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在藝術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這裏值得特別強調的一個藝術特點就是，它完全打破了過去傳統小說的單線結構，把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放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與生活環境中的各種矛盾齊頭並進，並且揭示出中心情節和其他各種情節之間的內在矛盾，因而《紅樓夢》所展現的世界就像生活本身那樣豐富、深厚、自然、逼真；其圍繞著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幾百個人物和眾多複雜事件，以及之間互相勾連又互為因果的複雜關係，天然渾成，一點不見人工雕琢的痕跡，呈現出的多側麵多層次的特點。這就是為什麼不同的讀者在不同的閱曆背景下能從中讀出不盡相同的感受的原因。
《紅樓夢》可以說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它以一個貴族家庭為中心展開了一幅廣闊的社會曆史圖景，社會的各個階級和階層，上自皇妃國公，下至販夫走卒，都得到了生動的描畫。它對貴族家庭飲食起居各方麵生活細節都進行了真切細致的描寫，園林建築、家具器皿、服飾擺設、車轎排場等等描寫，都具有很強的可信性。它還表現了作者對烹調、醫藥、詩詞、小說、繪畫、建築、戲曲等等各種文化藝術的豐富知識和精到見解。《紅樓夢》的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學史上是罕見的。
《紅樓夢》在中國文學藝術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紅樓夢》刊行後，相繼出現了大批的續書，雖然這些續書在思想境界和藝術上都不及原書，但可以說明《紅樓夢》本身的巨大成就和藝術魅力。清代的傳奇雜劇、近代的京劇和地方劇種都廣泛地以《紅樓夢》為藍本進行再創作，許多已成為戲曲精品而久演不衰。近年來電影、電視連續劇更把它普及到千家萬戶，風靡了整個華人世界。與此同時，人們對它評論和研究的興趣一直未減，並形成一種專門的學問——紅學。近百年來，《紅樓夢》的評論、研究日益發展、興盛，從早期的評點、索隱，到二十世紀前期的“新紅學”，再到五十年代後的文學批評，論著之多真可謂汗牛充棟。《紅樓夢》的作者問題、文本的思想內涵、人物形象、藝術特征等方麵，都不斷地得到了日益深細地探討、解析，近二十年間更是呈現出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研究景象。《紅樓夢》不愧是我國古代小說的一座高峰。
先以寶、黛、釵三人的故事為線索讀，再擴展到家族命運的演變，從中找出寶黛愛情悲劇的成因。
《儒林外史》是我國古代最傑出的諷刺小說。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安徽全椒縣人。出身於世代書香的名門望族。曾祖和叔祖分別中過探花、榜眼，到父親吳霖起一代，家道開始衰微。吳敬梓少時刻苦讀書，熱衷科舉，23歲中秀才，久困科場。父親死後，他繼承了家產，因揮霍無度，又仗義疏財，幾年就把家產散盡，到了時常無米下鍋的地步，不得不賣書換米，勉強度日。在與那些官僚、名流的長期周旋中，吳敬梓看透了這些人的卑汙靈魂。特別是由富至貧的生活變故，使他嚐盡世態炎涼，對現實有了清醒認識，從而棄絕功名。這部書完成在四十九歲。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二十八日，他在與友人暢談後，回到家中無疾而終。建議閱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一百二十回排印本或1982年校注本。
王冕天性聰穎，不足二十歲就貫通了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各種學問。他生性高蹈，不求仕進，自製了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肥的衣服，每逢花明柳媚之時，便以牛車載了母親到處玩耍，盡享天倫之樂。知縣派人請他出山，他辭別母親，離鄉背井而去；朝廷遣官來召，他就連夜逃往會稽山下。全書借王冕引出一大批儒生來。
