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在《關於電視》中這樣描述：“電視部門掌握著一本通訊錄(這也是在緊急情況下不得已而為)，其名單永遠不變(涉及俄羅斯，找X先生或太太，涉及德國，找Y先生等)，有了這麼一批負有責任的講話者，也就免得去找真正有話可說的人了。有話可說的，往往是些年輕人，他們還沒有什麼名氣，但有自己的追求，沒有與媒體打交道的習慣，與其不得不去找他們，倒不如手下有一批媒介的常客，隨時可以效勞，時刻準備製造文章或提供訪談。”這裏，布氏“媒介常客”類似於筆者所區分的“闡釋者”型電視知識分子。在中國電視媒體中，該現象也比較普遍。如中央電視台的電視節目中隻要論及軍事話題，需要知識分子發言時，國防大學軍事科技與裝備教研室主任、教授張召忠就成為必然要邀請的專家之一。
“闡釋者”型電視知識分子大多是來自自然學科和社會科學學科的專家和學者，一定程度上是當代社會中流行的“科學家崇拜”的電視反映，尤其在關注國計民生的問題上，受眾在遇到難以理解和渴望了解的情況時，就產生了大量對於“闡釋者”型電視知識分子的社會需求，所以，我們在每天的電視節目中，從幾十秒的短新聞到係列紀錄片，從國際局勢到炒股買房，到處都能看到“闡釋者”型電視知識分子的身影。
2.“講演者”型電視知識分子
“講演者”型電視知識分子在西方也存在，如前麵言說的布爾迪厄在巴黎一台的講演，以及十幾位哲學家在BBC的辯論。不過，應該申明的是，就西方的“講演者”們自身而言，他們未必認為自己是“電視知識分子”，因為在前言中筆者已經探討了，我們是在用中國化的“電視知識分子”認識來看待西方知識分子介入電視傳媒的現象。
“講演者”型電視知識分子的出現與“講壇”類電視節目在中國電視媒體上大行其道有著密切的聯係。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中國電視出現的電視講座，可以看做是“講壇”類節目的雛形的話，那麼，“1999年7月11日，湖南經視推出餘秋雨《走向21世紀的中國文化》的電視演講，開啟了電視講壇節目的先河(2000年該節目演變為湖南衛視的獨立欄目《千年論壇》)。隨後，《西部論壇》、《經濟大講堂》、《學術報告廳》、《名家講堂》、《東方大講堂》、《世紀講壇》、《人文講壇》、《開壇》等講壇類電視節目紛紛湧現。‘電視講壇熱’向全國各地蔓延。其中尤以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和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影響頗具”。在中國電視熒屏中，“講壇”類節目存在的類型也是多樣化的，有學者專門將它們分為：大眾接受型節目，即電視講壇的選題主要是為普通受眾所了解，如央視《百家講壇》、河北電視台的《燕趙大講堂》；關注前沿型節目，欄目內容學術性較強，注重思想上的交流，關注前沿的事物和思想，如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壇》；專業實用指導型節目，內容定位在一定的專業領域或社會生活的某個方麵，如湖南經濟電視台的《MBA大講堂》、央視社會與法頻道的《法律講堂》等。目前，基本上所有的省級電視機構和部分省會級電視台都開辦了“講壇”類電視節目，如此大規模的出現不能不說與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人們渴望被指引的心態有關，當然，也有先進者的成功示範和中國電視傳媒的宣講意識的因素。批量出現的電視講壇，必然需要批量出現占據於上的“知識分子”宣講者。如果說闡釋型電視知識分子的成名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才能夠成為媒體常客，而獲得相應的社會知名度，那麼，講壇類電視節目則可謂是明星電視知識分子的快速生產線，昔日在大眾領域或公共空間默默無聞的大學教師或專家學者，可能一夜之間成為擁有百萬級別“粉絲”的大眾明星(如於丹教授在2006年國慶期間在《百家講壇》講《論語心得》，短時間內聲名鵲起)，甚至大眾情人(易中天的“粉絲”就喊出“嫁人就嫁易中天”的口號)。“闡釋者”型電視知識分子在更多的情況下，是電視媒體向知識分子借一個“教授”、“學者”的名號；“講演者”型電視知識分子則在更多的情況下，向電視媒體借大眾影響力的“勢”，難怪眾多大學教授紛紛期待《百家講壇》製片人的慧眼識君。這部分電視知識分子可謂是引發學術界和社會層麵廣泛關注的人群，關注他們對學術的改造、對大眾的獻媚、對媒體的遷就性合作以及財富的迅速積累。所以，此類帶有明顯中國特色的電視知識分子人群也成為筆者在該研究中關注的重點。
不同於“闡釋者”型，在中國電視屏幕中出現的“講演型”電視知識分子以人文學科的專家、學者和教授居多，一方麵是由於自然科學的理論和現象難以用簡單的口頭表達展示清楚，另一方麵也說明隨著教育的普及，社會上人文學科“文化鴻溝”正逐步消弭，人們對於傳統文化熱情的高漲等因素都促使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紛紛登上各種電視講壇開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