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這次人數比較多的盛大的青年文學作者集會，心裏感到很興奮。我覺得，這顆心和你們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因為我們雖然大都是第一次見麵，卻是文學花苑裏的新朋友，是新結識的文學夥伴。
今天我一踏進會場，就感受到一種濃烈馥鬱的春天氣息。八十年代第三個年頭，是二月四日立春。自然界的春天已經到來，文學的春天也在眾美爭妍中跨步走來了。
你們來自秦嶺橋山、涇渭河邊、陝北高原和關中平原；你們來自偏遠農舍、工礦車間、山城小鎮和廣闊的田野。你們一定看到，在你們行走的高山峻嶺和八百裏秦川的土地上，已是濕漉漉的，綠蔥蔥的。天上有雄鷹在飛，雲雀在歡叫，地上各種花兒草兒，都已破土而出，天地間煥發著新鮮的令人陶醉的氣氛。我想，此時此刻，難道你們不覺得胸懷中有什麼東西在躍動！難道不覺得祖國大地上已是滿目生機！難道沒有傾聽到祖國母親心髒的跳動和中國人民在向現代化強國進軍的腳步聲麼！無疑，你們一定是聽到了的，和感受到了的。
我和你們一樣感受到，我們黨、國家和人民經受了那史無前例的十年內亂之後，如今已是精神抖擻，生機勃發，迎著春天昂首闊步地在突進，在衝刺，在奮鬥。盡管在大海的航程上，我們還要療治創傷，還會有曲折，有風浪，但是曆史的航線是不會逆轉的。自然界的春天伴隨著祖國的春天已疾步走來！我想，文學的春天和春天的時代是可愛的伴侶，是挽手並進的。我以為，無論是曆經磨難的老一輩作家，還是中年、青年作家，和像你們一樣新湧現的文學後繼者，都會因生活在這個新的充滿希望和光明的時代，感到自己是個幸運兒。麵對振興中華的新時代，一個作家應該怎麼生活？怎麼學習？怎麼使用這支筆？這不能不是我們深深思考的問題，而且應該是我們時常思考的問題。
從我個人不長的文學生涯裏，感觸最多最敏感的一點是，我們必須和創造新的時代的人民群眾相結合。以我看，辨別一個作家的成敗或文學成就的高低，就看是不是真正實現這種結合。這也許不是判斷一個作家的惟一標誌，卻是作家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所在。
作家是大地之子，每個人都有各自賴以生存的土壤。我所說的這種土壤，指的是每個人各自獨特的生活根基，獨特的生長環境，和獨特的生活命運。大千世界，遼闊無際，一個作家不可能熟悉社會的一切，生活的一切。但是，每個作家都有自身豐腴的生活土壤，那裏有你童年的夢幻，少年的向往，青春的愛戀和追求，以及哺育你長大成人的父老兄弟們。不管你那裏的土地是多麼貧瘠，天地是多麼狹小，就這麼一個小小的村落，偏僻的山城，就這麼一個小小的車間，邊遠的礦山，但是，你如果執著地熱愛生活，執著地追求和探索，執著地熱愛生你養你的大地，你就會滿懷感情地去開拓自己的文學視野，就會自然而然地在你身邊傾聽到大自然搏擊的旋律，人民群眾生活回蕩的脈搏，和整個時代向你發出的呼喚。
我信奉作家生活土壤的重要價值。綜觀古今中外，那些有成就或有偉大成就的作家，哪一個沒有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壤？哪一個沒有自己安身立命的生活根基？哪一個沒有各自走向社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呢？忽略這一點，或藐視這一點，那是一個作家失算的開始，或者隻能作為文藝花苑中的一個匆匆過客而已。我想，不必過多列舉古今中外名家獲得成功的奧秘，隻須刻苦鑽研、探究和比較一下，那些名家們是怎麼起步的，怎麼跋涉的，怎麼不懈地追求的，我們就會從中領悟出一些道理來。從中國現代和當代作家中間，我們要汲取的東西也許更直接一些，更容易理解一些。
我們姑且不從全國範圍來談，就近以我省的一些作家為例吧。我們尊敬的已故的柯老——柯仲平同誌，遠在三十年代就以狂飆派詩人而著稱。自從他來到革命聖地延安之後，就騎著小毛驢，和民眾劇團一起，走遍陝北高原的溝溝窪窪。他把自己狂放的詩情和人民群眾的鬥爭生活緊密聯係起來，並和其他詩人一起，最早發動了延安街頭詩活動。他把自己的詩寫在延安的城牆上，寫在戰士的槍杆上，寫在戰火紛飛的岩石上，在陝北山鄉的農民和戰士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記憶。他那部《從延安到北京》的詩集，使我們至今讀起來感到十分親切、動情，是不朽的詩作。即使他在晚年，因為寫《劉誌丹》長篇史詩而被迫在精神上遭受折磨的時候，他仍然和駐地生產隊農民們保持著親熱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