周進屢試不第，在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薛家集一所蒙館教課糊口。新中的年輕秀才梅玖當麵嘲弄他，舉人王惠輕慢他，薦館的夏總甲嫌他不常去奉承，村人也嫌他呆頭呆腦，他因而連這隻破“飯碗”也端不住了，隻能跟著姐夫金有餘去買貨。一次，偶去省城“貢院”觀光，那是專門舉行鄉試的場所，他觸景生情，隻覺無限辛酸，委屈得“一頭撞在號板，直僵僵不省人事”。眾人不忍，湊錢幫他捐了個監生入場應考，不想居然中了，旁人阿諛拍馬且不說，他居然自此官運亨通，三年內升了禦史，欽點廣東學道。他吃足科舉之苦，當了權後覺得要細細看卷，不致屈了真才才好。
老童生範進，應考二十餘次，總是進不了學。此番應試，適逢周學道主考，出於同病相憐，填了他第一名。範進求官心切，不顧嶽父胡屠戶的臭罵，繼續又去城裏參加鄉試，誰知中了舉人。範進得知中舉消息，欣喜若狂，兩手一拍，不省人事，被他嶽父一記巴掌，方始打得醒過神來。這範進中舉以後，有送田地的，有送店房的，有投身為仆以圖蔭庇的，趨炎附勢，不一而足。三兩個月光景，家奴、丫鬟都有了，錢、米更不消說，樂極生悲，卻把個老母活脫脫喜死，而“七七之期”一過，他便急著和張舉人一起奔赴各地去打秋風了。
馬二先生真心相信八股科舉，認為是極好的法則，苦口婆心地向別人宣傳舉業做官、揚名顯親，才是大孝。他把畢生精力奉獻給時文選政，嚴格按照官定的舉業讀本和朱熹的言論下批語，凡是有礙於聖賢口氣的東西都絕對排斥，連自己的視、聽、言、動都不敢越禮。他遊西湖，對大自然的湖光山色，全無會心，敬重的是禦書，關切的是功名，眼饞的是吃食，向往的是發財，結果遇上騙子還以為遇上了神仙。
嚴貢生是個品德惡劣的儒生。他霸占窮人的豬，賴掉船家的工錢，還欺負守寡的弟媳，強送兒子“過繼”給弟媳，奪得其弟嚴監生遺產的十分之七左右。他的德行還比不上一個唱戲的優伶。鮑文卿和倪廷璽兩人雖是戲子，但廷璽過繼給鮑文卿倒是出於真心。倪廷璽改名鮑廷璽後，甚是聰明伶俐。他乘杜慎卿做勝會之機，請求賜些銀兩，讓他拉扯一個戲班子起來。杜慎卿將他介紹給堂弟杜少卿，從少卿那裏得了一百兩銀子，他便自去搭班營生了。
杜少卿為人善良、正直而慷慨。他家的婁太爺有病了，其實不過是他家先尊的一個門客，少卿卻把他養在家裏當祖宗看待，親自侍奉湯藥。他得知楊裁縫喪母缺錢，又把衣服當了予以接濟。後來婁太爺因病回家，杜少卿越發放著膽子用錢，甚至跟隨他的王胡子拐了他二十兩銀子走了，他也隻是付之一笑。結果把田產賣光，隻得賣文為活，他卻“布衣蔬食，心裏澹然”。住在南京的時候，他居然一手攜著妻子，一手拿著金酒杯，不拘形跡地去遊清涼山，使一路遊人不敢仰視。他崇敬具有反抗性格的女子。有一個叫沈瓊枝的，視富貴如土芥，寧肯刺繡賣字為生，就是不肯給鹽商做妾。少卿獲悉以後，極為讚賞，後來便以朋友身份與之交往。杜少卿鄙視功名利祿，但他虔誠地信奉儒家的禮樂教化，曾與遲衡山、虞育德、莊紹光等人一起，用古禮古樂祭祀“先賢”吳泰伯。
下文選自小說第十四回。馬二先生是八股選政抽空的人物。他遊西湖不是為了賞心悅目，體驗人生的美好，而是為了“頗可以添文思”這一功利目的，從而取消了他鑒賞美景的能力。“馬二遊西湖——全無會心”，幾乎成了文人中流行的歇後語。
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吃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著挑鬢頭，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綢單裙子；也有模樣生得好些的，都是一個大團白臉，兩個大高顴骨，也有許多疤、麻、疥、癩的。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後麵都跟著自己的漢子，掮著一把傘，手裏拿著一個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裏把多路。望著湖沿上接連著幾個酒店，掛著透肥的羊肉，櫃台上盤子裏盛著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著餛飩，蒸籠上蒸著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吃，喉嚨裏咽唾沫，隻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吃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倒覺得有些滋味。吃完了出來，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係著兩隻船，那船上女客在那裏換衣裳：一個脫去元色外套，換了一件水田披風；一個脫去天青外套，換了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那些跟從的女客，十幾個人，也都換了衣裳。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個丫鬟，手持黑紗團香扇替她遮著日頭，緩步上岸。那頭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遠，裙上環珮丁丁當當的響。馬二先生低著頭走了過去，不曾仰視。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彎，便像些村鄉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間走了一二裏多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
