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電視知識分子特征分析
按照我國學界對“電視知識分子”概念的理解，所謂的“電視知識分子”在國外也普遍存在，例如，20世紀70年代，英國廣播公司(BBC)就曾經邀請十幾位著名哲學家，如伯林、馬爾庫塞、奎因等人，進行哲學對話和辯難，並將內容結集出版了《思想家——當代哲學的創造者們》一書。陳丹青在論及此事時曾經舉過這樣一些例子：“二戰前後歐美一流知識分子、藝術家、學者，都曾經高度重視媒體。譬如大詩人龐德、大哲學家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學者約翰·柏格、大哲學家及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眾媒體，不僅利用，那還是他們在事業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薩特失明衰老後，放棄寫作，全力主持電視節目，向全國和全歐洲人民說話，一說就說了10年，約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係列節目，幾乎影響到70年代後的歐美文化形態。他的《觀看之道》在中國是極小眾的美學與文化研究叢書，可當時就是英國大眾定期觀看的電視節目啊。”而早在20世紀70年代，大知識分子喬姆斯基與法國思想家福柯便在荷蘭電視台進行過一場題為“人性：正義與權力之爭”的辯論。當然，中國的電視知識分子與上述所談的西方電視知識分子相比，有類似的地方，但更多的仍然是一定程度的差異。如果想了解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的特征，就需要結合曆史和現實的維度，並充分考慮政治與文化的勾連。
一、“士”傳統的影響
作為中國古代社會中的特定社會階層，“士”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傳統稱謂。餘英時先生認為，如果從孔子算起，中國“士”的傳統至少已延續了兩千五百年，而且流風餘韻至今未絕。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如果根據西方的標準，“士”作為一個承擔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從一開始便在中國曆史上發揮著“知識分子”的作用。雖然，中國知識分子業已經曆了現代化轉型，但是，不可否認幾千年來的文化基因一直深深根植於每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內核之中。
1.“士”傳統對電視知識分子的正麵意義
首先是積極的“入世”態度。無論是儒家型或道家型，中國知識分子“明道救世”(顧炎武語)的傳統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所謂“不即不離”的關係：“不即”才能超越，也就是理想不為現實所限；“不離”才能歸宿於人間，也就是理想不至於脫離現實。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所以形成其獨特傳統的思想背景。雖然說“不即不離”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以為的最佳狀態，但是，相對而言，中國“士”階層對於“入世”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由士而仕，由“修身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在封建國家權力結構中發揮政治的功能，以匡助國君，替天行道，成為中國傳統士大夫最為理想和最為規範的自我角色認同。這種相當自覺的“入世”體驗在西方傳統知識分子身上是極為罕見的。後者更多地染有“出世”的色彩。古希臘哲學家們崇尚的是為知識而求知識。著書立說，探尋真理，是他們自我確證的角色觀念。如果把介入電視傳媒影響社會，看做一種知識分子自覺建立與現實社會的勾連，以致後來形成“文人論政”、“文人辦報”等現象。當然，這種“入世”的態度對於當代知識分子“入視”也具有一定的潛在激勵作用。有學者這樣評價：“泛政治化學者與記者相攜‘入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知識分子和往往將自己視為官方代表的記者將二者的聯手作為滿足各自政治使命和利益要求的最佳途徑之一。”
其次是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雖然中國傳統“士”人存在著良莠不齊的現象，但是，整體而言，士大夫階層常以天下為己任，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其中的佼佼者更是言行一致，身體力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用宋朝張載的話來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士”自登上曆史舞台，即以社會良知良能的強烈社會責任感，擔荷著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和喉舌的功能。在精神層麵，這種社會責任感集中體現為憂患意識。從古代儒家到現代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這種精神使中國知識分子能夠不屈不撓，勇於獻身。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有傳統知識分子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勇氣，履行自己的曆史使命和社會責任，為中華文明的綿延、國家和民族的複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種強烈的責任意識與西方知識分子理念明顯不同。馬克斯·韋伯說過：政治家遵循責任倫理，知識分子遵循信念倫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則是既注重信念，又注重責任。在筆者前麵論述的中國知識分子兩次媒介化轉型中，可以明顯地揭示出古代知識分子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現代延續。每當社會動蕩、轉型、分化之時，中國知識分子總是義不容辭地擔負起曆史所賦予的責任，而借助媒介則是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的合理途徑。
第三是注重道德修養。高揚人格尊嚴、注重道德修養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之一。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可以體會到，士大夫將修養自身的道德作為介入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條件。“中國知識分子自始即注重個人的內心修養……他們不但在出處辭受之際絲毫輕忽不得，即使向當政者建言也必須掌握住一定的分寸。清初黃宗羲送萬季野北行詩‘不放河汾聲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便是這個傳統的實際表現。”中國人在考量知識分子行為時，也常把道德水準作為知識分子的重要素養要求。從社會外部環境和自身要求來看，中國知識分子注重道德修養的傳統，有利於其在介入媒體時，向公眾進行良好的道德示範和行為指導。
2.“士”傳統對電視知識分子的負麵意義
士大夫階層畢竟是產生於中國封建社會，受製於曆史和製度的局限，他們也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而這些痼疾在今天知識分子的身上依然留有痕跡。“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兼有依附於權力與以心求道、以道濟世的心理特質，他們的性格是複雜的。” 有學者指出，知識分子雖然是現代化的先鋒，但也有自己的弱點。特別是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身上還背著很沉重的曆史包袱，即農民意識、等級觀念、嫉賢妒能、機會主義，有的人對外和對上還有奴顏媚骨，有的人甚至隨波逐流、腐化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