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中學時代起就對宗教感興趣，但僅限於各種宗教的教義和其中的哲學思想，對宗教形式和宗教人物並無興趣，對沾有政治色彩的宗教人物，則是毫無興趣，甚至反感。之所以決定去MacLeo Ganji ，是因為送我《孤獨星球》的那個網友把這個地方列為她印度之行中最喜歡的三個地方之一，所以我要去試試自己的好奇心。
清早，在藍妹妹的安排下，我們搭乘一種最簡陋的叫“Local Bus”的公車向北行進。
這是一段漫長而枯燥的旅途，沿途稀稀拉拉的莊稼、土灰色的樹葉和簡陋的房屋讓人想起電影裏六七十年代的中國。道路上蓋滿了灰塵和垃圾，隨著駛過的車輪放肆地飛揚。農夫們大都赤著腳，女人的服飾依舊斑斕絢麗，但顯得毫無生氣。生活的枯燥、坎坷和精神上的閉塞，清晰地寫在他們的臉上。
藍妹妹是個安靜的遊伴，她用一塊大頭巾把上半身捂得嚴嚴實實，戴著耳機閉目養神，常常是個把小時在頭巾裏悄然無聲，然後突然來一句：
“我們已經走了60公裏了。”
“你怎麼知道？”
“把剛才經過的那個路標上的公裏數減去我們出發時的公裏數就知道了。”
“哦！”
過了一個小時，藍妹妹又在頭巾裏麵冒出一句：
“剛才那個小鎮就是我們原計劃轉車的地方。”
“OK。” 我都弄不清楚她在說什麼，攻略是她做的，路程是她排的。
傍晚，汽車顛簸地駛入山區，發動機艱難地吼叫著，司機把方向盤打得滴溜溜亂轉，汽車畫著“之”字在盤山路上飛馳。
當我耳機裏的汪峰反複了N遍之後，藍妹妹又開始發話：
“上海拔了，現在至少有2000米。”
我看看手腕上的登山表，真準，海拔2400米！
未幾，藍妹妹再次發出垂簾聽政式的聲音：
“進入藏區了，我聞到剛上車的人身上有酥油茶的味道。”
“你確信？” 我的鼻子基本是個頗具海拔的擺設。
“確信！我在西藏生活過兩年。”
拜托！藍妹妹！你就不要再進行才藝表演了好不好？跟你一起行走怎麼讓我這老江湖感覺像是個背包初哥兒？
轉過一個山峰，一輪西下的紅日從群山裏躍然而出。刹那，一股溫暖湧入心田，那是一種摯友的感覺、懷抱的感覺。
太陽是攝影師的好朋友。多少次，為了捕捉它初醒時迷離的金光，我們起得比公雞早；多少次，為了追逐它沉落後的紫霞，我們睡得比母雞晚。我們熟悉它的秉性就像熟悉自己的兄弟；我們煩惱它的無常就像煩惱一個寵壞了的情人。
此刻，當它突然出現在漫漫長路之時，送來的是一種家的溫馨，暖暖的、柔柔的、靜靜的，驅走了車馬形勞，安撫著我繼續走向天涯海角。
到達目的地已是晚上八點，夜色無邊，人困馬乏。找好客棧，草草吃了飯，疲倦地睡去，一夜無話。
第二天，約了藍妹妹一起吃早飯，初陽裏的山城依然藍調，參天古樹下的露天涼台，空氣清冽，略感褻衿單薄。
旁邊的桌子坐了兩個二十歲出頭的青年藏人，麵對我這雙東方眼睛的注視，表現出一副刻意的傲氣和凜然。
他們熟練地把一隻香煙的煙絲倒空，熟練地倒進新碾碎的煙葉，熟練地抽出過濾嘴，從容地點燃分享。看來世界各地抽大麻的手法都差不多，但願他們青澀的生活所需要的不僅僅是麻痹。
喝著飯後咖啡，好奇地詢問藍妹妹有關Mother Teresa House的情況，對於她不遠萬裏跑印度來作義工，我仍然感到有點不解。
“我的工作主要是洗床單，給病人喂飯、洗澡、剪指甲。病人都是從大街上收容的流浪者，基本都患有輕度精神病，有的已經病入膏肓，瘦得隻剩皮包骨。經常十分鍾才喂進去一小勺兒飯，一頓飯要喂一個多小時。他們已經沒救了，我們能做的就是臨終關懷。”
“你都不知道他們多麼需要關愛，見了我們這些義工有多高興，盡管語言不通，可是都張著手要和我們擁抱，像孩子一樣。”
我眼前清晰地看到了這張片子：病床前熱氣騰騰，溫暖的陽光從窗口透入，逆光中人影晃動，生命和死神在玩紙牌。
“修女們不讓我們和病人有身體接觸，因為他們什麼病都有，可是我無法拒絕他們的擁抱，那樣會傷害他們，我不忍心。”
“你們給病人剪腳趾甲的時候戴手套麼？”
“要求戴，但我不戴！”
“洗床單的時候呢？”
“也不戴！不過我是負責最後用清水漂洗的工序，前麵已經過兩次消毒，是男義工幹，我們每天早晨二十多個人一組，一字排開在屋頂上洗床單，晾起來的床單都看不到頭。”
我又看到了一張片子：一望無際的床單隨風飄揚，像白雲落在了屋頂。也許，那是天使的翅膀。
“Mother House 管吃住吧？”
“什麼都不管，都要自己掏錢，也不會給出具任何證書一類的東西。大家去那裏完全是無條件地奉獻。”
“義工裏有其他中國人麼？病人裏有中國人麼？”
“嗯，我們這組裏有一個上海來的男孩兒。我見到過一個五十多歲的智障女病人，是中國名字，但她已經完全不知道自己從哪裏來，為什麼來。真可憐！”
我的心變得沉重，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真的是在象牙塔裏安逸太久了。十年工夫，新一代的中國背包客已經走在了前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