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類型與風格
中國知識分子介入電視的方式是複雜多樣的，在排除把電視行業作為自己終身和唯一職業以外的知識分子以後，我們可以將他們區分對待。有學者在梳理知識分子與電視傳媒關係時，歸納出“節目專家”、“傳媒知識分子”和“電視知識分子”三種類型，並且認為“節目專家”參與新聞節目、頻道策劃及評審，每月或每季度一次，以不定期、非公開的方式，起到提升節目品位和增加專業含量的作用；“公共知識分子”在社會問題出現時不定期、公開地參與社會問題討論，充當意見領袖，擴大社會公平；“電視知識分子”以學者和專家的名號，公開、頻繁地參與專業問題及各類問題討論，是在製造知識英雄並造成節目的另類庸俗。筆者不完全認同以上的分類方法。基於前言中的分析，我認為在中國語境下“電視知識分子”一詞從誕生起就擁有比較寬泛的外延，本研究中把非終身電視職業身份的業外知識分子介入電視行為，都納入到“電視知識分子”的考察範圍。筆者區分是否為“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的重要標準是：一、“知識分子”身份的社會認可來自於電視行業以外；二、通過“知識分子”身份介入電視運作；三、從電視媒體獲得利益。通過知識分子與電視媒體關係的不同而區分為“內部人”和“外部人”兩大陣營。
一、“內部人”
此處的“內部人”並非指電視業界的知識分子，而是指以其他職業身份進入電視行業內部運作並深度影響電視節目的知識分子，他們參與電視運作的“遊戲規則”製定並協助完成。電視媒體向這類知識分子“借腦”以提高節目水平和文化品位。具體而言，“內部人”也可以分為“幕後謀士”型、“幕前主持”型。
1“幕後謀士”型電視知識分子
“幕後謀士”型電視知識分子的大量出現是中國電視媒體發展尚處於初級階段的特殊表現。首先，中國電視媒體真正成為一個大眾媒體，其發展時間不過20年左右，相較於西方國家60年左右的發展期而言，我們的電視傳媒在各個層麵上都還處於不斷變革和有待定型期，在一些地方甚至還顯得稚嫩；其次，中國的傳媒教育相對滯後，從而導致電視媒體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有待提高，傳媒發展與傳媒教育發展的關係是雙向互動的，目前中國的情況是兩者都與國外先進水平有相當的差距；第三，由於電視體製的束縛，中國電視媒體未能打造起完善的產業鏈，尤其是其中的電視研發環節長期滯後，電視台對於節目、頻道的研發投入不足，研發部門長期處於電視機構的邊緣地帶，甚至是可有可無，一些節目改版、頻道運作行為處於“長官”意誌管理狀態，缺乏科學依據和市場調研。當然，這樣的局麵隨著中國電視改革的不斷深入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在改革無法一步到位地解決以上問題時，如果要尋找一條提高節目質量的捷徑，向業外專業人士和相關知識分子“借腦”便成為可選項之一。一批或深諳大眾文化、或熟悉西方電視媒體運作、或研究傳媒相關領域、或思維敏捷創新意識強的知識分子被電視媒介人請入電視機構為他們出謀劃策。周安華先生在1998年的時候，就敏銳地發現了這一現象，並明確地稱他們為“電視知識分子”，並有一段形象的描述：“你說他是‘電視編導’，他似乎更多的是在玩‘策劃’，你稱他為‘節目策劃’，他又經常忙碌拍專題片，搞綜藝晚會等事兒，你叫他‘製片人’，可他又總是出現在嘉賓席上，有模有樣客串主持或競猜競答。你說他是‘嘉賓’，沒準他一會兒就拿出‘走向新世紀電視辯論賽’辯題及比賽規則整套方案，並請來各路專家侃侃而談。這回你覺得他該是電視台副台長或什麼主兒，可事實上，在電視台人事處職員名單上，根本找不到他的名字！”“根本找不到他的名字”，道出了“電視知識分子”的關鍵，最起碼從90年代中期開始這種不在編的“幕後謀士”型電視知識分子已經在電視行業內部發揮作用了。
目前，在電視機構的各個領域都可以找到他們的身影。在電視台重大改革推行前的研討中，電視機構的領導會認真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例如，四川衛視在2006年推出“故事頻道”定位之前，就專門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在四川九寨溝召開了論證會，請他們提出批評和建議。當然，知識分子發揮謀士作用最多、最頻繁的仍然是在節目策劃和節目監評上。早期知識分子與電視節目的結合方式以個人關係為紐帶，具有偶然性、被動性和非專業性。當下，一些電視台已主動與以大學影視專業為主的研究機構聯盟，邀請專門人才為節目質量的提高進行智力支持，以央視為例，幾乎每個欄目背後都有電視台外的專業知識分子策劃團隊。
筆者注意到，在論及電視知識分子是否能夠提升電視節目質量和文化水平時，學術界的觀點分歧較大，有學者認為知識分子介入電視必然帶動電視節目的水平，而部分學者持相反的態度。這種論點的衝突，一定程度上是由於雙方對於“知識分子”以什麼身份、如何介入電視媒體沒有達成共識。讚同者談到的是“謀士”型電視知識分子，他們能夠提升電視節目質量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反對者更多談的是其他類型，例如“嘉賓”型的外部人身份介入電視，他們是否能夠提升電視節目水平就值得懷疑了。當然，“謀士”型電視知識分子對於電視媒體的貢獻並非完全都是正麵的，也不排除部分人被作為了電視改革中“科學化決策”的幌子，但是，在客觀上，該類電視知識分子主要對電視媒體發展、電視文化建設起到積極的作用。
2.“幕前主持”型電視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