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邊疆異域情調和民俗風情讓艾蕪終生難忘。在他流浪漢小說裏，既有雲南山區客店賣米不賣飯，由客人自己做飯的奇特習俗（《人生哲學的一課》），也有傣族人獨特的生活習俗：
路上有三五一群的傣族女人，穿著華麗的衣衫，撐起漂亮小巧的花傘，且笑且語地走著。河中年青的傣族男女在遊泳……綠樹簇擁的村子邊上，披著黃色袈裟的傣族和尚，向大路出神地望了一會，又悄悄地走了進去。路邊水溝有冒泉水的地方，豎著大理石做成的小石碑，勒上彎彎曲曲的橫行文字。村屋的土牆上，巴著圓圓的牛糞，像曬麵餅似的給陽光曬著。（《我的旅伴》）
既有克欽人（景頗族人）奇異的服飾裝束：
男的頭上纏著黑布帕子，淺發的頭頂，或是頭頂挽的髻子，則露在外邊。包的帕子，剩餘三兩寸長，則向上翹著……嘴裏嚼著檳榔，嘴唇現得血樣地紅。他們的腰上，經常帶著一把齊頭的長刀。女的多半是十五六歲的姑娘，頭發剪得短短的，披在頭上。穿著黑布短衣，鑲著細條的紅布邊子。圍著黑布裙子，隻達到膝頭上。膝頭上和腿肚上的那一部分，則纏著細細的黑色藤子，約有數十圈光景。她們的臉子，棕黃色，大都胖胖的，圓圓的，顯得很是結實。（《山官》）
也有荒蠻邊地“殺人祭地”的農耕陋習：
每年下種的時候，他們定規要殺個把外鄉人。做啥呢？……祭穀地！聽說不如此，便沒好收成，這是他們祖傳的章法。（《森林中》）
我們將沙汀與艾蕪筆下的民俗加以比較不難發現：服務於曆史、道德的價值判斷，沙汀必然要對民俗乃至民俗生活進行適度的藝術重構；而艾蕪則注重對民俗進行客觀、中性的審美評價，展示民俗的原生形態和真實圖景。無疑，艾蕪的民俗描寫更具有“逼真”的特色。
總的說來，艾蕪的《南行記》與“魏小兒西天取經”這一民間故事存在著明顯的“同構”現象。這些故事不僅影響了他的流浪行為，而且也製約了小說人物的塑形。他的作品中民俗個體大都是生活中的流浪漢，如“趕馬人”“小偷”“盜馬賊”“抬滑竿的”，甚至“私煙販子”等等。小說的人情美就體現在這些另類民俗個體流浪謀生的方式上。應該說，艾蕪筆下流浪漢的“職業”並不正當，但作家以一種“善”的情感判斷替代其價值判斷，試圖通過這些“異化”的生活樣式，反映出西南邊地各種人群的生活原生態及淳樸善良的人性。《山峽中》《鬆嶺上》和《月夜》，作家深入到被鄉土拋棄的小偷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他們用一種特別的方式與社會抗爭。《山峽中》，小黑牛常說的一句話是：“那多好呀！……那樣的山地！……還有那小牛！”土地對於這些“老實而苦惱的農民”來說，是最親切不過的。但現實是那麼殘酷：“天底下的人，誰可憐過我們？……個個都對我們捏著拳頭哪！要是心腸軟一點，還能活到今天嗎？”因此，“吃我們這行飯，不怕挨打就是本錢”！“我們的學問第一句話，就是不怕和扯謊”！吳大林（《月夜》）因生活所迫做了些順手牽羊的事，完全由於從小到大，都過著挨打受罵的生活，便過著流浪生活……生活對他，不再是壓迫了，而是逸樂和嬉戲，人性的異化。他的快樂，便是建築在他們的悔恨和氣惱上麵的。每次失手被打又增加了新的仇恨。這群流浪漢在強硬冷酷的姿態和外表下，卻包藏著一副是非分明、善良誠實的心腸。“野貓子”（《山峽中》）在書中放了三塊銀圓後不知了去向。《鬆嶺上》講述窮漢子因養家糊口被迫偷竊而慘遭毒打，老婆被人強暴，最後窮漢殺死惡霸全家和自己妻兒，消失在茫茫山林之中。誠如巴人所說：“生活的一定的法則，常使善良的靈魂，無意中也幹下了殺人的行徑。”從老陳（《私煙販子》）身上分明也能感受到他的坦誠：“我賣鴉片煙就說賣鴉片煙，並沒有說我在賣靈芝草！”“我們賣鴉片煙的，都是天字第一號的誠實人！”這些小說，艾蕪在揭示流浪人畸形生活的社會根源的同時，從中也不難發現對另類人生“性本善”的肯定。
《南行記》中，“偷馬賊”是一個獨特的民俗群體，如《森林中》的“馬頭哥”、《山中送客記》的“大老楊”等。特別是在《偷馬賊》中“老三”身上，仿佛又見到了阿Q的影子。偷馬不成反遭打傷，他非但不覺得難過，反而因此感到滿足和自豪。隻有這樣，他才能出名，那些馬頭哥和店主才會尊敬他。正如他說的：“偷馬賊的招牌，在這邊是值錢的。”這種以“惡名”作為換取生活資本的人性異化是流浪漢小說最觸目驚心的題材。艾蕪通過“老三”的話，揭示了人性“異化”根源於社會“異化”的現實。“我們這輩子人，一落下娘胎，就連針尖大的地方都沒有……無非是尋裂縫罷了……這就是我老三尋著一條裂縫，鑽進去了”。人性的“異化”同樣存在於“私煙販子”這一類的民俗群體中。《森林中》《我的旅伴》《私煙販子》描寫農民為生計所迫，忙中偷閑販賣鴉片。他們的那份敦厚和質樸讓人感動，就像胡三爸（《快活的人》）所說的那樣：“人家不要，我哪會作呢？”老陳（《私煙販子》）也坦承：“人家不吃，我會賣麼？”艾蕪在對這些“另類”群體的敘述中，念念不忘的仍是那些流浪漢“魏小兒”般的善良與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