者對此書的熱烈歡迎。據說甚至有人連夜從無錫、蘇州等地趕往上海購書，許多人讀了小說後效仿書中主人公的衣食住行，一時形成“鬱達夫”熱。
鬱達夫把當時青年人的最大的弱點、矛盾、病痛及最難道出的心事完全披露出來。而且他正是抓緊這一點作為他作品積極的特質。當然他的最大的疏忽是不曾寫出苦悶的去處，從而給讀者解開心上的結扣。但它卻很有理由地使人心生感動，產生共鳴，仿佛是得了一個知心朋友一般。作者在這裏終於是攫取了許多青年人的心。郭沫若說：“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枯槁的社會裏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千百年來深藏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衝擊，使一切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甚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
大膽的自我暴露和單純的抒情筆調是鬱達夫小說共同的特色，讀者應聯係當時的曆史，理解其中那些露骨的性描寫的積極意義。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開貞，乳名文豹，號尚武，後以家鄉“沫水”和“若水”之名，改名沫若。他生在四川樂山，受母親影響，幼年即對文學產生興趣，少年時寫有詩作《村居即景》《早起》等，顯現出詩人的才氣和浪漫主義氣質。
讀書時候的郭沫若投身民主革命運動，立下救國圖存的誌向。1914年赴日本留學，學習醫科。他說：“我自信是熱愛祖國的。學醫為的是想學點實際本領，來報國濟民。”這段時間裏，他閱讀了很多的西方文學和哲學著作，泰戈爾、海涅、惠特曼等的詩作和西歐泛神論對他影響殊深。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詩集。這部詩集以自由奔放的激情和浪漫主義手法，抨擊舊物，呼喚光明，充分體現了五四的時代精神，成為中國新詩運動的奠基之作。五四時期郭沫若主張詩的抒情和個性化的一麵，“詩的本職專在抒情”，藝術是“靈魂與自然的結合”，“詩是人格創造的表現”，詩的抒情本質的渲染、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姿態、詩中寄寓的覺醒的民族形象，是寫意的《女神》在藝術上的追求。建議閱讀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女神》。
出版於1921年的《女神》是繼胡適的《嚐試集》之後中國詩壇上第一部出類拔萃的新詩集。詩集除《序詩》外，共收詩五十三首、詩劇三篇，由三輯組成，多數的作品寫於五四前後，與激流勇進、熱情洋溢的時代同聲相應。
詩劇《女神之再生》與《湘累》《棠棣之花》合稱為“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借用女媧補天和共工與顓頊爭帝的神話，展現為權勢而戰的浩劫，通過“黑暗中女性之聲”表達了受壓迫的中華民族的新覺醒：“新造的葡萄酒漿，不能盛在那舊了的皮囊”，“破了的天體”，“我們盡他破壞不用再補他了！待我們新造的太陽出來，要照徹天內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女神們不願與這些窮兵黷武的惡夫們同流合汙，她們憧憬美好的未來，歌唱噴薄欲出的太陽，與黑暗抗爭，“把未來的耀目遠景展示在我們麵前”。
《鳳凰涅槃》重述鳳凰集香木自焚，複從死灰中更生的神話，抒發向往光明與新生的鳳凰破毀舊有黑暗的一切，投身於火，棄舊而圖新的熱情與勇氣。鳳凰在自焚前唱著低昂、悲壯的歌，鳳歌由對宇宙黑暗的怨憎而到對宇宙存在的懷疑，詢天問地，猛烈地痛斥現有的秩序。凰歌以雌性的淒婉之聲，把“我們這縹緲的浮生”比喻成“大海裏的孤舟”和“黑夜裏的甜夢”那樣危險和虛幻，表示出抗拒舊的人生的情緒。在對現實的譴責裏，交融著詩人心中懷有的對民族苦難的悲憫的不平之聲。當鳳和凰同聲唱出“死期已到了”的時候，一場漫天大火終將舊我連同舊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義同歸於盡。與憤世嫉俗的鳳凰不同，凡鳥在一邊幸災樂禍，它們冷漠、卑鄙、醜惡，是舊世界助紂為虐的幫凶，與鳳凰形成鮮明的比照。詩歌形象地展現了曆盡苦難的中國所經曆的涅槃和新生的曆史過程，使人強烈地感受到這脫生於舊世界的新生命的希望與活力。
這個新時代的自我，自由、熱烈、激情澎湃，崇尚個體的“我”，“我讚美我自己”（《梅花樹下的醉歌》），“我效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創造，自由地表現我自己。我創造尊嚴的山嶽，宏偉的海洋，我創造日月星辰，我馳騁風雲雷雨”，“不論在任何方麵，我都想馳騁”（《湘累》），“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我便是我呀”“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力的湧動將這瑰麗的自然景象同時代所賦予人的無限的理想和魄力聯係在一起，構成《女神》熱烈奔放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