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知識分子作家要成為新的文藝創作者，新中國文藝工農兵方向真正內含的期待是工農兵自己作為文藝創作的主體人，無產階級文學一直主要由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作家充當代言人，這不是意識形態所設定的狀態，提高工農兵群眾文化水平，由工農兵自己寫自己才是這一方向的最終期待。可以這樣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僅解決了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而且明確指出，新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麼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文學創作逐漸形成專業作家和工農兵群眾作者並立的局麵。由於工農兵群眾寫作受製於藝術水平，在文學史上常被人忽略，在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提起他們的寫作。建國初期，全國開展大規模的掃盲運動，組織各類群眾業餘文藝活動，工農兵群眾開始進行各種形式的文學寫作，逐漸湧現出較為突出的群眾文藝創作者。由於群眾創作的政治性意義，全國各地、各級黨政機關把開展工農兵業餘文藝活動作為一項政策全力落實，在農村、工廠、部隊組建群眾文藝創作小組、業餘文藝團體。僅以全中國一個省的一個小縣城為例，四川省新繁縣在1959年一年以內就設立陳列館14個，展出群眾文學創作的成果：詩歌13萬首，散文34篇，劇本199個，曲藝節目33篇。以此逐層統計，全國在這期間的工農兵群眾寫作數量是難以估量的。這期間，全國文藝刊物大量發表工農兵作品，從最初的為數不多，到50年代中期，《火花》、《新港》、《星火》等刊物以“工農兵業餘創作”欄目命名，大量發表作品，並逐漸產生有影響力的工農兵作家，如胡萬春、王國儒、唐克新、孫友田、福庚、劉藝亭、馮金堂等等。1965年，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揚在大會上做了《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長篇講話，總結並推進工農兵創作。整體而言，這期間發表的工農兵作品，主要以歌唱新生活、抒寫社會主義生產建設為主。作品內容較為單一，形式卻很多樣，以小說、詩歌、散文為主，民間曲藝、地方戲、唱詞等形式紛呈。作品大多短小，方便工農兵群眾寫作和閱讀；配合政策，及時反映生產、政治鬥爭。除個人寫作外，還有創作組的集體創作。由於寫作者文化水平低，普遍以人物對話構成情節，寫作粗糙，不會剪裁構思，結構比例失調。姑且不論工農兵群眾創作能達到的藝術水平問題，工農兵自我創作在新曆史時期的踐行，本身就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和知識分子作家寫作共同實踐著新中國的文藝方向。
二、工農兵創作與浩然的意義
浩然在工農兵寫作大潮裏，於1954年發表了第一篇《姐姐進步了》的習作後，“執迷不悟”地走上了文學道路。
浩然最初的文藝試手是1949年在一次區公所群眾文藝活動中編寫小戲《小兩口唱國慶》，觀眾的歡迎觸動了浩然對文學最初的喜愛。新中國成立初期，扶植工農兵創作的工作很快鋪開到浩然的所在地。河北省青年團委宣傳部通知，根據青年組織蓬勃發展的需要，縣團委決定辦一張八開的《河北青年報》，以反映各級團組織的工作情況，報上的文章形式要短小活潑、多種多樣。通知要求每位青年團的幹部都要積極給報紙寫稿子，反映情況，發稿積極的人將被聘為《河北青年報》通訊員。這個通知對浩然意義非同小可，受有報刊工作經曆的唐力啟發，他第一次了解到報刊的產生以及運作過程，同時萌發了寫小說的念頭。這股念頭就像鼓風燒油一樣，助長了浩然動筆寫小說的勢頭。浩然第一次認真構思並投寄出他的那篇說不出何種題材的稿子，在苦苦期待中得到報社編輯部帶有鼓勵性質的退稿信。編輯建議他要提高文化知識，掌握規範文字，學會使用標點符號，同時從身邊熟悉的真人真事寫起，先寫小通訊、小故事。這是當時文學編輯給大部分業餘愛好者的指導。浩然認真對待編輯的意見，去業餘學校從基礎語法、標點學起，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生涯。萬事開頭難，浩然從識字不多成為文學寫作者，執著地用一百多篇退稿換來了第一篇1000字的小文發表。此後，《河北青年報》、《河北日報》、《河北農村》等報刊開始不斷出現浩然反映農村新生活的小故事。在團地委培訓時，浩然偶然結識了《中國青年報》記者唐飛虎，從他那兒得到係統學習文學理論的建議，又在河北文聯同誌那裏第一次得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馬克思列寧論文藝》等理論知識。對於一個業餘文學愛好者，這些都是重要的藝術啟迪。浩然係統地自學了中國文學史、中國曆史，大量補充文學知識，不斷提升創作水平。1954年，浩然的兩篇寫農村新生活的文章《兩千塊新磚》、《探望》在《河北日報》副刊發表後，引起社會重視，被破格選拔到日報當了新聞記者。一個農民的後代，從此告別土地，借著新中國工農兵創作方向的大潮，坐上了駛向文學彼岸的一條不可缺少的渡船。幾經努力，浩然憑借《喜鵲登枝》第一次在全國大型文學刊物《北京文藝》上嶄露頭角，從眾多的當地文學寫作者中脫穎而出。接下來，浩然的新作連連發表在大型文學期刊上。1959年，在第二本短篇小說集出版之際，鑒於在文學界和讀者中已有一定的影響力，浩然光榮地被吸收進中國作家協會，至此成為一名專業文學作家。浩然從業餘寫作者成為日後“金光大道”路途上的專業作家，“工農兵方向”文藝政策的實施確實給了他機遇。正如浩然所說：“像我這樣一個隻讀過三年半小學，身居僻野山村，連‘作家’這種名稱都不曾聽說過的農民子孫，能夠愛上寫作，能夠搞起寫作，並以它為終身職業，若不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窮苦人搞革命，政治上得以解放，經濟上鬧翻身，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正如我常說，連做夢都沒有想到過當作家！”這番話道出了新中國文藝工農兵方向在培養工農兵自我創作上所做的切實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