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浩然“變”與“不變”的啟示
曆經十七年文學到新時期文學，浩然在創作上順應時代而發生轉變，但在這個“變”中，某些基本“不變”的因素使他在新時期文學中與眾不同。正是這些“不變”使浩然小說呈現出有意味的複雜性。浩然的“變”或“不變”，其交織的複雜性給新時期文學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特殊的啟示。
一、堅守集體化道路的反思
對農村集體化道路的熱忱，似乎已成為浩然多年的信仰，從十七年到新時期改革，作家始終堅持集體化理念，這裏麵既有對毛澤東農業集體化思想的認可，也有作家對農村深入觀察後的體驗。雖然在文學裏，我們質疑集體化宣傳帶給農民生活改變的真實性，質疑這段曆史的合理性，但時過境遷，經曆“去政治化”、走過轟轟烈烈的經濟開放後，當我們再次問詢浩然創作時，浩然的這份堅守在當下的意義何在呢？
正因為曆史是人的選擇，不存在唯一正確的道路，每個人都依照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選擇著自己的曆史，整個曆史是按照所有人的合力選擇而成，所以每個人對曆史的真誠追求都是有價值的，但他們的選擇不能代表絕對的正確。曆史，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共同選擇。一個民族經曆的曆史，不能說絕對正確，但它是現實存在的，其他的選擇也未必比現存的現實差，因為現實性不是合理性。曆史是這樣，文學也是這樣的。文學不是給現實提供解決辦法的策劃書，它隻是抒發個人情感和思索的真誠之物。解讀文學，要透過作品，從作者內心顯示的力度和真誠度來感受。所以，我們在看待浩然堅守的毛澤東時代精神時，要有這樣的客觀性。倘若從政治經濟角度來講這段曆史，它有合理的必然性，解放之初，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合作化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農民渡過難關，生產有明顯起色。與現在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一樣，集體合作化隻是農村經濟發展道路的一種選擇，任何一種曆史道路都不是絕對正確的，都可以不斷反複、甚至對抗，正如我們曾經質疑過的農村合作化生產方式在當今重新顯現出它的合理性和優越性，單個家庭無力與整個市場經濟接軌，在解決溫飽問題後，合作化的經營方式才能帶給農民更大的經濟利益。所以，浩然在《蒼生》中描繪的“紅旗大隊”繁榮昌盛的集體化生產、生活美景並不全是作家理想情懷的抒發，他對農村的思考是有真知灼見的。90年代，河北石家莊外50公裏的周家莊集體經營模式就是一個證明。1983年，周家莊人民公社獨特地保留下原有的集體生產體製。雖更名為周家莊鄉，但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沒有變，並成立了鄉黨委、鄉人民政府和鄉農工商合作社。在全國普遍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的時候，周家莊用實踐證明集體經濟的可行性，並在農村經濟中顯示出更勝於個體經濟的巨大優越性。令人感慨的是，依靠集體經濟的實力和多年積累的經驗，集體經濟顯示出的優勢十分巨大：經過幾十年大規模的農田建設，全鄉農業生產條件大為改善，全鄉統一治理沙崗，利用農業科技改良土壤，集體統一規劃田地、樹林、公路、電路，發展水利化、機械化和電氣化，實現了田園化批量統一種植；並且實行“以工補農”，農業生產合作社利用工業企業注入的資金，購置了大量拖拉機、柴油機、電動機、收割機、播種機等機械工具，從春種到秋收，基本實現了農業機械化，減輕人力、物力的重複投入，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此外，還依靠集體科技研發能力，各生產隊對傳統農業、畜牧業等技術加以改進，發揮土地統一經營優勢，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建成無公害葡萄、優質種子田、出口鴨梨等大型專業化生產基地。由於實行專業分工，發揮規模效益，農作物產量和質量都提高了，經濟效益成倍增加。同時，周家莊人還陸續建起一批規模不等的社辦工業企業，不但解決本鄉供貨需求，還經受住了市場考驗，以優質的產品質量占領全國市場。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集體化周家莊保留下這樣的宗旨：“不讓一戶貧困，不讓一家後退，不讓一人掉隊，不讓一人受罪，團結互助勞動，共享幸福滋潤。”周家莊呈現的是一幅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興旺景象。村容整潔，綠樹成蔭，水泥路麵。全鄉統一施工，為每戶建立住宅樓。