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小說還以相當的篇幅，雖然是斷續的，但連起來看仍是比較觸目地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腐敗。小說巧妙地在一處穿插了兩位商人的談話，反映了當時民族資產階級的愛國情緒和對腐敗政府的抨擊。他們說：“我以為中國並不窮。隻是花錢太不得當！”列舉了上海市政府的房子像宮殿，上海北站辦公室闊氣非凡；上海市中心的高大建築和“一·二八”後新修的北站，都毀於戰火等例子。在另一處，借徐鏡南之口說出淞滬戰爭前線的士兵吃不上飯，武器不精等苦處，前後形成對照，抨擊了當局者隻顧自己享樂鋪張，毫不顧及國家民族安危的弊端。小說還特意安排了一個機艙工人以目擊者身份，揭露“封鎖長江”國防機密事先被泄露給日寇的罪行，並指出“我們中國，就壞在這些大漢奸手裏”！猛烈地抨擊了暗藏在國民黨政府內部的漢奸、親日派。另外，小說還以戲謔的口吻揭露了當時軍政的腐敗現象。如錢鎮邦及其上司，整日聚賭，以追逐女人為能事，作者借陳克明之口譏刺說：“你們這批軍人真沒用處，連幾個蛋糕都守不住，看你們怎能守得住我們的國土！”解放後，艾蕪在一次談創作經驗時曾說：“在解放前的黑暗時代，要忠實地把現實社會的生活寫出來，是多麼地苦難。”“不能自由地寫出中國勞動人民的思想和感情，為了通過黑暗統治的檢查，不惜用許多迂回曲折的筆墨把真意隱晦起來”，隻能片斷地、暗示地去表現。了解了這個情況，我們就不會一味地去責備作者“思想認識的局限”了。國民黨黑暗的統治，寫作的極其不自由，對作家的創作有極大的妨礙。能夠寫出上麵一些內容來，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
應該說，從《江上行》的整個思想內涵來看，上述內容還僅僅是小說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的一個較低層次，更高的層次還在於對抗戰初期知識分子因選擇生活道路而產生的尖銳思想衝突的揭示，以及由此而表現的鮮明的愛憎情感，對革命聖地延安的向往，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歌頌，對以極“左”麵目出現的“托派”的批判，使小說有了一定的深度，顯示了革命現實主義藝術的力量。
貫穿小說的主要矛盾衝突是以徐德君、鄭其偉和羅輝、趙德嫻為代表的對立和鬥爭。鬥爭的焦點集中在對趙的爭奪及對周圍青年的影響上。徐德君雖然出場很晚，沒有參加麵對麵的鬥爭，但她是唯一的黨的形象，正確路線和政策等的宣傳者、執行人，也是包括鄭其偉在內的革命知識青年的引路人，所以她是正麵力量的代表。趙德嫻是受製於羅輝，並被羅輝引上歧途的幼稚青年，如何把她從“托派”的影響下解救出來，引上革命的道路，正是這場鬥爭的實質和意義所在。小說最後暗示了趙在徐的感召下幡然醒悟，堅決脫離“托派”的挾製，回到共同抗日的路線上來，同大家一樣堅定了抗戰的決心和信心，從而在客觀上為讀者展示了光明的勝利的前景。
反“托派”鬥爭，過去在創作中反映是極少的，尤其像《江上行》這樣作為小說的主要思想衝突來寫，似乎還未有過。小說很注意從日常生活及人物關係的糾葛之中去展示鄭羅之間的這場衝突，寫得很有生活氣息。在鄭羅衝突之前，先用了不少筆墨來鋪寫鄭羅這兩個人物。
在作者筆下，鄭的外貌是一個“環厚結實”、穿著馬虎、“臉子粗糙微黑”，長著短髭、嘴巴緊閉、“顯出堅決嚴厲神情”的奇男子形象。他曾信奉過尼采哲學，在朋友眼中還是個“尼采主義者”“東亞超人”。但隨情節的發展，場麵的展開，我們逐漸了解到他是一個腳踏實地專心攻讀關於遊擊戰的書，時刻不忘在工人中進行抗日救亡宣傳，並對林水全那樣的青年工人進行啟蒙教育的愛國者。他因趙的背離並受製於羅，感到內心苦悶和焦躁，但他寧可與之斷絕戀愛關係也不在原則問題上退讓一步。他對朋友中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和知識分子難於擺脫舊環境影響、流於空談的毛病不滿，針對高越之對工人林水全講有關當前中國沒有條件產生高爾基文學家的空論，直率地指出：“當前我們緊急需要的，不是高爾基，而是許多無名的遊擊隊員！”他的話不免有些過火，有點片麵，然而他強調當前首要的任務是啟發民眾的抗敵覺悟的用意還是好的。他認為：“生為現代的中國人，你不想到槍林彈雨中去洗一回澡，你休想活出來！”“時候到了，就是你不打仗，你投降給日本人，你休想活出來！”“時候到了，就是你不打仗，你投降給日本人，你也免不掉戰爭的，日本人也會把你穿起軍衣扛起槍來的！”這不僅表現出他的一片愛國心，而且很有見地，很有辯證法。雖然他脾氣暴躁，說話不講究方式、考慮環境，但他那真切直率的性格，光明磊落的言行，卻很惹人喜愛。
