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電視知識分子話語權
和“話語”一樣，“話語權”已成為當下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經常使用的時髦詞語，而且在定義和內涵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例如，在其使用頻繁的法律界，話語權的概念可以包含的內容亦很多，如言論權、發言權、輿論權、陳述權、辯論權等等。而在社會上，普通民眾所稱的“話語權”，更多的是指發言的權力。同時，西方理論界有關話語與權力的認識以及國內對其的解讀，都存在著一定的爭議性。考慮到筆者研究內容的中國語境，在這裏首先確定“權力”是“指個體或群體影響、支配、控製他人的能力，使對方按自己的意誌行事，影響力和支配力是構成權力的基礎”。那麼，話語權在本研究中的工作定義為，話語主體通過話語實踐所獲得的支配、控製他人的影響力。
一、中國電視知識分子話語權構建
兩位知名的傳媒經營者默多克和劉長樂也承認：“話語權是一種潛在的現實權力。” 而這種現實的權力是在話語實踐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如果我們把話語分為“個體話語”、“大眾話語”、“媒體話語”、“政治話語”和“經濟話語”五類，就可以從中發現，中國電視知識分子所擁有的話語權得益於多種話語勢力的雜糅與合力。
1.知識分子身份賦予的話語權力
知識分子身份無疑是一種權力的象征，這需要從三個層麵來解釋。第一個層麵，即對於知識的控製和闡釋的話語權力。中國知識分子從曆史上看，就擁有特殊的話語權，自儒家思想被確立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以後，“上自皇帝的詔書、百官公卿的奏議等朝廷公文，下至文人書生的文章詩賦都需要以儒家的經典為立論依據……儒家的經典成為封建社會裏帶有強製性權威的權力話語。更重要的是，作為解經活動主體的士人階層也在針對前代禮樂文化傳統的解構和重建活動中重新找準了自己的位置，明確了自己的奮鬥方向，即通過對典籍的解釋安身立命於社會，成為新時期權力話語的擁有者”。這種權力來源於對儒家經典的掌握和闡釋。“進入現代社會以後，新知識階層掌握著專有的研究成果，因此，當一個涉及他們本行的問題發生時，他們有遠較他人為深刻的知識，而這種知識即是權力、即是權威。如政府的財政政策、外交政策、原子科學的發展計劃等問題，財經學者、政治學、物理學者就有較高的發言權。他們的意見，一個聰明的政府與社會不會加以漠視的。” 這裏需要提及一下，法國學者福柯關於知識與權力的論斷在學界影響頗大，但是其理論並不是認為“知識就是權力”，“福柯明確地給出了否定的答案，每當他讀到‘知識即權力’或‘權力即知識’時，都深感自己遭遇誤解”。其“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排除了知識主體的“凝視”關係，所以，與筆者所言知識即權力是有明顯區別的。依附在知識中的話語權力，筆者認為可以分為“固態”和“液態”兩種，即通過占有被認為亙古不變的經典知識而獲得的話語權力和通過把握流動變化中的新知識進行發明創造或是創造性解釋來獲得話語權力。隨著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喊出“知識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識”的口號，尤其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所擁有的強大權力，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文化生產者擁有一種特殊的權力，擁有表現事物並使人相信這些表現的相應的象征性權力，這種象征性權力還表現在文化生產者用一種清晰的、對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亂的、模糊的、沒有係統闡釋的，甚至是無法係統闡釋的體驗，並通過這一表述賦予那些體驗與存在的理由。在市場運作中，文化精英的優勢和作用在於他們原本就擁有話語權，一旦掌握大眾文化的種種遊戲規則，便能製造出大眾狂歡的氣氛。“權威而經典的文化身份”幫助他們將“象征資本轉化為金錢”。
第二個層麵，道德文化賦予知識分子的判斷性話語權力。“任何道德文化所製定的文化話語權力，其權力本身決不會輕易消逝，因為在曆史傳承過程中，‘文化道德’依托其文化話語權力，通過不同的形式深入到了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即構成本源性的文化約束力。” 作為中國道德文化的主要參與製定者，知識分子具有道德裁判權的先天優勢，我們經常可以在民間聽到這樣的說法：“我不和你爭吵，我們找個有學問的來評評理。”在社區中，教師、醫生等知識分子身份經常會成為老百姓接受觀念的輿論領袖。
