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保根這個人物形象相比，路遙在《平凡的世界》裏塑造的青年闖蕩者孫少平的形象，值得我們重視。和保根一樣，孫少平也是一個不甘心農村落後的青年，他的出走和保根類似，動機都不在於金錢或榮譽，而是反抗農村人命運的局限性。順著孫少平的性格發展，我們在路遙筆下感受到的是這個人物堅實的人生力量和青春激情。同樣是出走，孫少平更多為著人生價值精神追逐。作為一名受過現代文化教育的農村知識青年，他渴望打破農村局限，追求更高的人生精神境界，並一直腳踏實地地行走著。首先，孫少平麵臨的是窮苦帶來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他戰勝自卑，坦然靠知識獲得個人自尊。在黃原攬工的日子，因為對城市文明的向往，他主動選擇饑寒、勞累作為自己找尋價值的基本考驗，當為求生存輾轉在社會底層時，孫少平逐漸超越物質層麵，由苦難激發出堅忍的意誌，進入人格自我磨礪的精神層麵。礦場的井下生活，徹底讓孫少平找到自我的人生意義，自給、自足、善待自己和他人、承擔生命的苦難、把握人生的幸福，使孫少平青春激情的追尋走進成熟人生閱曆的回歸。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生活在社會改革之初的、不滿農村命運、不斷奮鬥、飽受艱辛的真實生命個體。從挨餓的學生時代到黃原攬工的艱苦磨礪再到礦山的井下生活，孫少平不辭艱辛，為的是不斷挑戰人生、實現自我。他雖沒有清晰的人生藍圖，但打破傳統生活方式，尋找自我價值和對待苦難的堅韌，較之浩然筆下田保根身上帶有的輕喜劇色彩，更能體現路遙藝術思考的深邃和對現實生活的觸及力。孫少平的性格設置符合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他就是我們身邊共同呼吸著的人物，從當時小說發表引發的社會關注、掀起的青年人共鳴，到至今讀者閱讀後的唏噓不已，充分說明小說觸及了社會真相，作家以真切的感受說出了自己對現實的思考。從80年代何士光《鄉場上》的受壓者馮幺爸的一聲呐喊，張一弓《黑娃照相》裏黑娃在相機前的自信，到《平凡的世界》裏孫少平明確的自我價值追尋，不斷體現出新時期文學裏農民子弟開始主動走出鄉村傳統文化束縛，滋生了強烈的個性意識，以個人奮鬥的形式，試圖改變傳統落後的命運。對於這種真實的需求，路遙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思考，作家停留在單一的道德美善上否定這種奮鬥，而是真實地抓住曆史變動，寫出曆史發展與道德衝突中，奮發者的苦楚與堅實、躁動與迷惑。相比而言，浩然依然停留在自我理想化創作中，對人物的設計擺脫不了對個人理念的鋪演。理念化的表達使田保根性格不大統一，前後就像油和水，始終沒能完全融合，人物藝術形象受到損傷。為理想而執著寫作，不可避免地讓浩然小說失去了與現實真實觸碰的機會，在80年代新舊意識形態交替之際，浩然不乏獨特地真誠保留了“去政治化”時代後，對集體化道路、人際美善的向往與執著，這種保留個人曆史思考、又不得不與時俱進的矛盾心態，在浩然文本裏留下了“與眾不同”的筆跡。我們既尊重作家的真誠思考，看到這份眷念對當下農村建設的意義，也看到這種矛盾心態對藝術造成的損傷。評價浩然的集體化眷戀，最終還是要用文學感受說話。
二、“大眾化”與“農民化”文學的啟示
提到大眾化文學，浩然顯然是一個值得說道的作家。在中國這個曆史悠久，農民占多數的農業國家裏，農民自身的文學始終是以邊緣形態存在的。考察浩然作為當代農民作家對文學大眾化、農民化的推進和啟示，首先要勾連出浩然在現當代農民文學創作中的前後鏈條，並在這個曆史鏈條的演變中，找到浩然的意義及其啟示。
新文學與農民的關係，有一個較長的發生、發展的鏈條。新文學在20世紀20年代誕生後，重新審視以往文學與社會大眾疏離的狀態，提出“人的文學”、“平民文學”，並從魯迅開始把筆觸伸進中國農民的精神生活世界，開始了新文學對農民的關注，但整個二三十年代的鄉土文學，不論是左翼無產階級作家筆下的農民革命世界還是京派作家筆下的田園牧歌生活，農民和文人知識分子始終是相隔的、互不牽連的個體。實際上，新文學作家不乏把農民作為自己的描寫對象，也真誠地想表現與農民的情感溝通，但在稱之為“鄉土文學”的作品裏，作家的身份很有特點，他們普遍是鄉村遊子的身份，少時出身農家，與鄉村結緣，但當他們敘述時，已經脫離鄉土，成為城市知識分子的一員，他們與鄉村若即若離、似牽連又斷裂的關係，很難讓這群作家真正深入農民生活，反而常以“啟蒙”的角色看待中國農民的滯後性。他們雖然對鄉村投以關注之情，敘事語言、小說結構、情節設置等卻與農民的閱讀習慣相去甚遠。