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根據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寫成研究報告。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戰爭結束，美國的決策同本尼迪克特的意見一致，事實發展同她的預料和建議基本一致。戰爭結束後，50萬美軍留在日本，占領軍當局在日本發號施令。令美軍和世人驚訝的是，日本這個曾經令人恐佈的敵人，溫順地接受了統治。手無寸鐵的美軍士兵可以橫穿日本全境，而且到處受到禮遇。
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報告對美國對日政策產生了多大，甚至是否產生影響，因為她的研究於1946年才完成。《菊與刀》由於特殊的政治和軍事環境成書略顯倉促，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人類學為主，輔以其他方法，在內容上也是一部文化研究的專著。但是這是一部以本民族視野對他文化審視的研究成果，表現出跨文化傳播基本特點，起到了不同文化溝通理解的作用。當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加以整理，以《菊與刀》為書名公開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1949年初該書被譯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幾家雜誌約請專家舉行座談，對此書進行評論，有的還出版了特集。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這本書對日本文化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而有些日本曆史學者則不同意，認為作者把特定時代、特殊社會集團的社會心理當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論上有非曆史的和超階級的缺點。盡管如此，1951年此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僅至1963年就已重印36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讚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綜述戰後日本研究狀況的文章列舉七種代表性觀點，說《菊與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種。凡此都表明，此書影響至今不衰。實際上，不僅是對於“日本學”的研究，對於跨文化傳播的研究這本書也有著很高的價值。日本文化，無論作者的觀點是否公允和客觀，借此在美國、在全球都傳播開來。
和本尼迪克特的其他著作不一樣，《菊與刀》並不是本尼迪克特出於人類文化學者的學術研究興趣，而是受美國政府委托的“應製之作”。可見美國一開始就把跨文化研究置於國家戰略高度。正如當今天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少國家還把本國語言向海外傳播作為文化戰略時，美國政府在2006年6月向國會提出2007年增撥1.14億美元，同時五角大樓5年內花費7.5億美元以啟動“國家安全語言計劃”。據光明網透露，五角大樓之所以參與這個項目，是因為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正受語言人才缺乏之困，49萬參與行動的美軍中隻有2000人會阿拉伯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國家安全語言計劃”中，漢語與阿拉伯語、俄語、印地語、波斯語一道，被列為美國最急需語言人才的“關鍵”(critical)外語。
可見跨文化傳播一開始並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有著強烈的現實需要。
二、愛德華·霍爾《無聲的語言》與跨文化傳播研究的興起
跨文化傳播研究，公認的是以愛德華·霍爾（Edward Twitchell Hall）的名著《無聲的語言》（也譯為《沉默的語言》）開始的。據李海軍對霍爾自傳體著作《日常生活的人類學》的研究(李海軍《愛德華·霍爾與跨文化傳播研究》，《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霍爾是個純粹的美國白人，其所屬文化身份是來自北歐的美國白人文化，但他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裏。在回憶小時候的這些經曆時，霍爾說：“我小時候經常碰到（文化多元）這類事情。我對此非常感興趣。”
霍爾的工作經曆繼續強化他的文化敏感和跨文化意識。1933年到1937年，霍爾在美國西南部的納瓦霍（Navajo）和霍皮（Hopi）印第安村莊工作。作為一個建築領班，他與印第安人交往了一段時間後，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化敏感：“我在保留地的時候，常常考慮如何才能跟納瓦霍人和霍皮人共事，在這裏我發現他們完全不同。要把我的思維方式強加給他們根本就不管用。”這段國內的跨文化傳播經曆讓霍爾認識到跨文化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並積累了第一手資料。
二戰期間，霍爾被派往歐洲和菲律賓服役，期間領導了一個非裔美籍士兵組成的軍團。他認為自己的領導工作非常具有創造性，“我的工作具有創造性，因為我和黑人士兵一道工作。我非常尊敬他們，並且常設身處地地考慮他們的利益。”如果說霍爾所受到的專業影響為他創建跨文化傳播學武裝了頭腦，那麼霍爾的跨文化傳播實踐則讓他認識到跨文化傳播的重要性，並為他後來的研究和創作積累了生活經驗和素材。
1959年，愛德華·霍爾出版了其名著《無聲的語言》，在該書中，他指出“大多數外國人”對美國外交官的敵視出自於美國人忽視他國期待，“以我們自己的標準與他人交流”的行為方式。對此，霍爾提出：“是美國人學會如何有效地與外國人交流的時候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建議美國國務院外事服務講習班(FS1,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實施跨文化傳播訓練計劃。在20世紀50至60年代，此舉被認為是跨文化傳播研究的開端。
霍爾首先提出了跨文化傳播的相關概念。到20世紀50年代，霍爾的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經曆已經讓他產生了“跨文化”這一概念，在外派人員培訓學院進行跨文化技能培訓教學工作期間，他就提出了著名的“高語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語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概念，他把這些思想進行了梳理後於1959年出版了《無聲的語言》一書。這本書已經包含了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跨文化傳播的基本問題，如“什麼是文化”、“文化就是傳播”、“時間會說話”和“空間會說話”等。霍爾非常重視非言語傳播問題，該書花了將近20%的篇幅來討論這個問題。這本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1961年到1969年間便發行了50多萬冊，還被眾多著作、雜誌和其他出版物轉摘，前後被翻譯成6種文字。可以說該書的出版標誌著跨文化傳播學這一學科的誕生。在霍爾的努力耕耘下，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跨文化傳播學誕生了，霍爾成為了跨文化傳播學的創立者。
跨文化傳播學始創於美國並不是偶然的。本來美國本土居住的都是土著印第安人，在發現新大陸之後，世界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繼湧入美國，於是美國便逐漸成為一個移民大國，也是一個龐大的文化多元社會。在這個宗教、意識形態、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等文化多元的社會中，歐洲白人占統治地位，其他有色人種如印第安人、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以及一些東歐的移民便自然處於被支配地位。於是，種族矛盾和文化衝突不斷出現並開始蔓延。
除國內因素外，二戰使得不少歐洲的美國同盟國變成了廢墟，為了冷戰的需要，為了跟蘇聯抗衡，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大力扶植歐洲經濟發展，於是大量的專家、學者、企業員工作為誌願者被派往歐洲。同時，由於二戰並沒有給美國經濟造成太大影響，二戰後美國在政治和經濟上迅速成為了一個超級大國，強大的實力吸引著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和移民。這期間美國政府發現，一方麵許多派往海外的誌願者和工作人員都因文化障礙甚至文化衝突無法適應派往國生活，最終無功而返；而另一方麵外來移民及留學生中經曆著這種“文化衝擊”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說美國20世紀50年代國內外的文化矛盾、衝突及文化溝通的緊迫性客觀上催生了一門嶄新的學科——跨文化傳播學，來研究相關的跨文化衝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