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語》中說：“靠近河邊的土地總是濕潤的，造近山邊的樹木，總是長得很高，那是同類互相影響的原因。長江、黃河、淮河、濟水古稱四瀆，都是向東流入大海的，所以眾多的小河也沒有向西流的，這是小河仿效大河，而水少的追隨水多的原因啊。”
由此可知，世上的君子，未必本質上就是君子。匡衡曾經說過：“英明的君主恭敬謙讓，百姓也就不互相爭鬥了；君主好仁德禮樂，下民也就不會凶暴；君主推崇道義節操，百姓也會按道義節操行事；君主寬厚慈愛，百姓也會互相關心愛護。有這四種原因，所以有道之君不靠嚴刑酷法也能化導天下，使天下成為太平盛世。”由此說來，社會的君子，是明主化導的結果。
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質上就是小人。《尚書》中說：“殷商的法律並不可通融，然而社會風氣卻極壞，草野盜賊成群，朝廷內外，大夫互相勾結，狼狽為奸，上行下效，法律卻治不了。”這是說商朝的末世，大夫們都幹非法的事，沒有遵紀守法的，這也都是君主導化的結果，因此可以明白，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質上就是小人。世上的禮讓，也未必出於人們的本性。《左傳》中說：“晉國的範宣子執政，他好禮讓，大夫們也都好禮讓。欒厭雖然橫暴，也不敢違抗這種禮讓之風，因而晉國安定，幾代人都仰仗範宣子樹立起來的民風，安定地生活。這是榜樣好啊。”在周朝開始興盛的時候，那時的詩中唱道：“以文王為榜樣，眾多國家也都講誠信了。”這就是榜樣好的緣故。等到周朝衰落時，那時的詩中唱道：“大夫不公平，讓我做的事比別人都多。”這就是說沒有謙讓了。由此說來，欒厭那樣的謙讓，是時勢造成的。因此，世人的謙讓，未必出於人們的本性。所以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謙讓也好，都是時勢造成的。這個道理是不能不考察明白的。《政論》中說：“世上雖然有生來就品質高尚的人，但百裏不能挑一，不能作為天下的普遍標準。”因而可以明白君子、小人本來沒有固定不變的品質，大都是隨著時勢的推移變化而變化的。
【智解】
造勢的重要性
所謂勢，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潮流。當一股潮流到來的時候，便能挾裹各種各樣的人朝同一方向行進，這是很難抗拒的。人們常說：社會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就是這個道理。
時勢造英雄，古今曆史上的英雄人物往往在亂世出現，就是因為亂世具有造就英雄人物的一切因素：統治者荒淫無道，官吏腐敗無能，由此引起的政局混亂，人民困苦讓民間積怨越來越深。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許多不甘心屈服於壓迫的有識之士便揭竿而起，天下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百姓群起而響應，便造就了反抗暴政、爭奪天下的英雄事跡，未來的帝王便從這些英雄人物中產生。縱觀中國古代改朝換代的種種先例，幾乎都是這種大同小異的模式。許多英雄人物的出現並不是這個人本身有怎樣空前絕後的才能和理想，而是客觀條件推動的結果，許多情況下英雄的所作所為也是身不由己的，像秦末的陳勝、吳廣起義便是如此。陳勝、吳廣帶領一支囚犯隊伍戍守漁陽，途中因遇大雨衝壞了道路，被阻隔在大澤鄉而誤了報到的時間，當時的秦法十分嚴酷，按律要把所有人都處死。既然橫豎都是一死，不如死得轟轟烈烈、有所作為——於是他們便揭竿而起，陳勝發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豪言，拉開了秦末起義的大幕。如果不是秦末的嚴刑暴政讓人民苦不堪言的話，也不會逼得陳勝、吳廣以及後來眾多的起義者造反了，楚漢相爭的局麵也許就不會出現。項羽、劉邦等等英雄人物也許會像普通人那樣終其一生而無所作為了。
這種社會、政治、人文環境就是我們所說的勢。至於管仲所說的：“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也是勢，國家富足，人民都有糧可吃，有衣可穿，便不會因為蠅頭小利而鬥爭，飽暖生活是走向社會文明的第一步，貧窮和饑餓隻會讓人心中的“惡”被激發出來——“良心喪於困地”就是這個意思。隻有吃飽了才有精力和心情去從事各種社會活動——音樂、工藝、文學等等，所以說，造成一個有利於社會發展、政治清明、人民安樂的勢是極其重要的，在這樣的勢的推動和約束下，社會機體就能健康有序地循環下去。而對個人來說，人們的品質也常常不是因為人的本性所產生的，也是周圍的環境和客觀因素作用的結果，就像文中所說的，太平盛世有許多賢能的人，其實並不是他們本人品德才能有多麼高，而是被外界的環境所卷裹著，不能或者沒有機會顯示出他們卑劣的一麵而已。而許多奸佞小人其實也不一定就本性如此，很可能是因為環境所迫而不得已為之。比如秦代權臣趙高，為試探大臣們對他的態度，在秦二世麵前，指著一隻鹿，硬說是馬。二世笑著說：“丞相錯了，這是鹿。”隨後便問左右人，有的大臣懼怕趙高，便隨聲附和說是馬，有的正直的大臣既不敢得罪趙高，但又不願說假話，便選擇了沉默不語，還有一些耿直的人說是馬。後來說實話的大臣都遭到了趙高的暗算，從此朝中再沒有人敢違背趙高的意誌，秦朝的統治也越來越昏庸無道了。我們探究起來，那些說假話和不說話的人，其實並不是像趙高一樣的險惡陰毒，而隻是朝政腐敗，說實話隻會招來殺身之禍，所以在這樣嚴酷的形勢下隻能選擇隨波逐流，把忠直之心收起來，處處以小人的行為來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