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訪問中，艾蕪明確說，《江上行》是根據他親身的經曆創作的，小說中所描寫的知識分子的思想、生活和衝突，是他在上海時期生活的概括。一九三七年秋，淞滬抗戰失利，他獨自一人撤離上海，乘船經鎮江到武漢。在武漢住了四十多天，在馮乃超家裏會見過彭康。他感到武漢的氣氛與上海不同，沒有那種雙重的“壓力”，民主空氣開朗起來，中國好像開始新生。在上海不敢接觸國民黨的人，在武漢也不戒備了。一九三七年冬離武漢經長沙到湖南寧遠，在那裏住了一年多。《江上行》就取材於這次旅途中的見聞和感受。
艾蕪小說中的人物通常是有模特兒的。比如《江上行》中的陳克明，原型便姓丁。這個人幽默風趣、樂觀開朗的性格就很鮮明。作品中的另一個人物羅輝也有充分的生活依據，是生活中的一些“托派”分子的真實寫照。自一九三一年艾蕪從緬甸回到上海後，一直參加“左聯”活動，同上海的知識分子階層多有接觸和了解，對他們在抗戰以來的思想、態度也十分熟悉。他說，一九三三年，在上海的監獄裏，他認識了羅章龍，雖沒談什麼，隻有幾天就被押到南京去了，但印象很深。他還認識葉青。葉是四川人，原名任卓宣。葉後來成為“托派”，並投靠了國民黨。艾蕪還談到在“左聯”時同“托派”的鬥爭。他說，那時“托派”反對蘇聯，反帝是考驗，凡同這種思想違背的，我們就不同意。從小說中羅輝這個人物的塑造看，是既真實又典型的，有充分的生活依據。這點還可以從“托派”領袖人物陳獨秀一九三九年某月寫給托洛茨基的信中得到有力的佐證。信中明確寫到“托派”當時的理論主張，不敢言抗日，反對民族統一戰線，攻擊國共合作，被群眾目為漢奸的事實。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彙報信，艾蕪在當時不可能見到。但他從生活中卻深刻地觀察到“托派”極“左”的麵目及其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反動實質，所以他能在小說中創造出羅輝那樣生動的“托派”分子形象。
下麵談一談作家獨特的藝術個性和觀照生活的獨特的審美情感問題。從《南行記》開始，艾蕪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個性，他總是習慣於以肯定的感情去寫肯定的人物，喜歡看到生活中美的富於希望和理想的東西。他曾說：“我所願意寫的人，我所喜歡寫的人，才作為作品的主人公。對於不可愛的人物，可憎的人物，就不做主人公。要完全用否定人物做主人公，我寫不下去。”這同他的同鄉好友沙汀的小說大相徑庭，藝術風格和手法迥然不同。沙汀在創作中更多地注意於對國民黨基層官吏的醜惡形象進行揭露、諷刺，以否定的感情給予無情的鞭撻；艾蕪則較多地注意於下層勞動人民和普通知識分子美好品德的發現，以肯定的感情給予同情和讚美，表現出他們在各自獨特的生活體驗中形成的對人生的信念和不同的審美追求。從艾蕪寫知識分子題材的三部小說看，情形也大體如此。《江上行》雖有被批判揭露的如羅輝那樣醜惡的知識分子形象，但作為主人公的卻仍是一些愛國的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如鄭其偉、趙德嫻等。造成這種獨特的藝術個性和風格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有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也很有道理。心理學認為，人不可能同時感知周圍世界的一切對象，注意使人的意識有選擇地集中在某些對象的某些特征上，而將其他對象其他特征忽略。注意的這種選擇性，又受情感支配。在文學創作中，作家始終受著審美情感的支配。