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產生背 引言 第一節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實踐淵源和戰略背景
跨文化傳播已經成為當代人和社會的一種生存方式。它不但涉及到我們這個時代個人生活的微觀層麵，同時也涉及國家、民族及其關係以及全球化等等宏大主題。總的說來，跨文化傳播探討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個體的人和集合的人，乃至整個人類在各個層麵上所遭遇的矛盾、衝突和種種問題。所以跨文化傳播成為當今世界影響越來越大的一門“顯學”。但是“顯學”之顯，必然有它具體的時代需要、曆史必然和學科發展的內在邏輯。本章主要介紹跨文化傳播研究產生的背景。
人類任何學科的產生，都來源於人類社會自身的現實需要，跨文化傳播學也不例外。
人類跨文化傳播具有極為悠久的曆史，但美國是最早把跨文化傳播放到國家利益的戰略高度進行研究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是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策源地。一般認為，露絲·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和愛德華·霍爾的《無聲的語言》兩部著作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興起有著直接的影響。
一、本尼迪克特與《菊與刀》
美國學者露絲·本尼迪克特是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文化人類學中文化模式論學派創始人，也是心理人類學的重要人物。她1887年6月出生於紐約，1919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她師從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博厄斯研究文化人類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之後留校任教，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1948年病逝。代表作有《菊與刀》（亦譯為《菊花與軍刀》）、《文化模式》等。
露絲·本尼迪克特和她的老師博厄斯一樣，對人種學、遺傳學與文化間關係充滿興趣。本尼迪克特同心理分析學家合作，最早把通常用於個人的心理學分析概念和心理學概念應用到集體文化研究上。她的“文化模式”理論認為，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類可能產生的行為範疇隻能有一小部分得到發揮或受到重視。因此，她反對過分偏重對文化的個性分析，主張人們應根據文化產生的曆史淵源來評價文化現象。她認為，考察群體的行為方式的特殊性與思維方式的特殊性的聯係，並把二者作為一個整體結構進行研究，這是文化研究的突破口。在她看來，文化行為雖然是地域性的，人的所作所為千差萬別，但無論什麼孤立行為彼此間都有某種內在聯係。而比較文化研究可以使人們注意到那些自己無法理解的事。作者的《文化模式》的核心理念就是“當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東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時，它們對一個民族未來的影響遠比外交家們簽署的條約的影響大得多”。本尼迪克特還著有《種族：科學與政治》、《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話學》等，她在人類學研究的成果對後代有很大影響。但她的研究也直接切入社會現實，同樣引起巨大反響，這就是她的“命題作文”《菊與刀》。
《菊與刀》一書本是受戰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委托的有關日本大和民族性格個性研究的絕密報告。
戰後，由於美國政府對日政策以及日本整個局勢的發展情況與該研究報告的主旨一致，於是作者就在原報告的基礎上加寫了前後兩章。概述了研究方法、課題及日本投降後的情況，並於1946年公開出版。
全書共十三章，分別是日本、戰爭中的日本人、各就其位、明治維新、曆史和社會的負恩者、報恩於萬一、報答最難承受、讓名聲清白、人情圈、德行的窘境、自我修養、兒童的獲知、投降日以來的日本人。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士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並不是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征日本人的性格悖論，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他們的軍隊受到徹底的訓練，卻又具有反抗性。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表明，作為一個民族，日本人的一生是一個“義務”係統結構，每種義務都規定著相應的行為方式。“恩”是自己接受的來自他人的義務係統，如來自天皇、雙親、師長等的義務；而所接受的這些“恩”成為支配日本人一生的義務行為，如忠天皇、孝父母、敬師長等。這些義務也是必須但隻能是部分償還的“債務”，其償還沒有時間上的限製。而日本人得到的別人的恩惠即“情義”必須償還，且償還有時間限製。據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日本兒童九歲前被賦予比西方兒童更多的自由，其後進入成人的義務世界，而兒童時期的記憶深藏其心中。她認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日本人的心理與西方人不同還有重要的一個層麵，即沒有西方人通常理解的“原罪”概念，心理中的問題來源於義務世界中義務互相衝突形成的困境，這種困境給人造成恥辱，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這種特征概括為“恥感文化”，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製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本尼迪克特還仔細研究了日本人洗澡、食物、性等，發現他們普遍追求世俗的快樂，她解釋說，由於缺乏“原罪感”，導致日本人有意識地享受人生快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急需製定戰後對德、日的政策。對於作為歐洲國家的德國，美國比較了解，政策也比較明確，即武裝占領，直接管製。而對於東方的日本，美國不太了解。與日本帝國長達四年的戰爭，使美國人對這個東方的敵人產生充分認識的急迫要求。日本人的“神風敢死隊”對天皇令人驚訝的忠誠，對對手的無比殘忍，與西方人截然不同。美軍高層認為，對日本人進行深入研究，了解他們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從而預測在一定情況下日本人可能的反應，製定美國的應對措施。比如許多日本士兵在寡不敵眾的絕境中殊死抵抗，而不束手就擒，這與西方的德國人，包括盟軍自己是不一樣的。美國軍方高層想知道，為迫使日本帝國投降要轟炸到何種程度。他們甚至想知道，日本人在麵對一顆或者多顆原子彈的轟炸時會投降嗎、戰後需要保留天皇製度嗎、用什麼方式對日本進行占領和管理更為有效等等。實際上突出的是兩個問題。第一，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是采用對付德國的辦法進攻日本本土，還是采取威懾手段？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甚至保存天皇？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美國政府動員各方麵的專家、學者研究日本。
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了這一項任務，即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特征，為美國軍事領導和美國政府對日決策提供政策依據和建議。
根據卡佛裏《露絲·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本尼迪克特戰爭期間曾經在美國戰爭情報辦公室國外民眾心理部工作過，並以人類學家一貫執著的實地考察工作而著名。但在戰爭狀態下研究作為敵對國的日本，她遇到不少困難。她不得不放棄以田野調查為主的民族誌研究方法，而是通過對為數不多的英文版關於日本文化、心理的文獻研究，對被繳獲的日本方麵的宣傳片、文娛性影片研究和小說的分析，並盡量多地采訪被囚禁的日本人，主要是戰前移居美國的日本人和日本戰俘對日本文化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