第三個層麵，教育機構通過學曆所進行的話語授權。深受“功名”觀影響的中國人，將這種理念移植到了現代社會的“學曆崇拜”上(當然這種趨勢在實用理念下在不斷削弱)。大學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一種教育的話語權利，大學成為了權威的代名詞。也造就了以大學教授為代表的學者專家能夠獲得社會和媒體的青睞，擁有較強勢的媒介話語權。所以，盡管還有些知識分子排斥電視，但請專家進演播室已經成了一種慣例。
2.借勢於雜糅了政治、經濟權力的電視媒體權力
“言說空間為話語提供了存在的家園，在這一家園，言說主體、言說客體與話語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言說主體與客體所擁有的話語權。言說空間對話語權的製約很大程度上是由話語權與角色的對應關係決定的。言語行為應該與語言使用者所擁有的話語權相對應；而語言使用者所擔負的不同角色，又決定了其話語權。”在什麼樣的社會空間言說，就相應地獲取了其所賦予的話語權力。在傳媒時代，電視影像更是一個奇跡。兩個加拿大社會學家用非常誇張的語言來描述電視：“凡是沒有進入電視的真實世界，凡是沒有成為電視所指涉的認同原則，凡是沒有經由電視處理的現象和人事在當代文化的主流趨勢裏都成了邊緣，電視是‘絕對卓越’的權力關係的科技器物。”當然，中國電視媒體的特殊屬性，對於電視媒體權力的認識，不能簡單地參照西方學者的觀點。
“電視的權力應當是把它放在政治經濟結構內的適當位置加以理解，而不應從非語境化的效果裏所作的分析中加以理解。” 按照鄭世明的研究，中國電視媒介的“政治屬性、經濟屬性和文化屬性與政治、經濟以及精神—文化、信息權力之間，向是一種複雜的聯姻、相互糾纏，難解難分。由電視媒介三種屬性和三種權力之間的關係，可以得出結論，電視媒介權力的生成，是政治權力、文化權力和經濟權力三方博弈的結果”。所以，中國電視媒體的權力是一種雜糅了多種權力的混合體，而電視知識分子話語借助這樣的載體，則獲得了相應的話語權力。
具體的表現為，知識分子通過在被電視“召喚”和在電視中出鏡發言，而被電視媒體進行了“社會地位授予”。按照拉紮斯菲爾德和默頓的論述，以電視媒體為代表的大眾傳媒擁有這樣的社會影響，“電視支持、因而也強化社會規範；它賦予社會成員、地點、政策以及事件以地位，隻要給這些內容上鏡的機會就可以”。“大眾媒介的有利的注意可以使個人、團體和政策的聲望地位提高和合法化……提高聲望地位上似乎有著這樣的一種循環過程：‘如果你真的了不起，你就會吸引大眾的注意，如果你吸引大眾的注意，那你的確是了不起的。’”
知識分子的符號權力實際上隻是政治權力的附屬物，政治上處於強勢的集團，也就順利地掌握了符號權力。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中，電視媒體場域是處於政治權力場域內部的，本身就是“政治上強勢的集團”的一分子，“任何新聞媒體都是黨的宣傳事業的一部分”清晰地說明著這一現象。從這樣的表述中，就可以發現我國的電視媒體話語權力的優勢，而身處其中的傳播者則成為這種權力的代言人。例如廣播電視專業教材中就：“播音員、主持人形象內涵是，作為媒體直接代言人，代表政府的聲音和媒體的形象，具有公信力，代表社會主流文化，具有影響力，具有‘政府和人民賦予的話語權’。” 以中央電視台為代表的電視機構的記者、主持人在進行采訪時，其背後具有明顯的官方意識形態支持，這從人們把《焦點訪談》節目稱為“焦青天”就可以看出這種意味。政治權力、媒體權力與電視知識分子並非是單方麵給予的，兩者間存在著勾連並相互需要。“固然政治精英的權力可以憑借種種暴力的形式取得，但是，任何政治權力要能長久維持，大半必須依賴製度的建立，並以例行化的權力運作方式來進行才有可能。這樣對正當性予以例行化的過程，本質上是政治權力理論得以建立和使之在人民心中產生內化的一種必要社會過程。在此過程之中，權力理論的建立以及權力正當性的合理詮釋和賦予，往往不能由權力擁有者自己來執行，而是由居第三者地位的知識分子負責的。我們不妨稱之為‘權力正當性認定的外衍性’。”權力要使人信得過則必須轉化為權威，這就是一個合法化過程。如何使赤裸的權力轉化為被人認為合法的權威則是知識分子的特有功能。通過知識分子合法性的闡釋，知識精英比普通製媒者更了解如何掩飾意識形態的作用，三者間的共振使相互的話語權力擴大化。
同時，電視媒體也擁有著強勢經濟話語權，這從每年中央電視台年代經濟人物評選、上榜品牌、知名企業展播等現象中都可觀察到媒體與經濟權力的共謀以及對經濟生活的影響力。當代的電視體製是“官方”、“精英”、“市場”三種體製性力量之間彼此衝突又相互借重、複雜互動的結果。所以，這種權力的聚合對於知識分子產生著巨大的向心力，而身居其中的電視知識分子所擁有的通過電視媒體授予的權力也顯得複雜和強勢。
3.大眾偶像與代言人所賦予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