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電視的形象化傳播與知識分子話語邏輯性、抽象性的矛盾
電視聲畫兼備，視聽並用，尤其是畫麵的形象性，給它帶來了區別於廣播的最明顯差異。從傳播特性上，形象性使得電視傳播信息豐富、生動、直觀，並利用類交流的方式造就了與電視觀眾的真實感、接近感，甚至親近感。但是，形象化傳播也使得電視長於具象，拙於抽象；長於感性，拙於理性。例如，我們常說的“矛盾就是對立統一”，用文字表達，隻要稍微有點哲學常識，便可一目了然且意味深長，但是，如果用電視的畫麵語言來展現，這就複雜而且困難了。正是由於電視傳播利於形象傳播，短於抽象思維，所以電視媒介在信息傳播上難以對意義、背景、產生的必然性及未來的走勢等進行透徹分析，難以表現其思想深處的問題。形象化的電視傳播還可能造成另外一個後果，就是封閉了觀眾的想象空間，例如讀《紅樓夢》小說和看《紅樓夢》電視劇就是兩個層麵的事情了，看書對於讀者而言，也許可以根據自己的想象構造賈寶玉或林黛玉，但是看電視時，他們兩個就活生生地出現在你麵前，不管你是否覺得和心目中的差距很大，而且，大多數觀眾也不會在意，並把他們當做真的小說中的人物來接受或崇拜。
這裏，電視的話語是形象性的、帶有感情色彩的(當然也要區分不同的節目類型，客觀報道的新聞節目感情色彩要淡化得多)，又與知識分子話語強調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推理和去感情化特征存在衝突。知識分子展現的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和理論，而電視要表現的是鮮活的畫麵和社會生活，如何有機地將兩者結合的確是一個難題。雖然高明的編輯記者往往有機地運用電視字幕和特技手法，發揮其特有的表意功能，但是，這隻能部分克服這一矛盾，並不能從根本上予以解決。
3.電視的線性及時傳播與知識分子話語科學性的矛盾
電視傳播是按照時間流程依次播出節目，每個節目的圖像和語言也是逐幀順時呈現，這對傳播者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一方麵，電視節目是有時間限製的“遊戲”，節目時間安排表是先於正在播出的節目而製定的，無論多麼重大或是微小的問題，都要在固定的時間安排中結束。知識分子在參與節目製作時，時間成了束縛其思想表達的“無形之手”，無論是討論美國總統大選，還是一位民工討要工錢，都要在規定的十幾秒或幾分鍾內完成點評，這對崇尚科學話語表達的知識分子而言，無疑是一種挑戰。另一方麵，線性傳播的特性決定了，電視畫麵和聲音稍縱即逝，尤其是在電視直播節目中，知識分子的話語一旦形成便無可挽回地傳播擴散而去，即使中間出現了口誤或認知性錯誤。而且，觀眾收看電視節目具有隨機性，知識分子在論述自己帶有因果關係的觀點時，也許觀眾隻是從中間才開始觀看，很可能在沒有了解一係列前提和假設的情況下，直接就接受了後麵的“果”，而導致誤讀。雖然這種線性傳播模式所帶來的弊端會在數字電視、網絡電視等新技術發展下被克服，但是，電視觀眾在有限的收看時間內和長期培育下養成的收視惰性，能否使他們為弄明白一個道理而反複觀看同一個節目，是值得懷疑和有待觀察的。
電視媒體的優勢之一在於其能夠利用直播等方式同步展現新聞事實的發生和發展，也被稱為是將新聞理念從“已經發生的新聞”推進到“正在發生的新聞”。這種及時傳播的特性，也要求參與電視新聞節目的知識分子必須快速地做出應變和解釋，並且，在論述事件和現象時，也常常僅能提供一種缺乏成熟思考的觀點，這與知識分子的科學化話語推理模式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工作方式是迥異的。所以，有學者認為，上電視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是要冒風險的。
4.電視傳播以娛樂為主的功能與知識分子話語批判性的矛盾
在中國學術界比較具有共識性的是，認為大眾傳播具有輿論監督、服務公眾、文化傳遞和娛樂四大功能，也就是說電視傳播具備上述功能，但是，如果我們從現實的角度看，電視媒體的娛樂功能是最為突出的。西方學界對於電視是娛樂性工具的認識比較普遍。美國學者波茲曼曾說：“美國電視全心全意致力於為觀眾提供娛樂……電視一直保持著一成不變的笑臉……娛樂是電視上所有話語的超意識形態。”當然，這種認識也源於美國是以商業電視為主體的電視產業形態，不過，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電視強大的娛樂功能。中國的電視傳媒在90年代以前，還未充分彰顯娛樂功能。1990年中央電視台國際部推出定期播出的《正大綜藝》，開創了中國大陸娛樂節目的新形態，此後綜藝節目、大眾化電視劇、選秀節目等等風起雲湧，電視娛樂節目得到了充分挖掘和展現，這當然是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種滿足，雖然也出現了媚俗和庸俗化的娛樂節目，但是對娛樂功能的肯定是我國對電視傳播功能認識的進步。
但是，這種以讓觀眾“樂”為主的功能，必然產生電視媒體對於大眾口味的追逐和迎合，而且要保持輕鬆活潑的“笑臉”。而知識分子往往是讓人樂不起來的人，基於嚴肅思考和前瞻性判斷的批判性話語，常不知趣地潑人一頭冷水，由此而產生的所謂的“精英化”、“貴族化”語氣和態度，使大眾產生“敬畏”，甚至反感。從各種大眾傳媒對於知識分子的嘲諷上，我們都可以看出些“不滿”的端倪。觀眾打開電視，是為了使勞累了一天的身體得到輕鬆和休閑，是為了緩解現代社會帶來的精神上的不適，而不是接受“教育”和“批評”的，即使這種批判是出於促進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所以知識分子的批判性話語在電視上展現，會顯得不合時宜或自討沒趣(這當然也要區分電視屬性和受眾水平)。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理想的知識分子話語狀態與大眾化電視傳播邏輯是存在矛盾和衝突的，知識分子介入電視節目製作必然要接受電視媒體對於其話語的改造和修正，以適應電視傳播目的和大眾接受心理，這裏不存在正確和錯誤的價值判斷，但也客觀上影響了知識分子話語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