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名士王士禎曾在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奉命典蜀試，康熙三十四年（1695），又奉命祭誥江瀆，二十五年間，兩次來到成都，他第二次來到成都時對蜀王府描述到：“蜀藩故宮，昔昭烈即位於武擔之南，即此亦王衍宣華苑址也，摩訶池在其內。壬子衡文之役，駐此凡二十日，廿五哉重來，風景如昔，感慨係之。”二十五年間，蜀王府風景如昔，沒有太大變化。而貢院依然讓他想起的是明蜀藩故宮，是昭烈帝劉備的漢宮，是前蜀王衍的摩訶池。
（二）城市逐漸恢複之後士人對蜀王宮的描繪
伴隨著清逐漸鞏固統治秩序的過程，清政府其將注意力從軍事鎮壓上轉移到對思想文化領域的異端思想的清理上。到康熙末年，無論是明遺民自身反清態度的轉變，還是遺民故家子弟的出仕，都說明士人的民族意識己經淡薄。乾隆之後，明末戰爭的陰影已經走遠，新成長起來的地方士紳和到成都任職的清代官吏大多都沒有經曆過明末清初的慘烈戰爭，也沒有經曆過明王朝，對晚明隻有想象。蜀王宮成為真正的曆史，而在政府的引導下，科舉製興盛下的貢院的景象使蜀王宮增加了新的景觀因素。
乾隆九年，乾隆皇帝專門禦賜四川貢院“旁求俊乂”匾額，又詩四首。這些禦詩充分反映了當時四海統一、興旺繁榮、天下人心歸一的和平氣氛。乾隆的詩中提到：“周遭圍棘院沉沉，景物當前總人吟。”四周沉沉的故宮棘院，與今天人潮湧動的科舉考場形成鮮明的對比。乾隆鼓勵四川地方人才“禹門魚變辭凡水，喬木鶯遷出故林。寄語至公堂上客，莫教水鑒負初心”。許諾“自古曾閱觀國彥，從今不薄讀書人。白駒翽羽傳周雅，佐我休明四海春”卷首宸章“燒尾宴”是唐代的一種習俗。士子登科、榮進及遷除，好朋同僚一起慰賀，盛宴置酒饌、音樂，謂之“燒尾。”“鳳池”指代中書省。
貢院為蜀王宮帶來的這種新時代的喜悅也在民間的竹枝詞中出現：“起鳳騰蛟鼓吹迎，千文矮屋蜀王城。卓家醬菜丁家燭，每到科場更出名。”科舉中式者“起鳳騰蛟”鼓吹相迎在這裏開始新的人生。在高大的蜀王府城牆的襯托下，千間科場考室更顯低矮。成都的卓家醬菜和丁家蠟燭是受舉子們歡迎的考場必備物。
“每到科場十五夜，‘至公堂’後慶元顏。即看舉子號前月，曾照蜀王宮裏人”。中秋日，諸考房各薦省元，“入夜則自監臨兩大主考以下喝慶元酒，賀得人也”。舉子號舍前的月亮曾照著數百年前蜀王府的宮人們，今昔不同往日了。
乾隆士子也利用蜀王宮及其環境來重新想象晚明的城市景象，蜀王宮蜀王被想象成明王朝的理想化身。這一時期，蜀王宮代表著士人們想象中聚集著悲傷浪漫主義情調的明朝舊城，這個想象中的城市以滿目荒蕪和廢墟為基礎，盡管重建後的城市實際上此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生機勃勃，但此時以蜀王宮展開的文學想象中的城市仍然滯留在17世紀中葉的荒涼中。
