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
《江上行》是艾蕪抗戰時期創作的一部以知識分子生活為題材的中篇小說。它傾向鮮明、人物形象生動、情節單純、布局謹嚴，洋溢著熾熱的抗戰愛國激情，憧憬革命聖地延安，對抗戰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是一部比較優秀的現實主義的抗戰小說。
然而它的際運卻不佳。它寫於一九三八年底的湖南寧遠，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和七月，才在重慶出版的《文哨》一卷一、二期上修改發表。同年九月由新群出版社出版，次年一月上海再版。此後的四十年中，無人問津。一九五九年，天津出版社在集印艾蕪的中篇小說時，因未找到樣書而未能入集。直到今天，這篇小說才被收入《艾蕪文集》第三卷與讀者見麵。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抗戰勝利前後，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上海，物價飛漲，百業蕭條，盡管《江上行》印過兩版，但數量很少，資料難於搜求；解放後又因“左”的影響，對抗戰文藝估價不高，因而往往被研究者和文學史家忽視。正因為如此，今天還有必要對這部作品做一些具體分析、說明和再評價。
《江上行》，寫的是“幾個被戰爭逼走的年輕人”，由上海到鎮江，又由鎮江乘船去武漢一段行程中的生活。小說對這群青年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之時，他們的思想和今後應走什麼道路的問題，進行了探索。從形式上看，選取的題材是很普通的日常生活，故事的情節也很單純，時間僅有二三天，空間範圍竟不離一條船，以這樣的情況去寫出那麼多的人物，並表現相當尖銳複雜的思想衝突，難度是較大的。但作者從現實主義出發，憑借以往對於生活的觀察和積累，對題材的開掘較深，不滿足於對一般社會生活畫麵的速寫，以及由長江美麗景色而勾起的愛國情懷的抒發，而是盡可能地把抗戰初期各階層人民的思想情緒，組織進開放式的小說結構中去，多方麵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同時，作者抓住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中心問題，努力把握並表現時代精神，歌頌統一戰線，歌頌“全民抗戰”主潮，批判漢奸、“托派”破壞抗戰、攻擊民族統一戰線的罪惡，給青年指出了一條革命的抗日救國的人生道路，從而使這篇小說具有較大的思想容量，不僅對抗戰時期的青年，而且對解放戰爭初期的革命知識分子，都有現實的啟迪和教育作用。
《江上行》是艾蕪創作的三部以知識分子為題材的小說中的第二部。其他兩部一是寫於一九三五年的中篇《某校紀事》，一是寫於一九四五年的長篇《故鄉》。這三部小說都是寫青年知識分子生活的，雖然時代、環境有所不同，但思想上卻是一脈相承的。這三部小說的創作方法，都是現實主義的。因此，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一定可以豐富我們對於艾蕪抗戰小說創作和現實主義的認識。過去許多研究者喜歡集中於對《南行記》及其“續篇”中所寫的底層勞動人民的研究，是無可非議的。但我們也不能忽視艾蕪創作的這個方麵，否則所得出的研究結論難免會有片麵性。
比如，有人依據艾蕪抗戰初期寫的某些散文小說，如《滬杭路上》《秋收》《紡車複活的時候》等寫士兵和農民的作品，就得出以下結論：小說所洋溢著的“輕鬆樂觀的情緒”，“固然反映了作家對抗日的必勝信念，然而也說明了他對當時現實認識的局限，還未能透過現象抓住本質，也未能對全民抗戰後的新形勢保持冷靜的觀察”。上述作品暫且不論，隻以《江上行》而言，這個結論就大有探討的餘地。總的說，《江上行》雖也是以一種輕快優美的散文筆調去描繪生活，洋溢著“樂觀的情緒”，“反映了作家對抗日必勝信念”，但未必就能得出作者存在“對當時現實認識的局限”，未能保持“冷靜的觀察”，“未能透過現象抓住本質”等結論。
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抗戰初期的時代特點和本質，一篇現實主義的小說又應該怎樣地加以反映。
按照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隻能從實際出發，曆史地具體地去看待，亦即從中國抗日戰爭的不同階段的曆史特點去看待這一問題。如果這樣，那麼，在武漢失守以前，特別是從“七七”盧溝橋事變全麵抗戰爆發，到“八一三”淞滬會戰、平型關大捷、台兒莊大捷這一段，也就是小說所要反映的那個時代的特點和本質便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全國各民族、各黨派團體、各階層人民，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形成了“全民抗戰”的熱潮，無論前方後方，民氣士氣都是高漲的，為中國近百年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曆史未有過。全民抗戰的局麵總的來說是好的，民主、抗戰始終是時代的主潮。艾蕪通過自己對生活的觀察、體驗，緊緊把握住這一時代精神，以自己獨特的審美觀照方式去加以反映，並加以歌頌，完全符合現實主義的要求。
