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
艾蕪的以流浪漢為主人公的係列小說，無疑是他早期創作的重大收獲。西方文學史上也曾出現過“流浪漢小說”，十六世紀西班牙的《小癩子》首開流浪漢小說先河。小說講述小癩子為瞎子領路，伺奉教士、紳士、騙子、公差等，在這群貪婪奸詐的人的影響下，善良的主人公最後也變成了一個可惡的騙子，小說表達了作家社會批判的立場。此後，以流浪漢生活為題材的創作不斷出現，如阿萊曼的《古斯曼·德·阿爾發拉契》、烏維達的《流浪女胡斯蒂娜》等。艾蕪的《南行記》與西班牙的流浪漢小說顯然不同：首先，艾蕪的小說反映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宗法製農村的麵貌，而西班牙流浪漢小說則表現資本主義興起以及都市發展；其次，艾蕪的流浪漢小說深受民間故事的影響，在刻畫“異類”民俗人物時作家賦予了他們真善美的品德；而西方流浪漢小說則是對特定曆史時期西班牙社會現象整體性的理性關照，流浪漢大都天真無邪最終墮落為自私貪婪的人物；最後，艾蕪筆下的流浪漢產生的根源是封建宗法製鄉土社會貧困破敗的產物，而西班牙流浪漢小說則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導致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市民破產的結果。西方文學中的流浪漢小說創作思潮的出現，與處於上升期的西方資本主義崇尚冒險的精神症候也不無關係。
從民俗學角度審視艾蕪的鄉土小說，特別是他的“流浪漢小說”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嚐試。美國社會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說：“我們必須看到，風俗習慣對人的經驗和信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它的表現形式又是如此千差萬別……每一個人，從他誕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麵臨的風俗便塑造了他的經驗和行為。”社會心理學研究也表明，早年的生活體驗和受到的影響對人的一生都可能產生重大影響。某種程度上是民間的文藝民俗影響和催生了艾蕪早期的流浪行為。艾蕪在幼年時代曾受到民間神話故事的熏陶。他的祖母常常給他講“百裏負米”“哭竹生筍”“臥冰求鯉”等《二十四孝圖》的故事，但對作家影響最大的還是民間流傳的“魏小兒西天問活佛”故事。從民俗學理論來看，這是一個在中國和歐亞大陸廣為流傳的“三根金頭發”故事的變體或異文，該故事在中國通稱為“問活佛”“找幸福”等。據民俗學芬蘭學派的阿爾奈對民間故事類型的分析整理，該故事類型的編碼為AT461型。順便說一下，中國當代民俗學家劉守華在收集整理中國該型故事時，似乎沒有注意到四川民間流傳的“魏小兒西天問活佛”故事。這個故事講述了十歲的魏小兒樂善好施，但不知怎麼自己越來越窮，於是踏上了西天取經的道路。一路上，他先後遇到了鴉雀、蟒蛇和啞巴少女，並替他們詢問如何擺脫苦難的方法。經過長途跋涉，魏小兒終於從西天取經回來，不但教給鴉雀、蟒蛇成鳳成龍的方法，而且還使啞巴少女開口說話，並與她結為夫妻。這個神話故事讓幼年的艾蕪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以至於影響到後來生活道路的選擇。魏小兒“他小小的年紀，竟能孤獨地西行，常常把我幼稚的想象，帶得很遠很遠”。長大以後，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是“勞工神聖”和人道主義的思潮對他觸動很大。一九二五年，艾蕪獨自離開家鄉，開始了長達六年的“魏小兒”式流浪生涯。先後輾轉雲南、緬甸、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一九三一年來到上海。從一九三二年起，艾蕪根據自己流浪生活的體驗，陸續創作並發表了“流浪漢小說”係列並結集為《南行記》，形成了自己穩定獨特的藝術風格。
如果說沙汀專注於對社會假醜惡現象的揭露和批判的話，那麼艾蕪則執著於對生活中真善美的追求和表現。對真善美的追求正是基於作家早年受到的民間故事的熏陶。給人以正麵道德倫理教化的民間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使得作家能用人道主義情懷，關注這個紛擾世界上受難的人們。艾蕪一開始就把描寫的對象定位於“在現時代大潮衝擊圈外的下層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欲望的朦朧反抗的衝動，刻畫在創作裏麵”。平心而論，作為左翼作家，艾蕪不可能不受到左翼文學思潮和創作方法的影響。盡管艾蕪對那些“被生活拋出去的人們”的敘事中多少也包含“社會分析”所得出的判斷，但他的創作並沒有出現不少左翼作家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弊端。這是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對艾蕪個性氣質和審美情緒的影響，或許是流浪生活中奇異的鄉風民俗衝淡了左翼小說意識形態的底色。在流浪漢小說敘事中，作家采用民間故事中“魏小兒”式的童年視角，“發下決心，打算把我身經的，看見的，聽見的……切切實實地寫出來”，傳達出對生活和人性的善與美的訴求。
俄國作家果戈理認為，如果不把顯示了卑鄙齷齪的全部深度顯示出來，就無法使社會乃至整個時代的人去瞻仰美好的事物。其實，換一種說法也能成立，那就是隻有滿懷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人才有與社會卑鄙齷齪進行鬥爭的勇氣和信念，因為“藝術正生根在對生活的肯定和追求當中”。既然如此，我們不妨走進艾蕪的藝術世界，跟隨他做一次奇異的流浪，去感受西南邊陲濃鬱的民俗美、人情美和人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