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兵業餘寫者出身的浩然，通過努力寫作成就了自我文學夢想，但整體說來，同時期的工農兵創作是政治成績大於文學意義的，許多當時寫下的業餘作品對社會主義文學沒有長足的推進作用，它所產生的文學作品，今天來看主要是一些文學材料，有文學的曆史意義，卻沒有文學的審美價值，但是，這個過程所實現的工農兵主人意識值得肯定。在這群業餘作家裏取得最高成就的浩然，以語言的鮮活與清新，生活的真切與質樸，敘事的本土化贏得眾多包括農民在內的讀者。作為新中國曆史主體中成長為作家的一員“大眾”，他的創作是為新中國大眾主體的農民服務的，書寫的作品也被“大眾”接受，作為這樣一個三位一體的作家，較為成功地實踐著工農兵方向的雙重含義，浩然的文學曆程承載著比知識分子寫作更明晰的政治意義。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包括浩然在內的工農兵創作即使作品的藝術水平有限，但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實踐著重構新中國國民精神的努力。對於新中國，“五四”以來文學描繪的農民精神必遭否定，新時代需要新的人民精神，這既符合國家意識形態需要，也回應了新中國從上至下的意願。工農兵寫作的意義在於重塑新國家的主體人自我精神。1949年，“人民文學”取代了“人的文學”，重塑國民精神成了“人民文學”最核心的任務。在“工農兵方向”輾轉中的知識分子，努力調整寫作理念，力爭達到新文藝的要求。而工農兵創作提供的寫作意義，在今天看來，不在於具體內容和能達到的藝術水平，而是一種不同於知識分子寫作，能從自我精神入手、非想象性的自我形象塑造的實踐意義。寫作的意義不再是單純的“審美性”，而在於建構主體階級精神的合法性。早在1944年毛澤東給中共中央黨校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就鄭重地指出：“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曆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複了曆史的麵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麵，所以值得慶賀。”文學在新中國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文學，在新的曆史時代，工人和農民上升為曆史主體，成為了新的文藝的主人公。浩然本人的文學經曆和文學創作既是這一方向的結果，也是為數不多的成果。不管新中國政策導向下形成的工農兵創作水平得失如何，做出工農兵方向選擇的初衷是依據當時的政治、經濟、曆史條件，文學畢竟不是高高在上的、少數人才能享有的東西，工農兵創作的意義也在此，不過是複雜的曆史、政治原因使得這一初衷沿著曆史的車輪一路走得歪歪斜斜罷了。所以，對於浩然這樣一路堅持踐行工農兵創作理念、“三位一體”的作家的意義，我們更應重視。
第三章 第一節“工農兵方向”視野下的浩然（3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