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記》是我寫小說第一次編成的集子，裏麵隻有八篇小說。後來又陸續寫了些類於《南行記》的小說，有的收在別的小說集內，有的就一直放到現在，沒有收過集子，大約將近二十篇光景。這都是解放以前的《南行記》，現在合在一道出版，仍然名為《南行記》，隻是篇幅增多了。《南行記》裏麵的小說，可以說是在祖國的南方和亞洲的南部，漂泊時候，把親身經曆以及所見所聞的一些人和事，用小說的體裁，描寫出來，而且采用第一人稱的形式。有些是用第三人稱形式寫的，因為不合“記”的體例，就仍然留在別的小說集裏。
這個版本的編選標準是與初版同類的，即寫於解放前和用第一人稱的形式書寫。而寫於解放後的篇目另用《南行記續篇》出版發行。
“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有了重印《南行記》的意向，征得艾蕪同意後於一九八〇年四月重印了《南行記》及《南行記續篇》。艾蕪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九日為重印題寫了《〈南行記〉重印題記》。這個版本在《南行記》一書中增添了一篇短篇小說《山官》，由原來的二十四篇增至二十五篇。
一九八一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艾蕪文集》，在第一卷中收錄了《南行記》《南行記續篇》，艾蕪為這部文集的出版專寫了一篇序言，提及了自己早年讀書、寫作的諸多往事，是研究艾蕪的第一手資料。
在出版說明中，可知《艾蕪文集》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為紀念艾蕪創作五十周年而出。在編選《南行記》時，收入的小說從二十五篇增至三十一篇，是以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重印本作為底本的。其中《左手行禮的兵士》《七指人》《紅豔豔的罌粟花》《瑪米》《老段》《印度洋風土畫》六篇小說是新增入《南行記》中的。而編入《南行記續篇》中的《瑪露》取代了《瑪米》，並特別說明，在編選中，作者對所收作品，以南行曆程為序，重新做了編排，也就不以寫作於解放前後為限。
在這個版本的《南行記》原序中，作者在末尾添加了這麼一節：
還有好友黃綽卿，在緬甸仰光的華僑報紙《仰光日報》做排字工人，不斷地向工人朋友募捐來接濟我，使我的生活有了保障，不致為了糊口，把筆放了下來。
這表達了作者對在南洋期間，得到了華僑朋友的資助的由衷感謝。隻是應該做必要的加注說明，畢竟書中標明的是“原序”，改動雖然必要，說明更不能少。
從《南行記》一書的版本流變可知，各種版本的不同，大致都是在篇目上的增減，文字上的改動不多，值得一提的是雲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九月二版三印的“舊版書係”之《南行記》一書中，其勒口的作者介紹中，艾蕪的去世時間印成了“一九二二、十二”，應為“一九九二、十二”，在印行至二版三印還未曾更正，實在是不應該的；書中周良沛為此版寫就的《書前》（寫於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導讀一文為喜愛《南行記》的讀者，做了詳盡的解讀，隻是文中將“《文學叢刊》”誤寫為“《文學叢書》”。而文中提到的版本修改之評說可作一家之言的參考：
《洋官與雞》解放後的新版本，有處很小的，卻是引人注意的改動，初版中的“張師爺”，改為“寸師爺”，第一人稱“我”的“老洪哥”改為“老湯哥”。從小說體裁虛構來講，除了特別設計與人物的曆史、身份、特征有關的姓氏，一般地說，人物姓氏的符號，也隻是個符號，幾十年後作這種更改，不是很有必要的。但其中的“我”之姓洪，一經改為艾蕪本人原姓的“湯”，也很明顯地表明，作者就是希望讀者從初版中明白那“老洪哥”實際是他當年“湯道耕”本人。由此認定作品中的藝術問題與作者生活實際緊係的關係，絕非憑空臆想。
正如艾蕪在一九六三年《南行記》新版的《後記》中所言：
我始終以為南行是我的大學，接受了許多社會教育和人生哲學，我寫《南行記》第一篇的時候，所以標題就是《人生哲學的一課》。
可見南行之旅對艾蕪一生文學生涯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