隨著集體經濟的發展，周家莊還有多項公共福利：對65歲以上的老人發放養老津貼；65歲以上、連續工作20年以上的農村幹部實行退休製，發放退休金；獨生子女的老人，發放養老津貼；社員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款由集體負擔；社員享受合作社免費供應的自來水；社員重病，集體給予補助。這些保障標準雖然還不高，但覆蓋麵廣，惠及眾人。周家莊還依靠集體的力量，實行義務教育，全鄉入學率、普及率均達到100％。此外，社員們組織了自己的文學會、體育協會等文化娛樂組織，集體還出資建文化中心站、燈光體育場、農民文化宮、圖書閱覽室等設施。在周家莊，我們看到的是黨風正、民風淳、家庭和睦、鄰裏互助。周家莊人均1萬多元的年收入或許不算很高，但由於是集體生產，各家不用花錢購置農業生產資料，分紅後基本上就是純收入。加之合作社福利多，農民的生活較之其他地方富裕不少。在這裏，大家共同勞動，共享成果。“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農村集體化經濟在這裏不是理想，而是現實的實踐。
所以，任何一個曆史道路都不是絕對正確的，都可以反複、對抗，甚至雜糅融合，現在的曆史就是交織的狀態。我們目前很難單從政治、經濟的角度答複一段曆史進程的對錯。回頭來看文學，我們說文學不是提供途經的參考書，它的魅力在於人與人之間的心靈共振與交流。作品反映的是作家的內心世界，代表著個人對世界的理解和感受。在浩然的文學生涯裏，他就是這樣去感受這個世界的，他喜歡美德化的人與世界，向往人際的單純、和諧，眷念集體化、大公無私的人群精神，作家始終從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係來看待世界。從這個層麵看浩然的文學，我們可以最大化地理解他筆下保持不變的集體化信仰不僅僅是作家對農村生產方式的個人理解，更是他以文學創作者的情感抒發著自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無論這種情懷深邃與否，他的真誠與堅守在如今爾虞我詐、過分看重經濟得失的現實生活裏都顯得分外可貴，他對美好人心的堅守多少使得某些形式紛呈、內質空乏的文學寫作顯得慚愧。聯係如今的底層寫作，當我們看到當下農民的生活及其精神狀態的時候，不能不感慨農村的改革道路是漫長而又艱辛的。曆史的相互交織使我們知道沒有一條絕對正確的道路，但不管途經何處，人與人之間的美善情感不可遺棄，作為一種人性，比諸向著更高生活水準追逐的原始驅動力，同樣分量沉沉。而浩然的文學帶給我們的就是這樣的反思與警醒。
作為人生情感的追求，我們理解浩然的文學，但是，我們看待作家、作品要深入肌理，不可以抽象地、理想化地對待世界和人事，要深入作品去看浩然創作中有沒有圍繞自我理想，故意忽視現實裏血淋淋的矛盾。在十七年文學裏，作家有過這樣的弊病；在新時期文學裏，置時代改革中的現實問題於不顧，同樣是對藝術的損傷。經過反思的浩然在新時期文學裏表現出獨特的一麵：迎著改革新風，他對新的意識形態表現出肯定，但麵對舊意識形態的全麵崩潰，他又體現出無限眷念，作品內在的矛盾性極有意味地展現出七八十年代新舊意識形態交替之際的複雜性。在經曆社會大變動後的新時期作家格局裏，浩然是獨特而孤獨的，在年齡以及創作理念上，他沒有“歸來一代”作家們劫後餘生的控訴與訴苦，較之新時期崛起的新生作家，他根深蒂固的曆史因襲又使他無法一開始就卷入思想解放的洪流，無拘無束地暢遊在新時代。眷念與不得不跟進的矛盾心態，造就了浩然在這一時期的獨特性。長篇小說《蒼生》是一個極好地體現了浩然問題的文本。主人公田保根的形象塑造生動地展現了作家的更新與眷念心態。這種有點新潮、浮浪的農民子弟是作家在十七年文學裏批駁的對象，但鬼靈精怪、思維活躍的保根卻成為浩然在新時期文學裏的理想給予人物，這種轉變顯示出作家的跟進。當表現這個人物獨闖人生、打破傳統農民守舊生活模式情節的時候，浩然有足夠的藝術本領使這個人物栩栩如生，但是，當浩然想賦予這個人物打敗腐敗幹部邱誌國，帶領田家莊走集體化道路的使命的時候，這個人物開始大段大段地思考和討論改革，說著某些理念化的套語，多少給人一種空泛的感覺，和之前個人闖蕩的情節相比，語言顯得冗長、浮泛，人物形象也有些概念化了。它的致命的藝術缺陷是，保根作為關鍵人物，對於田家莊的改革，卻始終是模糊的，他的反抗方式是利用他人找到邱誌國的罪狀，在遠處“指揮作戰”，對改革成功的紅旗大隊隻是投以羨慕的思考，遠沒有身體力行的能力，更多的是代表作者發出諸多感慨和肯定。與有聲有色開創自己人生道路的保根相比，這個背負集體化道路理想的保根顯得黯然乏力。尤其是當他拒絕女友陳耀華豐厚的物質生活誘惑的時候，他的回答多少有些不近人情，甚至不食人間煙火，按照改革初期青年人的躁動性情，保根應該是孫少平(《平凡的世界》)、門門(《雞窩窪人家》)、金狗(《浮躁》)這樣的“走出去”青年，但浩然讓保根出城闖蕩，最後返回，就是為了實現作者的理想堅守：努力創造集體共同富裕生活，為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永不放棄努力。我們尊重作家的創作理念，但從藝術上把握，一個藝術家要用真誠的心靈去感受人的痛苦，觸摸人的現實，不可為了某些理念忽略現實的深度，過分理念化的作品始終有損藝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