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是，這支由江西蘇區和陝甘蘇區出來的人組成的文藝隊伍，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關懷下，在當時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直接領導下，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時期，走過了一條漫長艱辛的曆程，在中國革命文藝發展史上留下了光榮的戰鬥的足跡。這個紅色劇團從誕生那天起，就采用民族的和民間的藝術形式，直接取材於當時的現實生活，自編自演各種群眾喜聞樂見的劇目，自覺自願地長途跋涉，為浴血奮戰的工農紅軍服務，為城鄉老百姓服務。
一九三六年春，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來看劇社的野外演出。當時，他為台上的演員和台下觀眾所發生的熱烈的共鳴而激動，還為小演員們拍了不少照片。他在《西行漫記》這部著作裏，記載著專門訪問“紅軍劇社”的篇章，並附有幾幅難得的照片。他驚於這種“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的演出。他讚歎地寫道：“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於不斷地改變節目，幾乎每天變更活報劇，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他寫道：“演員除了夥食和衣著之外，所得生活津貼極微，但是他們像所有共產黨員一樣天天學習，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工作。他們到哪兒就睡在哪兒，給他們吃什麼就愉快地吃什麼，從一個村子長途跋涉到另一個村子。從物質享受來說，他們無疑是世界上報酬最可憐的演員，然而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愉快的演員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間，中央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時候，抗戰劇團的孩子們——這時已是喝延河水長大的小夥子了，正在延安南邊一條背山溝裏開荒種地。後來，聽到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尤其是談到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問題，文藝的源泉問題，文藝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以及文藝與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關係等方麵的論述，同誌們聽得津津有味，覺得講得很親切，就仿佛聽到毛主席在肯定列寧劇社——抗戰劇團所走過的道路似的。這個從紅軍時代發展壯大起來的劇團，不就是走著一條來自工農大眾又為工農大眾服務的道路麼，不就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顆“螺絲釘”麼！不就是一支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紅色宣傳隊麼！毛主席說要和工農兵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也正說在了抗戰劇團團員們的心上。這些紅小鬼們，在陝甘寧城鄉宣傳演出的時候，曾經結拜了不知多少幹爸幹媽幹姐幹妹呢！
毛主席發表《講話》不久，還親自邀請抗戰劇團團長楊醉鄉，邊區文協主任、著名詩人柯仲平和民眾劇團團長、劇作家馬健翎同誌談話。一九四四年，在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的文教大會上，林伯渠同誌把一麵寫有“群眾藝術的先驅”的獎狀，親自獎給楊醉鄉同誌。那陣，我們的“楊媽媽”熱淚盈眶，激動萬分。前不久，他還對他看著長大的幾個團員說：“不不，那不是獎給我個人的，是獎給抗戰劇團紅小鬼們的！”然而，在我們這些孩子們看來，這麵錦旗是獎給劇團集體的，也是獎給我們“楊媽媽”的。他從蘇區開始創建和領導這個紅色劇團，嘔心瀝血，曆盡艱辛，度過五十多個春秋，付出了大半輩子的生涯嗬！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部劃時代的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革命文藝實踐的產物。從我黨登上中國政治舞台以來，就有了自己的文藝。以魯迅為偉大旗手的革命文藝運動，在“五四”以後擺開了自己的陣勢，不僅在國統區作出了很大成績，有了很大發展，同時在中國工農紅軍蘇區根據地，和以後擴大的各個解放區裏，也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辦了許多文藝小報和刊物，湧現了許多文藝團體（列寧劇社——抗戰劇團隻是其中一支隊伍）。這兩翼革命文藝隊伍，比翼雙飛，在革命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可貴的貢獻。毛主席在他的《講話》裏，對當時中國革命文藝運動進行了科學總結，不僅在促進和發展革命文藝中起著巨大的作用，而且還將繼續產生重大的深遠的影響。
因此，在紀念毛主席發表《講話》四十周年之際，我還想向中國文藝史家們進一言：從我黨創建至今已六十餘年，我們對於中國革命文藝運動曆史的研究進行得如何呢？雖然許多文藝史家們已經和繼續做著大量浩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但至今還未見有比較係統的史料和比較完整的中國革命文藝運動史。我們希望老一輩文學藝術家都來寫革命文藝回憶錄，我們也希望加強全麵的革命文藝運動曆史的調查研究，早些看到文藝史家們的著作問世。
我這篇短文，其中含有這一層意思，也隻是為了拋磚引玉而已。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於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