……
《儒林外史》是一部對儒林命運進行諷刺和反思的小說。它形象地揭示了在科舉製度下，知識階層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的腐朽糜爛。它揭露和諷刺的不僅僅是具體的人或事，其筆鋒指向的是士人功名利祿的觀念、官僚製度、人倫關係和整個社會風氣。同時作者也試圖從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提煉出新的元素，以改造儒林的素質，建立新的儒林。雖然後一方麵的努力，因受曆史的限製和擺脫不了傳統儒家思想的羈絆，沒有達到理想的目的。但是，作者為建構健康的民族靈魂而辛勤探索的精神，卻永遠值得我們崇敬。
《儒林外史》發展了《金瓶梅》以來的小說新觀念，把目光投向現實社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逼近現實人生，客觀、精確、典型地“摹繪世故人情”。
《儒林外史》沒有完整的主幹故事，又沒有貫串始終的中心人物，作家按照自己的創作意圖，刻畫和展示出種種儒林世相，構造出一組組情節單元。就是寫一個人物時，作家也並不把重心放在寫出其傳奇性的故事或有頭有尾的完整傳記，而隻是擷取某一生活階段中的幾個典型場景，將這些場景組合銜接起來，拚貼出一幅意趣深遠的世俗風情畫。
作者塑造人物形象以真實為最高原則，即按照人物所處的特定情景，寫得符合真情實理。他筆下否定性的人物也常有可取之處，有的人物很難簡單地歸為好人或壞人。許多人物處於流動發展狀態，如範進、荀玫因地位升遷而變異，匡超人、牛浦郎因受環境汙染而變色。吳敬梓筆下的人不是定型的，也不是單色的，而是雜色的。
吳敬梓還深入人物的情感世界，寫出了情感和理性的矛盾衝突。程朱理學鼓吹的“存天理，滅人欲”給王玉輝這樣的儒生的精神帶來了嚴重後果，他按照封建禮教規範鼓勵女兒絕食殉夫，但情感和良知又不能和禮教和諧一致，從而造成了嚴重的內心分裂。他“仰天大笑”，隨即淚水漫過強裝的笑臉。
作者還寫出了人物潛意識與顯意識的裂縫。馬二先生遊西湖，一到西湖沿就看見一船一船的鄉下婦女，連她們的發式、衣著、臉上的疤疥都細細看了，接著又觀看一個個貴家女客在船上換衣裳。但這隻是對外界刺激的一種本能反應。乃至她們走到眼前，“馬二先生低著頭走了過去，不曾仰視”，自覺的理性意識恢複了控製。可見，禮教畢竟隻能規範他的自覺意識，潛意識領域還要受“食色性也”本能的支配。
對於現實的黑暗，吳敬梓不像《金瓶梅》那樣停留在暴露上，而是用智慧和力量，自覺地深入本質去批判。這樣的批判不僅體現在對否定性人物的描寫中，而且體現在對肯定性人物的描寫裏。
《儒林外史》的問世，在中國小說史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奠定了我國古典諷刺小說的基礎。以《儒林外史》為發端的一大批譴責小說出現，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等，形成了一股批判封建社會的潮流，這股潮流一直影響到五四以後的新文學。魯迅也非常推崇這部書，並從中吸取營養。
製度的僵化使原本活潑潑的生命發生了變異。仔細閱讀《儒林外史》感受心靈遭到腐朽製度扭曲的可怕，加深認識科舉製度在封建社會末期日趨僵化的現實。
曾國藩是鹹豐、同治年間統治集團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在中國文學史上，他也有重要的地位，他不僅是“宋詩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也是清代重要散文流派——桐城派中興的盟主。曾國藩（1811—1872），字伯函，號滌生，湖南湘鄉人，清道光年間進士。鹹豐二年底（1853年1月），他奉鹹豐皇帝的諭旨，以吏部侍郎身份在家鄉湖南創辦地方武裝，後來將團練擴編成為湘軍，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他曆任禮、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後授大學士（相當於宰相官銜）、一等毅勇侯的爵位，死後受封“文正”諡號。他一生著作等身，留下文字不下一千五百萬字。現存的著作有清光緒年間、民國時期刊刻的《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尺牘》《曾文正公家訓》和《曾文正公家書》。1986年湖南嶽麓書社出版的《曾國藩全集》，是迄今最完備的一種版本，家書部分在《曾國藩全集》中獨立成卷。
