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浩然現象與底層文學的回望
在如今文學價值多元的時代，工農兵文學從主要且唯一的至尊地位迅速滑到文學邊緣。自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是眾多作家終其一生為之努力的方向，而當今社會結構的改變使工農兵階層發生改變。當代社會中工農兵的身份區分是個複雜的問題，曆史像是給我們開了一個巨大玩笑，工農兵寫作在20世紀70年代末之後陡然消失了，然而更值得我們思索的是在“工農兵”這個概念漸行漸遠的今天，“底層寫作”對浩然現象的反觀性意義。這兩種不同文學時期出現的同為基層寫作者書寫的文學形態，在不同意識形態和表達訴求中，“底層文學”對浩然以及“工農兵創作”有何啟示性意義呢？
一、有關“底層寫作”的話題
“工農兵創作”和“底層寫作”是分別出現在當代兩個不同現代化進程時期中的文學形態。它們有著各自的意識形態預設與基本訴求。思考“底層寫作”與“工農兵創作”之間的相異與關聯，對於我們認識十七年文學中的工農兵以及浩然的創作是有啟發作用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生活在田間、工廠、部隊的國家主人——工農兵在國家意識形態的指引下，拿起筆，利用業餘時間進行文學寫作。從文學為工農兵服務到號召工農兵自我創作，都體現著國家政治利益對文學的操控。在中國社會發展數十年後的今天，同為國家人民概念的工人、農民在當下社會突飛猛進之時，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似乎沒有工農兵文學世界裏預期的那樣美好和富足。在中國經濟巨大發展的年代裏，身處農村、工廠的工農群體麵對他們的生存困境自發地拿起筆，開始為他們的內心情感、生存體驗奮筆疾書，這就是早在80年代產生的底層寫作。何謂“底層寫作”？首先來了解什麼是“底層”。當中國啟開市場經濟大門後，大量農民流入城市尋求生存發展，而城市經濟結構改革讓部分工人也下崗，加入生存競爭行列。在社會學家陸學藝的《當代中國階層研究報告》中，根據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占有程度把“底層”歸結為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者，底層也就是在經濟、社會地位上均處於弱勢的群體。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引發了社會結構變化，所謂的工農兵概念在當今社會變得異常模糊，經濟分化使人們的身份時刻處於變動中，難以再用明確的政治學概念稱謂涵蓋人的身份，市場經濟完全打亂了之前的階層結構，在以知識型精英為主的當今社會，也不能籠統地把“工農兵”劃為社會底層群體。依照王曉華在《當代文學如何表述底層？——從底層寫作的立場之爭說起》裏的提法，我們可以從三方麵界定底層的含義：首先是從政治學角度，處於權力最下端，難以依靠尚不完善的體製保護自我利益的群體；再是從經濟層麵，缺乏生活物資，隻能維持最低生存的群體；然後是在文化層麵，既無充分話語權，又缺乏自我完整表達能力的群體。底層寫作即是處於底層地位的人的自我表述。大致說來，我們把底層文學分為“底層寫”和“寫底層”。“底層寫”是指生活在底層地位，如打工在外的農民、下崗工人、鄉村基層農民所創作的文學。“寫底層”主要是指知識文人針對這些底層生存群體的文學書寫。此處我們考察的對象僅指沒有受係統文化教育或文化層次不高的工人、農民為生存而創作的文學，他們書寫的對象是自己，包括城市裏的農民工、下崗工人或鄉村基層農民。在這個層麵上，將浩然在十七年文學時期的工農兵創作形態與之相比，方可折射出些許問題。
“底層寫”也被人稱為“打工文學”、“農民工文學”。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深入，八九十年代產生了以打工者身份進行創作的文學現象。不同於十七年文學世界裏作家們對工農兵形象的輝煌描寫，“底層寫”的作者們是借著文學痛訴出他們的生存困境。“感於哀樂，源於事發。”打工文學的文字充滿了生存的漂泊不定、屈從與掙紮感。在經曆時代變革、背井離鄉的苦痛後，他們自發地拿起筆，頗有深度地書寫狹小的工棚、悶熱的車間以及無處容身的農民工內心的痛苦與奮鬥，針砭社會不公帶給他們的痛苦。這群創作者主要集中在中國沿海經濟開發區，城市的興盛吸引數億農村打工者懷著對城市的美好期待，前仆後繼地來到城市求生，他們渴望在空間和心理、行為上縮小與城市的距離，但是城市帶給他們的隔膜與痛苦遠遠超過他們對美好的期待。曾經被政治意識形態肯定的國家主人公在此時承受著與現實嚴重錯位的痛苦，相比在鄉務農，他們遭遇著另一種特殊的心傷——壓抑、屈辱、迷茫、漂泊、墮落與自立的掙紮感等等。當人生悲憤感產生的時候，當日複一日“白天是機器人，晚上是木頭人”的打工生存狀態持續的時候，這群生活在底層的打工者開始“我手寫我心”。文學寫作給他們敞開一條宣泄苦楚的渠道，成為他們心靈掙紮的寄托。最早的打工寫作產生於80年代初深圳蛇口工業區的一首“打工歌謠”：“一早起床，兩腳起飛，三洋打工，四海為家，五點下班，六步眩暈，七滴眼淚，八把鼻涕，九(久)坐下去，十(實)會死亡。”