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浩然還身體力行地演繹文學大眾化工程，在新時期他繼續實踐著“毛澤東文藝思想”，他傾力親為的“文藝綠化”工程在變化了的時代裏更顯可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浩然一直堅持培養業餘農民作家，這份無私的奉獻無疑源於對文藝大眾化的堅持。本著“少說空話，多辦實事”的精神，他從北京到河北三河縣落戶，一邊從事文學創作，一邊利用自身具有的一定條件扶植、培養農民文學者。1990年，浩然抱著堅定的信念，在三河這片文學的貧瘠之地上創建了農村文學藝術聯合會，在“立足三河，輻射冀東，麵向全國”這一目標下，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實施“文藝綠化”工程。1991年，他創辦了《蒼生文學》，親自擔任主編，為廣大農村文藝愛好者提供一塊寫作園地。《蒼生文學》是迄今為止唯一的農民文學雜誌，專門發表農民作家生產勞動之餘的創作。由浩然耗費精力實施的綠化工程，從最初的二十多人，發展到一百六十多人，並於1995年成立廊坊市三河分會，浩然親任會長，其中38人被批準為作家協會會員，17人被吸收為中國大眾文學學會會員。在浩然的扶植和發掘下，現有專長從事小說創作的50人，其中寫稿在10萬字以上的有12人，此外，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的寫作者也日益增長。熟知建國後工農兵業餘作家培養的人更能體會浩然以個人力量扶植農民作家的堅韌和不易。隨著80年代初國家業餘作家培養體製的淡出，浩然的個人行為宛若誇父逐日般證實了他一生的文學大眾化追求。90年代，浩然費盡心血為扶植農民作家擠掉自己的創作時間。他對農民作者的培養，一方麵是用自己的寫作經驗給予指導，更難能可貴的是親自幫助修改、潤色，並根據作者的不同水平提出建議。對在文學上有出息的作者，他想盡辦法幫助出書。2001年，69歲的浩然曾為三河段甲嶺山區的71歲老農民季綱出書，從自己的稿費裏拿出3000元作為資助。諸如此類對農民文學愛好者的幫助數不勝數。對於這樣舍己為人的文學綠化工程，浩然自有道理。他說：“為什麼給農村建個文聯呢？因為農村需要文學藝術，農民需要自己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然而，近些年，文學藝術卻在有意無意中疏遠了農村，曾以為工農兵服務為榮的藝術家們，有些呆在大樓上不下來了，有的由於一心向錢看而忙著走穴撈外快。那些在小圈子裏‘熱熱鬧鬧’的貴族式文學，農民不敢也不不願意買他們的賬。有些所謂‘作家’對農村、農民無知到驚人的程度，他們不是無中生有地憑空瞎想，就是扒墳掘墓地尋找古怪素材寫出小說，拍成電影。與此相應的，是文藝界的一些領導者，有的報刊出版社，對待工農業餘作者和工農中間的文學青年的極度冷漠。八十年代文藝界表麵上熱熱鬧鬧，實際上多數地方冷冷清清，農村的精神文明建設如果搞不好，國家的精神文明大廈就是脆弱的、不牢固的。文藝作者是建設精神文明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隊伍。而在工農中成長起來、同時生活在工農中間的作者們則是這支隊伍的重要力量。”這些見解似乎有些偏激，但不乏真知灼見，尤其是浩然對作家不再深入農民搞創作的擔憂不無道理。在新時期重提培養農民作家、創作農民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的話題，意義不凡。在泥沙俱下的經濟時代，浩然對文學大眾化的執著帶給我們的思索是顯而易見的，當文學再次束之高閣、遠離最廣泛農民大眾的時候，這個時代的文學也就不再完整。
浩然對農民大眾文藝的執著和情感值得尊重，但他在主流意識形態下單一的視角、局限的農民本位主義也值得我們思考。80年代的浩然作品有長足的改善，但在諸多變化中作家辨別是非的尺度始終是善惡、孝逆、貪廉等傳統倫理道德觀，這種認識的局限，我認為是作家創作乃至生活中過分的“農民化”所致。不同於其他作家與農民的“隔”，浩然與農民是充分的“化”，在切身感受農民文化、精神世界的時候，還缺乏“走出來”的警醒。“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倘若浩然僅停留在堅持深入農民之中，而不能跳出農民圈看農民，便始終無法上升到民族與時代的高度。以農民生存述說為例，浩然小說裏始終有一層輕喜劇色彩，給農民生活以暖情之餘，卻淡化了對農民文化性格的深入審視，而在正視鄉村苦難，從生存角度展示中國農民的苦難，深刻反映農民的現實問題以及生存苦難帶來的人性扭曲等問題上，浩然希望給以樂觀、善良結局的“入化”創作思想難免引出缺乏現實力度的局限。正是這份感同身受造就了浩然與農民文學的“不隔”，也是這種“不隔”限製了作家上升到時代憂患的高度。今天的文學，不少作家對農民並無切膚之感的了解，以至於在虛構想象裏造成掩蓋現實、懸空高蹈。浩然引發的“寫農民”和“為農民寫”，以及如何將大眾文學落到實處的問題，都需要我們不斷總結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