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的“幕前主持”並非指電視媒體內部的職業主持人，而是特指已在媒體之外即獲得“知識分子”社會認可的知識分子，進入電視節目中主持節目。這類電視知識分子大多在社會上擁有本職工作，以兼職的身份進行節目主持，也是一種知識分子深度介入電視內部運作的表現形式。
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才首次出現完整意義上的電視節目主持人，發展時間短的限製影響了整體水平。電視媒體的“類交流”特征決定了主持人在電視節目中的重要引導作用。電視節目主持人作為公眾人物，他們的角色特征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乃至示範性。因此，主持人角色在傳播媒介的作用下，呈現為受眾的潛意識的心理參照係，是受眾將理想角色投射與對應到主持人個體上而形成的。不同的電視節目需要不同類型的主持人，在曾長期以宣傳唯一功能的中國電視媒體中，主持人類型相對單一，再加上，我們的影視專業教育中對主持人的培養較偏重相貌、聲音等外表形象的打造，更強化了中國電視主持人模式化、同質化現象。有學者對比了中美之間電視主持人的差異，認為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在文化底蘊、影響力和駕馭節目的能力等方麵要明顯優於中國同行，尤其在年齡上，美國傳播學者們考察三大商業電視網曆任晚間新聞節目主持人的年齡後得出結論：43歲被稱為主持人的“黃金年齡”。但是，在我國，主持人行業基本上還是被看做青春職業，外表形象被看做是衡量能否成為主持人的重要指標，出現在熒屏上的主持人，女士年輕漂亮，男士英俊瀟灑。
在90年代中期以後電視節目出現日益繁榮多樣的局麵後，單一化模式主持人難以廣泛應用在風格迥異的各類欄目中，特別是文化類、談話類和其他品位較高的節目，這種難以駕馭感就顯得愈發強烈。電視媒體的激烈競爭一方麵需要知識分子型主持人，一方麵又缺乏培養其的時間和機製，而在場外觀望的電視適應能力強的知識分子，在機遇巧合下被動或主動地引介入電視媒體，充當“幕前主持”型電視知識分子。此類電視知識分子，也可再細分為專職和兼職兩種。專職“幕前主持”型電視知識分子，例如鳳凰衛視的阮次山，這裏將其歸為電視知識分子，是由於在其進入電視媒體前，得到社會認可的“知識分子”身份是專欄作家；兼職“幕前主持”型電視知識分子，多數來源於可自我支配時間較多的高校教師群體，比較典型的是清華大學的王魯湘主持鳳凰衛視的《文化大觀園》等節目、北京大學的阿憶曾主持過央視的《實話實說》、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等節目。當然，他們進行“幕前主持”的初衷則因人而異，阿憶用其自己的話說是出於生存的需要，王魯湘則把自己形容成喜歡覓“野食”的“雜食動物”，他不喜歡“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傳統式文人生活，勇敢地從體製內邁向體製外，成為一個以自身能量試探文人價值的知識分子。不過，無論如何，尤其是兼職型的“幕前主持”，其社會身份是模糊、複雜的，得益於中國大陸大學對於學術外兼職管理的鬆懈，他們在電視媒體的收入遠遠超過了高校給予的報酬，即使已經全身心地投入到電視運作當中，但仍不願意辭去學校裏的職位，而且一些高等教育單位似乎對此現象存在默許的態度，在清華大學曾經有意向推出的學術評價辦法中就能夠發現這種傾向。這倒是個值得深思和探討的問題。
二、“外部人”
以“外部人”身份出現的電視知識分子，是指以其他職業的“知識分子”身份參與電視節目製作。此類知識分子多以“嘉賓”、“演講者”等身份出現，但不參與電視運作的“遊戲規則”製定。在這裏，一方麵，電視媒體向知識分子“借名”，利用知識分子身份佐證電視業內人士觀點或闡釋社會現象；另一方麵，在一些時候，知識分子也向電視媒體“借勢”，利用大眾傳媒的輿論優勢獲取相應的文化資本。一定程度上，“外部人”身份的電視知識分子與電視媒體存在著共生共息關係。
1.“闡釋者”型電視知識分子
電視媒體作為大眾媒體，需要反映複雜的社會生活和絢麗的自然景觀，這都對電視從業人員提出了豐富的知識儲備的要求。雖然我們的傳媒教育一直倡導培養一專多能並對各個學科保持熱情求知欲的“雜家”，但是在信息爆炸的年代，隨著專業分工的細化，電視媒體人員麵臨更多的是“隔行如隔山”的尷尬，並非所有問題在看似“萬能”的記者、編輯那裏都能夠得到合理的答案。這就促使電視從業人員向具有專業技能和專業知識的知識分子求助，讓他們充當複雜問題的闡釋者和特殊矛盾的化解者。當然，以上描述是基於理論上的假設，並非“闡釋者”電視知識分子的出現完全是為了給電視觀眾和媒體人員答疑釋惑的，電視媒體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也並非簡單的“學生”向“老師”請教，在這一表層下，蘊含著豐富的內容和涵義，通過“合理適當”的“闡釋”，雙方可以達到“共贏”的效果。因為，在特定的情況下，大眾對於傳媒的宣傳和報道並非采取“盡信然”的態度，知識分子的權威身份有利於電視媒體取得有效“勸服”。但是，不可否認，知識分子在電視中的“闡釋”並非完全出自知識的立場和客觀科學的態度。在一些偽科學事件風波中，例如2007年的陝西“華南虎”拍照事件，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是值得批判的。能否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對知識的尊重，這關乎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也和電視傳媒的開放程度和承受能力有關。我們可以舉法國學者福柯的一個例子來說明。1976年，蘇聯醫學家斯特恩(Srern)因拒絕克格勃要他阻止兩個兒子移居以色列的要求受到迫害。1976年12月17日，福柯在應邀參加法國電視二台著名主持人貝爾納·皮沃(Bernard Pivot)主持的、設在盧浮宮的討論“人類的未來”的電視直播節目時，出人意料地利用這一機會向電視觀眾大談斯特恩事件，使之成為一個公眾話題。迫於各方麵的壓力，蘇聯當局終於把斯特恩從監獄裏放了出來，並允許他在次年6月來到巴黎。這裏有西方傳媒體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的自覺意識和獨立精神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