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文】
百六之運，推遷改移，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君子、小人、無賢不肖，至人無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禮讓焉。此數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勢運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物多則欲省，求贍則爭止。”議曰：《管子》雲：“衣食足，知榮辱。”此有餘則讓者也。《漢書》曰：“韓信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及在漢中，蕭何言於高祖曰：‘韓信者，國士無雙。’”此不足則爭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能有誌不移者鮮矣。”
《淮南子》曰：“遊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爭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者，有所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幹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眾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眾也。”故《莊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新語》曰：“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四瀆東流而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議曰：匡衡雲：“循禮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人興行；寬柔惠和，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由是言之，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矣。世之小人，未必小人。議曰：《尚書》雲：“殷罔弗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罔獲。”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並非法，無得其中，皆從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禮讓，未必禮讓。議曰：《左傳》雲：“範宣子好讓，其下皆讓。欒厭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由此言之，夫欒厭之讓，勢運之耳。故知世之禮讓，未必禮讓也。夫勢運者，不可不察。議曰：《政論》雲：雖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為天下通變。”故知天下君子、小人本無定質，盡隨勢運者多矣。
【譯文】
天下大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地變遷流逝，既不會因堯、舜賢德而停滯，也不會因桀、紂無道而消失。誰是君子小人？何為賢惠愚妄？都沒個定準，這是至高至明的聖人也無能為力的事情。由此可知，一個人能否成功，並不完全取決於他的智慧。
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品格卑下的小人，也有推崇互相謙讓的風氣。但上述情況，未必出於人的本性，也未必出於事所當然，都是大的形勢造成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文子》中說：“人們富餘時才會退讓，而不足時便會爭鬥。退讓就產生了禮義，爭鬥就會發生暴亂。財富多了欲望就減少，獲取的多了爭鬥就會停下來。
《管子》中說：“衣食豐足之後，才會有榮辱的觀念產生。”這是說有餘就會退讓。《漢書》中說：“韓信是普通人的時候，貧困潦倒，品行不正，不能被推舉為官。等到在漢中投奔劉邦，蕭何向劉邦推薦他說：‘韓信是國家難得的人才，天下沒有能比得上他的。’”這是由於他是普通人時，衣食不足啊！所以傅玄說：“假如給伯夷、叔齊一個小官職，隻發給他不多的俸祿，開始是父母挨餓，接著是老婆孩子吃不飽飯，不改變其節操的可能性就會很少了。”
《淮南子》中說：“在水裏遊泳的人不能拯救淹在水裏的人，由於他自己的手足抽不出空來救別人。在火災中被燒傷的人不能救火，因為他自己的燒傷疼得厲害。在樹林子中沒有賣木柴的，在湖上沒有賣魚的，因為沒有人缺少這種東西。”所以太平盛世，道德卑下的小人也會奉公守法，不義之財也誘惑不了他。但在世道混亂的時候，品格高尚的君子也會幹壞事，法律也禁不住他。《慎子》中說：“夏桀、商紂當天子的時候，天下一片混亂。關龍逢，王子比幹雖然是賢者，但人們還是稱那時為亂世，就是因為作亂的人多啊。堯、舜當天子的時候，天下太平，雖然丹朱、商均作亂，但人們還把那時稱為太平盛世，就是因為守法的人多啊。所以《莊子》說：“在堯、舜的時代，天下沒有不得誌的人，並不是因為人都聰明。在桀、紂的時代，天下沒有顯達的人，並不是因為人都愚笨了，這都是時勢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