羅輝不同。她是個出過國，留過學，“革命”資曆很老，城府很深的神秘人物。正如趙德嫻所說：她給人的最初印象是會說話交際，有政治手腕，有許多隱秘瞞著。她滿口革命言詞，貌似革命“先驅”或“老師”，使人敬畏而不可與之交友。她故作“工裝”打扮，項上係一條紅領巾，以示“革命”。她四處散布失敗情緒，攻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汙蔑國共再次合作抗日。她蠱惑人心，說什麼：“流了好多人的血，到底是為些啥呀！一切都是白幹的！”“還想和北伐時候一樣，那真是在做夢！”她故意混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此次抗敵的不同性質，攻擊主張抗日的革命人民是“投誠愛國”“變節的人”。她恣意踐踏別人的愛國心，即使像高越之這樣正直的知識分子，也感到是受了莫大的侮辱，因此起而抗辯道：“我並不怕你笑我，我敢說八一三以前，我就是愛中國的。這並不是我相信了國家主義，我最喜歡普希金的一句話，如果沒有革命的思想，我是不會愛俄羅斯的，我對我們的中國，也恰好抱這樣的態度！”“現在國家已到了萬分危險的時候，你們這樣袖手旁觀到底是何居心？而且反要對於別人的愛國，加以非難！”“這難道不和漢奸相似麼？”這簡直可說是對“托派”在抗戰初期行同漢奸的嘴臉的公開揭露。
在經過充分的鋪墊之後，小說正麵描寫了鄭對羅的“托派”理論的揭露與批判。鄭豪不顧及趙的在場，犀利地戳穿羅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們的“保衛祖國”口號與“我們從事的民族統一抗戰”混同起來，理論上是非常荒謬的，“一點也不曉得革命是什麼”“沒有常識”。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互相爭奪殖民地”，現在“卻是一個強的民族壓迫一個弱的民族”，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一點也不違背國際主義的精神”。並以列寧在二十年代初的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為例，說明黨在特定時期策略上的變化並非就是對於革命的背叛，而是革命發展的特殊需要，符合國情，符合馬列主義。這表明了鄭在抗戰發生之後，思想和世界觀及立場的轉變，也是中國舊的知識分子在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後的初步收獲。當然，這些東西在小說中還不是集中地、鮮明地表現出來的，而是片斷地、曲折地、暗示地加以表現的。
小說中對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做出準確解釋，並以黨的形象出現的，是徐德君這個人物。據艾蕪說，他在由武漢到長沙後，曾聆聽過徐特立同誌“中國到何處去”的講演。而這“徐德君”三字恰好是“徐特立君”的諧音。因此，小說的這個人物多少是有徐特立同誌（當然還包括許多別的共產黨人）的影子的，而且，作者寫這篇小說也明顯地受到徐老的報告的啟發。徐的出場，給整個衝突的發展帶來轉機。她以自己高尚的品德和革命的言行，不僅影響了高、徐、陳等人，而且促使了趙的轉變。她及時地闡明了黨的政策，給他們指出了通往革命和光明前途的路。她熱忱歡迎高這樣的知識分子去延安“看看”，說明“隻要不是陰謀家，頑固派，都是大大張開臂膀的！”她耐心解釋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不在於表現出自己比群眾高明，而是具有“能夠吃苦”“比任何人都不想要錢”“為了理想目的，比任何人都肯犧牲的”這三點特質。她鼓勵陳克明說：“就是一個資本家，隻要他熱心抗戰，也沒有什麼不歡迎的。”徐那可敬可親的形象，給人以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