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前後在瓦窯堡和保安演出的時候，毛主席、周副主席、朱老總、董老和徐老是老觀眾，而且時常坐在後排。一次，毛主席還到後台去看望小演員們，和一位演女主角的小姑娘董芳梅談話時，問起她是哪裏人？她回答說：“陝北人。”毛主席爽朗地笑起來：“陝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湯呐……”一九三六年夏秋之間，周副主席特意調劇團到紅白交界的安塞縣，為友軍演出，當演出歌劇《亡國恨》的時候，台下東北軍士兵看到劇中一家人被日寇逼得妻離子散的情景，霎時泣不成聲，哭聲連天，激昂高呼：“打回老家去！”“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收複一切失地！”許多士兵摟住小演員，像對親人一樣訴苦，要交朋友，要參加紅軍……
周副主席親切鼓勵劇團演出成功。他看見小演員們穿得破破爛爛，還讓供給部給孩子們做了兒童（無簷）帽，發了一套織貢呢列寧服（又叫藝術服）。小演員們高興得不得了，可又不好意思穿出去——紅軍的草灰布衣裳穿慣了嘛！
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時期，這支中國工農紅軍抗日人民劇社隨軍轉戰，幾乎走遍陝甘寧的山城小鎮，邊遠村莊。雖然劇團缺少服裝道具，一頭小毛驢就把全部家當馱上了；劇團也沒有固定的經費補貼，供給要靠自己解決。但是，劇團所到之處，受到當地抗日政府和工農群眾的盛情歡迎。每到一個村子演出，老婆老漢，婆姨姑娘，自動送來雞蛋呀、銅錢呀、鞋子呀、襪子呀，把小演員當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以至劇團幾個月領不到一分錢，經費開支沒有發生過恐慌。
一九三六年春，這個劇團
隨中央轉移到保安以後，曾經背著背包，腳蹬草鞋，忍饑受餓，連續行軍二十多天，穿行在毛烏素沙漠裏，為西征的紅軍和蒙古遊擊隊演出。接著，他們又奉命冒著寒風，野外露宿，趕到甘肅會寧城，參加歡慶紅一、二、四方麵軍大會師的慶祝活動。孩子們興奮地看到了久仰的朱總司令和康克清媽媽。朱老總高興地說：“娃兒們辛苦了，請你們會餐！”康媽媽特意把小演員們請到司令部去，優待吃一頓糜子糊糊飯，外加點羊肉，端了幾大盆子來，親熱地說：“聽說你們幾天沒有吃飽飯了，今天要吃得飽飽的。吃飽不想家哪！”小演員們說：“當紅軍想家叫人笑話，不想！”康媽媽愛撫地說：“好娃兒，像個紅軍小戰士！”
“別了，別了，同誌們，咱們再見在前線……”
一九三七年冰凍臘月，抗戰劇團引吭高歌，在“楊媽媽”的率領下，從延安出發，南下挺進大關中，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他們路過耀州（縣）城，在雲陽鎮休整兩天，隨即徒步到各縣巡回演出。但是，他們卻處處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阻撓和破壞。不論是到三原、涇陽和韓城，國民黨縣黨部都如臨大敵，嚴辭拒絕，不準入城。即使在當地救亡團體和友軍聲援下，劇團開進了這些縣城，他們仍然尋釁鬧事，往台上扔石頭，放紙炮，發警報，搗亂演出，還另請戲班子唱對台戲。他們甚至把劇團在大街小巷貼出的抗日救國的標語、漫畫和傳單，也撕毀塗掉，換上誣蔑的大幅標語：“抗戰劇團是假抗日真奸細！”“提高警惕，防止赤化！”“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把赤化分子驅逐出境！”等等。這些頑固家夥原來是怕“赤化”，竟把一個宣傳抗日的孩子劇團，也視做洪水猛獸，這既暴露了他們的反共麵目，也可看出這個孩子劇團在國統區影響之大。
許多救亡團體、學校和友軍給劇團募捐獻款，送來一摞一摞紅包包，並主動請小演員到學校和部隊教唱抗日歌曲。農民們還吆著騾馬大車，拉劇團到鄉下巡回公演。不少學生、教員和職工要求參加劇團，或帶他們上延安去。後來，劇團還到過臨潼、渭南、大荔、富平、蒲城、合陽、淳化、旬邑等縣。在臨潼演出時，我地下黨員、臨潼縣長張鋒伯同誌，為了保護孩子劇團的安全，還親自陪同小演員們坐上大卡車進行宣傳。
當劇團走進西安，住在北大街一所中學的時候，隻演了一場，還未正式開始活動，就受到許多救亡團體、學校的邀請，轟動了全城。當時負責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林伯渠同誌，誇獎小演員們說：“你們都長進多了！你們所走過的地方，都受到群眾的歡迎嘛！”孩子們聽著，感動地哭了。一走進七賢莊，如同回到娘家，這兒是一塊紅色的莊園呀！
稍後，我也和一位小朋友，從家裏逃出去，幸運地參加了抗戰劇團。我們後來隨團勝利返回延安，繼續在陝甘寧邊區城鄉開展活動。從楊老和老戰友的追懷，以及從我的所見所聞和作為一個跑龍套的娃娃，這個劇團的藝術生活，在我少年的心靈裏鐫刻下快樂而又美好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