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問我：你經曆過延安文藝運動留下最深刻的東西是什麼？
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文藝和人民群眾親密無間的關係。並不是真正懂得了文藝和人民群眾的關係，自己才到群眾裏頭去的，而是意識裏原本就覺得這似乎不是問題的問題。那時，我還年少，參加了抗戰劇團，經常在陝甘寧邊區給群眾演出，時常到老鄉家裏吃飯，或幫忙幹活，或談論時事，和老鄉不分彼此，一點也不生分，親如一家人一般。隻在讀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才進一步懂得毛澤東同誌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精辟地論述了藝術的起源、性質和規律，提出了文藝必須和群眾相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文藝家必須深入生活，寫出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作品等等，這才真正覺悟到，文藝和群眾應該始終保持血肉相連的關係，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我至今難以忘懷的就是這一點。自從《講話》發表之後，延安掀起了秧歌劇、街頭詩和深入生活的高潮，許多作家藝術家背起行裝，他們走進農村，走進工廠和部隊，完全是自覺自願的，沒有任何猶豫和遲疑。此後，產生了像受群眾歡迎的秧歌劇《兄妹開荒》、京劇《逼上梁山》、歌劇《白毛女》、歌劇《無敵民兵》、秦腔《血淚仇》等戲劇，丁玲的特寫小說，柯仲平、艾青的大眾詩，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柳青的《種穀記》，歐陽山的《高幹大》，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以及古元、力群的木刻，石魯、華君武的畫，等等。這許許多多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都充分地體現了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結果，也充分說明《講話》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開創了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新紀元！
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文藝運動，此後不僅在各個解放區蓬勃發展起來，而且遍及全國。其影響之大，其範圍之廣，在中國文藝史上是史無前例的，是一大奇觀。這一奇觀最集中地反映在文藝下鄉上麵，即“劇團下鄉”、“作家下鄉”、“畫家下鄉”和“到大魯藝去”，延安報刊幾乎天天都有這方麵的報道和評論文章。丁玲帶著西北戰地服務團下鄉了，柯仲平帶著民眾劇團下鄉了，楊醉鄉帶著抗戰劇團下鄉了，張季純、蘇一平帶著西北文藝工作團下鄉了，張庚帶著魯藝工作團下鄉了。詩人艾青、肖三、塞克、吳伯簫勞軍去了，作家劉白羽、陳學昭、柳青、歐陽山、周立波、雷加到農村去了。魯藝各係先後歡送三十、八十位同誌到部隊去，到農村去。文藝界抗敵協會駐會作家全部下鄉，以致不得不關門，宣布會址已無維持的必要，同時決定撤銷文抗會址，隻留一個通訊處，一切公私函件都寄交柯仲平收轉（見艾克恩編纂《延安文藝運動紀盛》四百三十頁），這場下鄉運動的確是盛況空前，蔚為奇觀。
下鄉不僅解決了文學藝術的源泉問題，更重要的是逐步解決了作家藝術家和群眾的關係問題，也即實現於思想感情的轉化，革命人生觀和文藝觀的確立。許多作家藝術家下鄉後體會頗深，收獲頗大。作家舒群、何其芳在《解放日報》撰文，談到改造自己、改造藝術的重要性。女作家陳學昭說：“我在國外住得太久了，我希望和祖國廣大人民在一起生活。”畫家張仃說：畫家必須向勞動人民學習，必須從勞動與土地結合過程中去尋找構圖，在民主的陽光下去發現色彩。詩人嚴辰在《關於詩歌大眾化》中深有體會地說：“要詩歌大眾化，必須我們先被大眾所化。不僅懂得大眾的生活，熟知大眾的語言，更應當周身浸透大眾的情感、思想、意識，悲其所悲，樂其所樂……”等等。這些話都是作家藝術家的內心獨白，直至今天依然閃爍著現實的光亮！
當作家藝術家通過下鄉的實踐和藝術創作初現成績的時候，便受到人民群眾熱烈的歡迎和黨中央親切的關懷和鼓勵。《兄妹開荒》每場演出，觀眾都是前擁後擠，場場爆滿，經久不衰，鄉親們親切地稱呼“魯藝家來了”。毛主席隻是因為丁玲和歐陽山寫出兩篇新的特寫《田保霖》和《活在新社會裏》，特意給他倆寫信並請吃飯，給予了高度評價：“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後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毛主席給《逼上梁山》的評語是眾所周知的：過去在舊戲舞台上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曆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顛倒過來，“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代的開端”！《白毛女》初次演出的時候，毛主席和全體中央委員、“七大”代表站起來熱烈鼓掌，第二天中央書記處還特意寫信予以肯定，並提出了三條修改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