它支配作家去注意某類人物以及人物的某些屬性，因此便創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而且，由於作家注意的同時帶有某種情感投射，同類人物在不同的作家用不同的情感去感受，便成為不同的，或被肯定或被否定的人物。這也可以從《江上行》中得到印證。比如對錢鎮邦及其上司這樣的知識分子軍官、紈絝青年，對其無聊的生活和追逐女人的興致，雖有所戲謔，但因其尚在抗戰行列之中，因此也並無什麼尖刻的諷刺，仍屬肯定的人物。更不用說鄭、高、陳、趙諸人，雖各有缺點和不足，但作家仍著眼於他們抗戰、愛國和追求進步的一麵，並作為小說的正麵形象。此外，在對長江的自然風景的描寫上，也突出地表現了作家獨特的審美情感和美學理想。雖然時值深秋，沿岸和江上已無多少景致可以描繪，到處草木寥落，江水一片渾濁，但是在艾蕪的筆下，卻發掘出長江的可愛之處，靜美的和平景色，壯美的闊大氣勢，激起人們對“美麗的山川原野”“自己生息著的國家發生愛情”。看得出在小說中，作家有意識地結合人物的心理和情節的開展，將長江從早晨、上午、中午、黃昏、夜晚一天的景色加以穿插寫出，似一幅完整的立體畫軸，給人以富於變化和豐富之感。舉例來說，由於審美情感的投射不同，在船離鎮江的早晨，於渾濁江水之中所見的竟是另一種景象：在陽光照耀的一麵，閃動起點點金波，天空現出三五朵白雲，映在江水之上，水麵就有幾處變成美麗的藍色，仿佛仙人丟下的綢衣綢帕漂浮在水上一樣；岸上雖然草木寥落，現出憔悴的黃色，但遠處梵宇隱現的山巒，林立著常青的鬆柏，顯得鬱鬱蒼蒼；江上水天相接處，幾隻茶褐色風帆，正一字兒排著，慢慢地馳走，不時有點點的水鳥起落其間。接下去，寫江上大霧，“江麵上正蒙著大霧，東邊升起的太陽，現出天光的紅色。兩岸的城市山丘，都隱藏著了。隻不遠處的江流，還顯示著奔流的姿態，並在船的周圍做出激蕩的聲音”。不僅有象征的內蘊，而且有一種動態的美。尤其寫正午的鴉陣，更顯出氣勢不凡的壯美。遼闊的藍天沒一片雲，成群結隊的老鴉由北而南，遮住了小半個天空。“當經過江上時，突然看見了輪船上的黑煙，一齊回旋地飛開去，由於因為逆風的關係，便驀地發出嗬嗬的吼聲，仿佛江上的閘門，一下子抽開了一般。”黃昏，太陽西斜，西邊的蘆花，全浮起了耀眼的銀白，蘆葦灘旁搬罾的褐色的龐大漁網，舉起來又落下去，恰與銀白色的蘆花成個鮮明的對照。入夜，“天空滿是銀燦燦的星子，天河淡淡地現著”，“沙灘旁邊，不知是捕魚，還是在捉蟹，有徐徐搖晃的紅色燈火。”艾蕪是個“喜愛自然風景的作家”，擅長以洗練的筆觸描寫自然的美景。《江上行》中對長江自然風景的描寫雖然不多，但因係作家親自的觀察所得並融會於心，又寄托著美好的理想，滿含熾熱的愛國主義感情，因而是難得的佳作，富有藝術的魅力。
綜上所述，《江上行》所表現的輕鬆樂觀的調子，既反映了作家對抗戰必勝的信心，又表現了作家對現實生活獨特的審美觀照和美學追求，從根本上說，是受到“全民抗戰”熱潮的強烈感染而對那個特定時代所做出的真實的正確的反映。當形勢發生了變化，抗戰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之後，艾蕪的創作，包括寫知識分子的《故鄉》在內，調子就變得沉鬱。這個前後的變化是正常的。我們不能以後者去責備前者，也不能以今天的認識去代替當時的認識。《江上行》在重慶修改發表時，沒有在這方麵大改，就表現了作家對曆史的尊重，對現實主義的尊重。這一點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們學習和吸收。
從《南行記》開始，艾蕪的創作是傾向於浪漫主義的，但他的抗戰小說則明顯地屬於現實主義的範疇。《江上行》寫作時間較早，從中可以看到兩種創作傾向的轉變，這是研究抗戰文藝史和艾蕪小說創作所不能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