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工農兵方向”視野與底層文學回望下的浩然 引言 第一節“工農兵方向”視野下的浩然
浩然45年文學生涯給中國當代文學史留下了獨特的文學樣本，在他貼合政治意識形態創作的背後，文本閱讀帶來的感受是認識浩然創作“與眾不同”的關鍵。在作品感受的基礎上，從整體文學思潮中進一步深入研究作家作品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浩然創作從頭到尾都深浸在當代文學的工農兵方向思潮中，本章將把浩然置身於工兵方向的框架中，問詢浩然創作的意義。隨著40年代延安文學時期確立了工農兵方向後，它成為新中國文學主要為之轉動的核心，浩然的創作能在當代文學成為經典之作，離不開工農兵方向的關涉。新時期，工農兵方向迅速褪去，而浩然在新時期始終堅持的工農兵文學信念與當下的底層文學遙相呼應。從新中國確立工農兵為國家主人到如今農民之社會處境的現狀，文學世界中浩然的意義值得重視。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確立了文藝有且隻有唯一正確的工農兵方向。事實上，在“文藝的工農兵方向”裏除了要求作家創作要“為工農兵服務”，還暗含著文藝大眾化要靠工農兵作為創作主體來開創。在1940年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就表述過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這裏隱含著不易察覺的問題，工農兵方向一直被理解為知識分子作家經由世界觀的改造，以工農兵的立場來表現工農兵，並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但事實上，除了經由知識分子為工農兵服務，提出工農兵方向最主要的期待還是實現經由工農兵之手，直接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學。1949年，隨著新中國政權的建立，工農群眾的文化普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在黨政文藝政治方向的明確倡導下，在各級黨政文藝組織以及文學刊物、出版物的推動下，工農兵業餘創作迅速發展。浩然就是在此背景下，從最初的工農兵業餘寫作者脫穎而出，並成為走上“金光大道”的專業文學創作者，浩然“成功”地演繹了工農兵方向的意義，留給我們評說工農兵創作的極好案例。
一、“工農兵方向”
文學為大眾服務的思想可追溯到近代梁啟超的“新民說”。“五四”新文學提出“平民文學”，開啟“為人生”的文學觀，把文學當做啟蒙工具，而啟蒙的對象正是廣大缺乏文化的大眾，雖然不可否認“五四”文學推動了中國思想的現代化進程，但是從文學啟蒙精神指向看，“五四”文學關注“大眾”，可文學始終與大眾相隔有距。無產階級文學意識形態興起之後，“革命文學”的迅速挺進，使“大眾”在新的意識形態崛起麵前，也使“五四”文學中啟蒙與被啟蒙雙方的地位發生轉變。之前指向不明的平民觀念很快被明確的工農大眾概念所取代。隨後，無產階級領導的延安文藝不斷通過政策、創作等實際形式強化工農兵概念，為工農兵文學方向打下了堅實基礎。
當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地提出了文學為工農兵服務，也將文學運動推到新階段。當解放區人民在政治、經濟地位發生根本轉變後，當中國人迎來幾千年前所未有的人民做主的時代，我們的文學必然要與新的曆史主體結合。延安文藝提出的新的文藝，即是人民的文藝，它要求文學必須按照工農的尺度來表現生活。長期以來，文學是少數人的精神享有品，群眾不會識文斷字阻礙文學進入更廣泛的人群。因此，以工農兵為創作主體的“工農兵方向”的提倡，是一個重要的曆史事件。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此方向後，文學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致說來，文藝從少數人範圍進入群眾廣場，從單一的印刷形式延伸到口頭、動作，從小說、詩歌擴大到街頭劇、秧歌劇、詩朗誦等等形式。在那個烈火紛飛的時代，知識分子首先要進行前所未有的改造，為實現文藝工農兵方向，作家們從立場、態度、工作對象直到精神世界都要全盤更新。毛澤東認為“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隻有在聯係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換句話說，這一時期開始的文藝要反映工農兵的心聲與情感，工農兵群眾不需要的文藝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如何轉變知識分子寫作，成為當時文學必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反複談及知識分子作家轉變的問題，他以自己的感受為例要求知識分子“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首先在感情上要轉變到工農兵大眾中，成為他們的一員。再次談到如何轉變作家，讓其文學服務於工農兵時，毛澤東認為深入工農兵實際鬥爭，不斷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實現知識分子文學創作觀轉變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