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知識分子話語與電視傳播特性
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而存在，其特殊性不僅由於他們的職業身份和社會地位，同時還決定於他們話語方式的獨特性。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話語特征需要區別對待，在曆史的演變中，這種特征是處在不斷地變化過程中的。在傳統社會裏，古代知識分子的話語特征是建立在對於文言文等書麵語言或士大夫語言之上的，“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動搖了士大夫對於知識話語的壟斷，開始構建起新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也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分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在新中國建立以後的語境下，長期的社會運動和變革的影響，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及“皮毛論” 即認定知識分子隻是一個階層，在進入社會實踐時，它必須也必然像毛一樣，依附在某張皮之上，知識分子沒有能力和膽識去認識自身，去獲得自我意識和覺悟，它的性質、地位和作用要由它所依附的階級來決定。它的話語，也采用它所依附的階級的話語，並成為為之服務的某種工具。的提出，對於知識分子話語進行了再一次的改造，尤其表現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方式的入侵。改革開放以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論斷被明確確認，在客觀上也部分消弭了知識分子語言特殊性的合法基礎。但是，由於在社會中的特殊作用和功能，決定了知識分子話語仍然存在著鮮明的特征，當然這些特征在中國民眾眼中也許隻是被奚落的對象，例如薑昆相聲中著名的一句話：“你以為知識分子不會罵人呀，他母親的！”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政治開明和學術自由空間擴展，一些學者提出應當重建知識分子話語體係，尤其表現在發源於北京大學的國學熱潮，可謂是“麵對半個世紀以來政治意識形態對學術無處不在的影響和統治，一場重返學術重返書齋的運動，或許是知識分子重建獨立精神，在專業範疇內展開人生的悲壯努力，是對以往無視學術的強權統治所做的一次莊重反叛”。當然，這種所謂的“重建知識分子話語”與西方意義上的“重建知識分子話語”有著本質的不同。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利奧塔提出的“知識分子死亡”的問題，是“認為知識分子因為往往將自己放在人、人類或人民的位置上，認同於一個普遍價值的主體，習慣於針對社會每一個人發言。然而，他們所賴以建構的一套整體性的元話語到了後現代社會已經完全解體了，目前這個社會已經不斷地趨於多元化、局部化，知識分子作為其原來對社會全體所承諾的那些整體性話語的承擔者已經完全不存在了”。還有英國思想家鮑曼關於知識分子從“立法者”到“闡釋者”的轉變：“知識分子在後現代社會隻有在自己的共同體內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體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這樣，知識分子的功能實際上發生了變化，變成為一個‘闡釋者’。‘闡釋者’的角色就是將自己共同體內部的知識翻譯、闡釋為其他共同體成員能夠理解的知識。”上述兩者對於西方知識分子話語重建的意義在於“公共性”話語重建，這個層麵上的話語重建也部分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展開，但是，不同於我們這裏所談的中國知識分子話語重建問題。不論從中國知識分子話語曆經變革仍然保存下來的特性，還是不斷重建的科學化知識分子話語，我們都可以歸納出理想狀態下知識分子應當具有的話語體係特征，這裏強調理想狀態是由於在各種權力交織的中國知識分子場域中，還無法產生真正意義上“為知識而知識”的純知識分子話語，更重要的是針對不同學科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話語體係特征不可能完全相同，我們隻能從抽象意義和一般意義上談理想狀態的知識分子話語應該是怎樣的。