曾國藩家書的內容涉及麵比較廣，大到政治、經濟、軍事、治學、修身，小到家庭生活、人際關係，無所不及。通過他對子侄人品、學識、處事、為人等方麵的教育。清楚地看出他修身、齊家、治國、平定天下的原則。
下麵介紹家書幾個主要方麵及其核心內容：
讀書作文方麵：切不可浪擲光陰。尋求學業的精深，沒有別的辦法，就是一個專字。讀書還要有恒心能持久。看書不必求多，也不要求一下子記住，要每天有計劃地讀一些，自然會逐漸進入新境界。讀書貴在靜心靜氣，獨立思考，才能深入體會。讀書要廣泛涉獵，同時也要加以選擇。凡是說兼采眾家之長，都是一無所長的。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息；常用則細，不用則粗。讀書可以改變人的氣質，學詩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應努力讀書，不該積錢買田。學習要有廣大氣度，懷著追求名望的念頭來讀書，反而讀不好。要學會寫文章；但也不要把寫文章看得太重，關鍵還要注意實事。
修身處世方麵：讀書要注意修身，並把自己知道的事落實到行動上。一個人功名利祿的取得，關鍵在於平時自身修養的加強，一切靠自己的奮鬥，不能急功近利。隻有勤勉奮發有所成就，才能使家業興旺。人要有倔強之氣，才能守正道、勵誌氣，日日進步。處於多難之世，如果能夠風霜磨煉，苦心勞神，那麼一定能夠堅筋骨而長識見。對於外界的指責和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兄弟之間更要常勸戒，這樣才能避免大的過失。不管得勢與否，都要勤儉自持。勤惰決定家庭的興衰，也決定人的窮通。注意“廉、謙、勞”就是居安思危。與人交往要有真意，同時要講禮貌，不可盛氣淩人，更不可惡語傷人。不要存當官發財的念頭，應把富貴功名看做是浮榮。人在適意的時候，要抓住機會，幹一番事業。既要誌向遠大，又要辦事縝密。遇到挫折，應有打脫牙和血吞的堅忍之氣，從中磨礪意誌，就沒有什麼事不可挽回。
政治事業方麵：做事業要想好，一旦帶兵，就一定要做好，即使千難萬難，都要任勞任怨，不能有退縮的念頭。帶兵要注意發現使用那些能夠成為“根株”和“柱梁”的人才。不要為升了官而感到高興，應當重在奉職守法，為民請命，努力做個好官。帶兵要把愛民作為第一要事來對待。
謹守家風方麵：家庭的興旺在於和睦、孝道、勤儉。在家庭裏和平帶來幸福，不和招來災禍。要擯棄斤斤計較，目光短淺，器量狹窄的不良習氣，樹立彼此和睦，淡泊名利，奮發向上，自立自強的好風尚。要培養孩子勞動習慣。對兒女不要太嬌慣。房屋不要太豪華。不要總想著買田建屋。不要迷信僧巫、地仙和醫藥。要勤於種菜、栽竹、養魚和養豬，勿忘耕讀家風。用財太奢侈最可恥。過生日不要宴請賓客，禮不在厚，在於情真。辦喪事不要鋪張。一意讀書，勤儉治家。
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誌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二十日）
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幸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有也。（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
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為事，可為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飯以子孫耳。（鹹豐十年〔1860〕七月初十日）
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勤”字報國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一“勤”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為然否？（鹹豐十年〔1860〕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