在中國文學裏，農民和他們所屬的文化一直處於貧困、落後境地，由於經濟、知識的匱乏，農民沒有能力對自我進行敘述，隻有少數走出鄉村後接受現代知識教育的人有可能突破這種局限，但當置身在外的鄉村遊子自覺接受都市文化後，他們很快便認同城市文化，不自覺地在創作姿態上加入對鄉村落後性的批判。然而，進入城市生活後的他們又陷入內心的自卑和對鄉村的懷念，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漂浮心態很難讓早期的鄉土作家真正體驗到農民的生活世界。促使新文學與農民描寫進入改變狀態的是40年代開始的解放區文學時期，中國曆史的質變讓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發生了置換，農民文化不再是知識分子“啟蒙”的對象，城市知識分子成為被農村文化“改造”的對象。從40年代到新中國十七年文學時期，“鄉土文學”很快被新的文化意識形態置換為“農民文學”，不管怎麼稱呼以農村為敘述對象的文學形態，新中國文學與農民的關係發生了質變，以僑居異地、心懷鄉土情懷進行鄉村寫作的“鄉土”文學被實實在在地將農民作為文學服務對象的“農村”文學所取代。這一變化最核心的是把農民從“被啟蒙”置換為“被服務”，農民成為文學真正的服務對象。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提倡的“為工農兵服務”以政治條文的形式固化了農民文學地位。受新氣象、新天地的鼓舞，廣大知識分子真誠地投入自我改造運動，同時農民知識分子發揮優勢，開創出了不同於“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文學形態。對農民生活和農民形式的關注，使趙樹理等在內的解放區作家不同程度地獲得敘述農民文學的新視角，很快趙樹理為農民文學做出的努力成為了方向。新中國成立後，周揚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藝》報告中，正式要求作家以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創作，確定了工農兵文藝方向。五六十年代出台了一係列傾向農民大眾審美的文學政策，包括培養工農兵業餘作家，從農民自己的隊伍中培養作家，充足地體現了新中國在文學方麵對農民的重視。浩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寫農民、為農民”的宗旨承上啟下地實踐著以農民為服務對象的文學創作。浩然給我們的大眾化、農民化文學的啟示，不僅是他的文學形式，還有他的文學立場。回顧新文學曆程，自20年代始，關注農民、願以農民為述說對象的作家不少，但很難看到自主自真的鄉村麵貌及其農民形象，也很少有作家能堅持到底，終其一生為農民述說。雖然浩然在十七年的農村小說創作中有難以彌合的縫隙，主體精神的高度政治化使其為農民代言的宗旨未能盡顯本真，但他血脈裏為農民寫作的立場始終不變，他植根農村的根基一直不變，從行文到為人，浩然都是地道的“農民”作家。在日益更新的新時期文學裏，政治意識形態祛魅使文學形態更為自由活潑，眾多作家再次把眼光投向新時期的鄉村。從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到先鋒文學都有作家把農民和鄉村作為書寫、傳達思想的載體，形式各異的鄉村表述背後，作家立場也很難一以概之。一句話，不論何種文學思潮帶來的鄉土關注，其本身的著眼點並不在農民本身。反思文學表達對政治錯誤的控訴，尋根文學反思和追尋中國傳統文化，先鋒文學問詢文學形式，直到“現實主義”回潮，劉醒龍、閻連科等作家重新回到底層農村，以關注農民生存現狀和對現代社會異化的批判，傳達對農業文明的祭奠。整體來說，在新文學與農民的關係這一鏈條中，不論十七年或是新時期文學時期，浩然始終是以有別於知識分子的身份和立場來觀看農民的。按照知識構成劃分，大部分現代作家是接受主流精英文化成長的，他們在看待中國農民群體時的姿態與自身身份總是有些錯位，而浩然的別具一格就在於他的姿態與身份基本保持一致，在浩然筆下我們很少見被啟蒙的農民形象，他與作品中的農民人物幾乎是對等視角，即使是在80年代反思農民劣根精神的小說裏，他的批判也包含對農民的溫情與理解。浩然與諸如高曉聲等作家不同，他“寫農民、為農民”是因為“愛農民”，熟知農民的喜怒哀樂與所知所想，努力以“局內人”的眼光關注他們。在新文學與農民的關係這一鏈條中，浩然是不多的自覺將文學作為農民的代言工具的作家之一，他的創作立場本身對文學大眾化就是一個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