很快，艱辛、單調生活的打工群體認同了貼近自我生活的文學宣泄方式，不少受過基礎教育的打工者利用閑暇時間，困縮在狹小的屋子裏，一筆一畫寫出自己的情感，他們的文字很快得到本群體的喜愛。最早的打工文學刊物《大鵬灣》於1988年在深圳寶安創刊。隨著打工文學的風行，《佛山文藝》、《南方文學》、《外來工》、《江門文藝》等一批打工文學刊物應運而生。不少企業內部也辦起了打工者自己的文學刊物。隨著數十年打工文學者頑強的探索與堅定的寫作信念，到現在，打工文學已被主流文學期刊認可。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主流刊物如《人民文學》、《小說選刊》、《作品》、《天涯》、《中國作家》、《小說界》、《北京文學》、《作品與爭鳴》、《青年文學》、《星星詩刊》、《廣州文藝》、《花城》、《特區文學》不斷發表他們的作品，並且逐漸形成一批“底層寫”作家群，如王十月、周崇賢、羅德遠、鄭小瓊、柳冬嫵、張偉明、謝湘南等。他們的創作深受打工群體的喜愛。這些作品將處於底層的人的生活情態真切地展現出來。“農民問題/子女上學問題/父母下葬問題/蓋房穿衣問題/養豬養雞問題//農民問題/怎麼不做農民問題/怎麼做回農民問題/農民問題/我的問題。”(謝湘南《農民問題》)這首平淡無奇的詩歌背後體現的是出門打工的農民工漂泊無依的生存困境和心靈的尷尬處境。“底層寫”的作品幾乎都有如下三個鮮明主題。首先是逃離與回歸，在對城市的期待下逃離鄉村，而後失落於城市後，回歸鄉土。麵對城市，最初的美好幻想破滅，大部分底層寫作者流露出卑微、疼痛、羞辱、孤獨與迷惘。林堅代表作《別人的城市》中的段誌在城市的打工生活裏是個弱者，離自己的理想生活遙遙無期，對現狀不滿，總感覺在別人的城市裏，後因返回家鄉同樣無所適從，唯有再次回到這座別人的城市。當然也有麵對城市采取完全認同的態度，安子的《青春驛站》展現了都市尋夢、實現自我價值的喜悅與成功感。其次是身份認同問題。身份的尷尬是“底層寫”作者突出的問題，打工者在城市的邊緣地位使他們找不到主體意識感，甚至如同喪家犬，屈辱地被追趕在城市的街道上。暫住證是他們得以入住城市的實體資格，但即使是一張暫住證，也會逼得無錢辦證的打工者驚慌失措。可想而知，他們要想從內心入駐城市，談何容易。一個個打工者努力為城市建設添磚加瓦，可城市很難給他們提供一寸心靈的入住地。“走出鄉村，卻走不進城市”，黃秀萍的《這裏沒有港灣》告訴打工者，對於城市，你們隻不過是過客，猶如風浪中漂泊的一葉孤舟，找不到停泊的港灣。第三是生存與性的苦悶。向城求生，城市的生存相比鄉村是更大的艱辛，處於底層的打工者從事著城市人最不屑的工作，這群四處流動的人承擔著城市裏的髒活、累活、危險活，吃穿均是最廉價的東西。《我們的INT》、《加班加點的夜》裏充斥著大工業緊張流水線生產帶給打工者的非人痛苦，當意外造成身體傷害時，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是時有之事，這樣的疼痛不僅是身體上的，還有精神上無法治愈的挫傷，不知不覺染上的職業病，用殘弱的身軀、無奈的青春換來的鈔票也僅能維持生存。除了金錢，還有性的苦悶，底層人在都市不僅受到生存威脅，甚至基本的人性本能都被剝奪了。王十月的《出租屋裏的磨刀聲》超越對打工者低劣居住困境的痛訴，用尖銳的筆鋒直指底層人們的基本本能也被泯滅了。小說中主人公天右在出租屋老是聽見隔壁的磨刀聲，這磨刀聲折磨得他無法入睡，無法安穩工作，甚至無法與女友做愛，逐漸成為折磨他靈魂的聲音。更多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打工者，女人不得已淪落為歌舞廳小姐，靠出賣姿色、靈魂謀生，男人也有在性壓抑中走上犯罪道路的。底層寫作者筆下的生活充滿無奈，但也有精彩的自強不息的個人奮鬥與艱辛改變命運的故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夾縫中生存的狀態激起了底層人主體意識的崛起和對自我超越的追求，這是長久以來中國農民缺少的狀態。羅德遠的一首《我們是打工者》昭示了中國農民的新姿態：“我們是鐵骨錚錚的漂泊者/高舉流浪的旗幟勇往直前/我們拒絕誘惑擁有思念/我們曾經沉淪我們又奮起/我們寂寞我們曾悲壯地呼喊/我們遭受歧視但我們決不拋棄自己/青春的流水線上/我們用筆用沉甸甸的責任/構築不朽的打工精神/通向我們幸福理想的家園。”當中國農民自發地選擇人生競爭的時候，新的農民人格產生了，麵對困苦的現實，他們不再是沉默的人。“底層寫”本身就是一個逐夢的過程，時代變化促發了底層人自發地歌我心聲，也為之提供了發表渠道，從非常規的員工內部刊物、電子傳媒渠道到紙質期刊、主流文學刊物的認可，“底層寫”存在的形式多種多樣，包括書信、日記、手抄報、廠報等。他們的文學最初重在言為心聲，打工者利用工廠板報發表小詩、短小散文，或借助工廠內部刊物的文藝副刊發表作品，而後，出眾的打工作者逐漸在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此外，“底層寫”作者利用電子傳媒時代網絡的自由，通過建立博客、打工文學網等形式，打破傳統文學發表渠道的有限性，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