一、理想的知識分子話語體係特征
區別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界限的產生，在美國學者R·柯林斯看來是一種“互動儀式”形成的結果，其“核心在於特殊的言說行動：超越情境的對話的進行，連接過去和未來的文本。正是對這一共同活動的深層意識，把知識分子結合成一個儀式共同體”。也就是說，知識分子通過特殊的話語方式而連接在一起，從而達成身份認同，這裏知識分子的話語體係就顯得尤為重要。“知識分子話語體係即是知識分子在一定社會曆史語境中價值觀、思考和生存方式以及使用的術語的統稱。它實質上是知識分子精神和工作特征的一種總體描述和概括。”。
1.科學性與專業性
按照社會分工，知識分子以腦力勞動為主，而腦力勞動是建立在智力和知識的基礎之上的，這就要求知識分子應該有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以追求真理為天職，為學術而全神貫注，忘懷一切，排除現實生活包括自身生命過程的種種矛盾、困惑的境遇，超越自我生物需要和各種瑣碎動機，把探索真理的奮鬥與自身生命體驗相關聯，並為此獻身。這也決定了知識分子話語的科學性特征。科學性的話語“通過界定語詞定義，建立規範專有詞彙，確定嚴格的語法邏輯程序，使語詞保持一種明確的指義……科學語言衝破日常自然語言的全麵包裹和纏繞，切斷了它與日常話語的聯係，進入公理化的階段……詞自身的情采光輝全都消失殆盡，人通過詞徑直走向觀念，詞在使用中消失了，詞在這裏似乎是透明的，它冷靜、中性、無生命”。可以看出，知識分子科學性話語與日常生活話語存在著明顯區別，法國學者柯恩甚至為了說明這種區別，而將科學化的學術語言比作宗教語言，“書麵語和學術語言往往同時就是某種禮拜儀式麵向全體人們的宗教語言，這種語言往往是一種在口頭不再使用的語言”。科學性話語要求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嚴密性和準確性，它是由大量定義和概念構成，並存在著嚴密的因果關係，例如科學論證中經常采用的“三段論”，這就要求盡量避免概念使用的模糊性和相互矛盾，例如日常經常用到的“好像”、“不一定”、“可能是可能又不是”之類的詞語是要盡量避免的，尤其反對生活用語中的隱喻、雙關等修辭方法。另外，科學性也要求話語祛除個人的感情色彩，學術語言邏輯性強，但是往往不夠親切，缺乏感情色彩。學術語言是各個學科在發展和探索過程中，通過積累大量素材的基礎上，提煉和概括出來的反映事物本質的概念和範疇。例如上麵我們提到的電視知識分子李敖經常會在電視節目中說：“別人都說你是王八蛋，但是我能證明你是王八蛋。”雖然他似乎運用的是科學性的話語，但是誰也不會把他的“研究成果”當做知識分子嚴肅的學術研究，因為一個“王八蛋”就暴露了明顯的感情色彩，從而使他的話語成為了非科學性的闡釋。
同時，源於現代社會帶來的知識爆炸和分工日益細化，知識分子從事的職業呈現出專門化的特點，這種趨勢不僅使知識分子逐漸喪失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並且再難以產生以往那種跨越多學科的大學問家，也使得自身話語帶有明顯的專業性特征。專業化的話語首先表現在高度抽象上。陳嘉映先生曾經形象化地描述：“學術語詞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具有理論建構的身份，並在一定意義上更‘抽象’……你說‘天冷，水都結冰了’，他說‘在外因的作用下量變導致了質變’；你說‘有隻兔子在草地裏跑’，他說‘一個個體物體存在並在某一空間範圍內運動’；你說‘我討厭冬天’，他說‘可天下的事情都是一分為二的’。”其次，專業化話語為相關行業建立起堅厚的樊籬，我們經常所言的“隔行如隔山”就是這種現象的明示。“專業知識是指有關某一領域、某一行業的特殊知識。專業知識需要通過專門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是大腦內存儲的特殊認知圖式……在大多數情況下，聽話人理解話語意義的障礙來自對專業或行業術語所反映的認知圖式的缺乏。”隻有專業同行能夠理解的專業術語明顯地和外行劃分了界線，對於越界的知識分子，內行們則口誅筆伐，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北京師範大學影視係係主任於丹在講《論語》時備受爭議，文學專業教授易中天在講曆史時也被指責為“誤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