最近在訪問艾蕪時，他談到了當時的認識和他在寧遠縣城及天堂墟的所見。他深有所感地說：“自紅軍北上抗日，中經‘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到‘七七’盧溝橋全麵抗戰爆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深入城鎮鄉村，深得廣大人民群眾和各階層愛國人士的擁護。”寧遠是艾蕪的愛人的故鄉，是湖南南部山區的偏僻小縣。抗戰初期艾蕪從武漢、長沙來到此地居住了一年多，是他抗戰時期創作基地之一（另兩個是桂林、重慶），許多描寫農村生活題材的作品都取材於此，並以此為背景。天堂墟在寧遠縣是個較大的集鎮，紅軍“北上抗日”“十大政綱”等標語，在艾蕪一九三七年冬到那裏時尚保存完好，非常醒目，沒有人破壞它。相反，寧遠縣城牆上“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標語，反倒破壞不堪。這就很能說明人心的向背。艾蕪認為，整個抗日時期最中心的問題和任務是抗戰和民主，而民主最終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抗戰，爭取抗戰的勝利。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造成全民族團結抗戰、民主抗戰的勝利法寶。抗戰初期，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民抗戰的局麵，不能不是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和時代使命。因此作家的愛憎態度很鮮明，凡破壞抗戰、破壞統一戰線的，則揭露和鞭撻之。對於部分尚處在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年，則加以愛護、關切的態度，熱忱地給予誘導，給他們指出一條通向光明、走向革命的正確道路。可以說這就是艾蕪創作《江上行》的動機，也就是他創作的出發點和指導思想。
從作品的具體描寫看，艾蕪在看到時代的主流，歌頌“全民抗戰”熱潮的同時，並非沒有看到抗戰中的各種消極的，甚至腐敗的現象。比如戰爭給人們日常生活和心理上罩上的巨大陰影，暗藏在政府內部的親日派、漢奸對抗戰的嚴重危害，國民黨黨政和軍政的腐敗，以及一般人對抗戰的不覺悟，“托派”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攻擊等，小說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現和反映。當然，作為一個文藝作品，它對生活的反映隻能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有選擇地去表現的，不可能也不能夠把什麼東西都寫到作品中去。即使表現同一個東西，每個作家都由於藝術個性的差別，審美觀照和審美情感的不同，也是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
《江上行》對抗戰初期時代環境、氛圍的描寫是相當典型的。在由鎮江開往武漢的這條船上，雖然鄭其偉、徐鏡南、高越之、陳克明、錢鎮邦、趙德嫻、徐德君等，是老同學或同鄉相聚，興會無前，沿途江景無限，物產豐饒，卻總掩不住人們對國家民族的前途的隱憂，對個人命運的難於捉摸。船離鎮江碼頭，那位被人看作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家高越之，麵對隱隱後退的山巒，奔向天際的大江，聯想到報載國民黨軍隊移駐新陣地，某將軍發表的“且戰且敗，且敗且戰”的“焦土抗戰”的談話，不禁黯然傷情，吟詠起南唐李後主詞：“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空有一江靜美的和平景色，也保不住要被那殘酷的戰爭破壞了。徐鏡南因妻子在淞江車站被日機轟炸慘死，他的悲情就更難以解除。同艙兩位婦女在談論淪陷區人民所遭受的日寇空前慘烈的屠殺和蹂躪時，更令人發指。尤其那個由作者特意安排在小說中作為情節發展的一條副線的，帶著渺茫的希望，千裏追尋其受重傷由前線退下的丈夫的軍官家屬的可悲處境，更令人心酸。船行途中，又適逢日機偵查轟炸，都加重地渲染了戰爭緊迫、形勢動蕩的社會環境和時代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