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功利主義傾向。積極“入世”的另一麵就是由於過分關注現實而導致的功利主義色彩。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兼有依附於權力與以心求道、以道濟世的心理特質。“篤實”作為鮮明的特點體現在中國士大夫身上，雖然它意味著務實、理智、實事求是，但是也意味著實用主義、功利、缺乏激情、遷就現狀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就是典型的知識和學問為功利化目的服務的例子，中國知識分子中缺乏“為知識而知識”的傳統以及一些西方知識分子所具有的超越精神。杜維明先生曾這樣說：“基督教超越性很強，可以獨立於現實政治和現實世界之外，在一個全然不同的領域力創造其精神文明，因而它總有辦法保持它的純淨性。儒家沒有這個選擇，可以說儒家主動放棄了這個選擇，它要進行內在轉化。因此在運作過程中，很可能庸俗化、膚淺化，變成現實世界裏唯利是圖者一個理論上的借口。這還不是指政治化所帶來的危險，而是說一個儒者，為了他自己的生存等功利原因，把所有的理想都作為妥協，而儒家給了他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借口，使他更沒有積極性，更沒有創發性，可以說這是儒家傳統和現實世界結了不解之緣後難以逃脫的缺陷。” 在此影響下，他們一旦放棄皇權、聖人崇拜，轉而認可、屈服於市民受眾和大眾文化市場，則有可能表現出更多的世俗，乃至粗俗。
其次是缺乏批評意識和獨立精神。中國知識分子在性格上所表現出的一個最大的缺點是由傳統的政治權威造成的，特別是明清以來的專製政治。傳統的知識分子雖然持“道”與“勢”相抗，但是中國的“道”是無形式、無組織的，不是有組織地和政治權威抗衡。除了極少數以外，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經不起政治權威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麵，政治權威對於所謂“道”也自有種種巧妙的運用。“作之君、作之師”在中國政治史上本是一個古老的傳統。在這種專製傳統的長期壓迫之下，多數知識分子不但逐漸喪失了自信和自尊，而且還滋生了一種自疑和自罪的潛意識。中國的傳統權威主義——特別是家長式的權威主義——對知識分子性格的形成也有嚴重影響。權威主義使他們永遠在盼望能出現一位偉大的政治領袖和精神導師。有了這樣的領袖和導師，他們便可以在最正確的領導之下貢獻出他們的一切能力。在這一金字塔式的層層“領導”之下，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勢必蕩然無存了。另外，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亦缺乏創造性和真正的批判精神。由於缺乏認同精神，知識分子就不能自發地組織起來，也就不能由此成為一種獨立進行價值導向的群體力量。而關於缺乏創造性和批判精神的問題，主要是由於缺乏哲學基礎所造成的，由此當然就缺乏一種進行價值導向的本質上的精神力量。所以，中國電視知識分子在麵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上的醜陋現象時，常常難以發出批判的聲音。
第三是文人相輕。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還存在著一個“精神的缺陷”，即主觀性強而客觀性弱，缺乏認同精神，也就是“文人相輕”，這也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往往由於“內耗”而難以形成合力，在社會上缺乏整體的聲音，更多的是各言其說的雜音。杜維明先生曾談道：“‘文化中國’的知識界目前所麵臨的一個重大考驗是減少內耗，加強協力。” 從外部環境上看，知識分子一旦介入電視媒體，由於其倚仗的傳媒勢力而獲取來自學術圈外部的社會認可，可能會引發學術圈內的排擠和歧視，從而將知識分子分裂為與媒體合作和不與媒體合作的兩個群體，帶來相互間的對立，甚至是缺乏理性思考的情緒化對峙。從於丹現象來看，就有中山大學、清華大學等十博士聯名抵製於丹和以重慶大學、西南大學等十博士聯名支持於丹，這裏雖然有正常的學術爭論，但也存在著個人感情化的批判，可能存在著“百家爭鳴”的學術態度，也難脫“嘩眾取寵”的俗套。從知識分子自身發揮正麵社會作用上看，根據西方公共知識分子在傳媒中發揮批判作用的情況來看，個人的力量在強大的社會政治話語和主流意識形態麵前，常顯得微不足道，隻有聯合起來的聲音才能夠達到一定的合力和共振，從而在社會輿論中占據強勢地位，這就對知識分子尤其是媒體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提出了團結和整合的要求，因為經常處在激烈地內部爭辯和相互攻擊中，會失去解決問題的寶貴時間和熱情。
二、有中國特色電視體製的影響
研究中國的電視知識分子不能不考慮有中國特色的電視體製，因為不從媒體體製的差異來分析，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布爾迪厄能夠在法國的電視中批判電視，如果按照商業電視媒體邏輯來思維，這樣的行為難道不會因為電視媒體投資人和電視廣告商的反對而禁止播出嗎？其實，同一質地的媒體，在不同的體製中往往呈現出迥異的麵貌和態度。知識分子搭載於不同體製的電視媒體中，也必然受到傳播平台的約束和影響，從而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1.西方主要的電視體製和產業形式
由於廣播電視所需的頻率為稀缺資源，廣播電視從誕生之日起在任何國家都受到了比報業更加嚴格的控製，也由於不同國家的曆史、文化、宗教、傳統等諸多差異，不同國家的廣播電視都帶著鮮明的本土化色彩。西方國家廣播電視體製的多樣性和差異性重點體現在廣播電視的所有製問題、與政府的關係問題以及管理等諸方麵。其中又以所有製問題最為基本，它製約著問題的其他方麵。不同的廣播電視體製又相應地影響和決定了相關國家廣播電視的現有狀態和發展趨勢。廣播電視特征最為鮮明的三種所有製形式——私有製、公有製、國有製，分別形成了三種最主要的廣播電視運作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商業化廣播電視模式；英國和大部分西歐國家以及日本現行的以公共廣播電視為主的雙軌製模式；在少數歐洲國家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盛行的政府控製的國有廣播電視模式。所有製的不同表現了電視傳媒與國家和政府的不同關聯，直接影響媒體在商業利益和社會責任麵前的選擇。
具體在產權形式上，電視產業的經營主體一般來說可以分為三種：國家或國家授權的機構、公共或社會法人團體和自然人。與之相應的電視機構組織形式就表現為國營電視、公營電視和私人電視(其他形式如合營或股份製都是這三種基本形式的變種)。從維持運營所需的收入狀況和贏利模式上看，國營電視主要靠國家撥款運營；公營電視主要靠收繳法定的電視收視費生存；私營電視主要靠廣告和訂戶費過活。在少數國家，國營或公營電視機構具有一定的特權，既接受政府撥款，又收取廣告播出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