葛峻起，河南虞城人，乾隆十四年任四川學使，留下了《夏日過蜀藩故邸有感》，作者專門注曰：“藩邸亦如宮邸式，至今人猶稱皇城，禦河橋雲。”清代成都民間社會早已重新將蜀王宮稱為皇城，蜀王宮旁河道稱為禦河。詩雲：“蜀王宮殿己成荒，一帶修篁傍女牆。惆悵當年禦溝水，蟬聲猶自噪斜陽。”蜀王宮已荒蕪，青竹環繞女牆，當年淹沒蜀王室王妃的禦溝水還在，讓人徒增惆悵。他還有一首《過明蜀王故宮》：“宮牆遺址鬱嵯峨，回首風煙感逝波。建製依然同象魏，分茅從此割河山。參差碧瓦留殘照，寂寞荒榛帶女蘿。帝子隻今何處在，軒車惆悵一經過。”詩中充滿了對逝去的明王朝的懷念與惋惜，蜀王宮如今的荒涼使這種惆悵加深了。前蜀或前明的廢墟觸發了來到成都的學使對荒涼城市的記憶，優美的風景與昔日王宮敗落的景象產生奇特的共鳴。
孫(1787-1849)郫縣人，先世有田百餘畝，所入除自給外，多購書藏之。初習舉子業，嘉慶年間遊京師，入太學。文思敏捷，下筆立就。自稱“岷陽大布衣”，又稱“獨學學生”。後取道山東，扁舟吳楚，覽名山大川，遨遊縉紳間，郫縣人，曾遊學京師入太學，在他為蜀王宮寫下的《蜀瓦歌》中更多地是感歎世事的變遷，“鐵券金符今不見，陸海桑生市朝換”，“星源黑水繞高台，銅雀磨礱充硯材，鴻寶圖書今已矣，取供孝陵蜀秀才”。
在鹹豐年間的孫纘所寫的《蜀宮行》中，他用很長的篇幅詳細描寫了蜀王宮的變遷，寫了蜀王府戰前的榮華：“親剪桐圭萬國觀，惟王少小承恩旨”；戰時的慘狀：“眼看事急自投環，端和殿卜涕漣漣，羈魄無家依草莽，殘屍亂啄飽鳥鳶”；戰後蜀王宮的淒涼：“蓬蒿寢苑遊麋鹿，血淚君王化杜鵑，王子王孫盡蓬首，金甌已碎何從走”；如今的繁榮：“門名未改東華號，酒市還依禦水濱，兵焰全消文焰熾，黃袍又換白袍新”；最後表達了適度的傷感：“殘香剩馥盡無存，吊古來遊易斷魂，履霜春冰誰召亂，傷心不僅哀王孫”。
到鹹豐年間，史事已隨時間淡化，盡管城市中的人們還是沒有忘記，今日的貢院就是昔日的蜀王宮，但人們已經用比較平和遙遠的語氣去談起這段往事。嘉慶十五年（1810），陶澍典試四川時記錄了蜀王宮：“初二日省城各官來晤，飯後始周覽貢院，規製頗宏，古牆猶在，明代蜀王藩邸也，獻賊據之自稱西王，今闈內東西號舍相傳義男孫可望李定國之所居也，闈牆後乃當日內宮，今割為營兵操練之所。”貢院內規製頗宏，古牆猶在。
成都人貢生張懋畿在鹹豐十一年（1861）寫下竹枝詞：“‘蜀王城’上春草生，‘蜀王城’下炊煙橫。千家萬家好門戶，幾家高過‘蜀王城’”。蜀王城高大的城頭已生荒草，城周圍是密集的生機勃勃的百姓民居，兩者互相映照著。這千家萬戶的人家，有誰能比得過“蜀王城”昔日的榮華呢？
城市正在得到重建，對過去生活的懷舊幻想發生在城市重建的欣欣向榮的真實的生活之中，在新的歡樂場所與歡樂已逝的舊場所之間的比較就會觸發進一步的懷舊，詩歌可以把這種情感轉化成為美好惆悵的意境。
（三）蜀王宮在19世紀末的形象：易代記憶已徹底消失在地方記憶中
到19世紀，蜀王宮因其龐大的占地麵積仍然存在於城市記憶中，提醒著人們過去的曆史，正如19世紀初的竹枝詞中所記錄的：“鼓樓”西望“滿城”寬，“鼓樓”南望“王城”蟠。“鼓樓”東望人煙密，“鼓樓”北望號營盤。在詞中，王城“蟠”居鼓樓南，“蟠”意為彎曲環繞，虎踞龍蟠之意。此時成都人所看到的是代表過去的蜀王宮，即“王城”與代表清廷勢力的滿城，兩者在鼓樓一東一西的相對峙的景象，蜀王宮作為明代“王城”的形象清晰地浮現在城市格局中。“紅照壁前石獅子，當年孟昶據西川。皇宮留得為貢院，流水三橋作肆廛”。蜀王宮的皇室背景已不再被隱諱。
鹹豐時期的竹枝詞可以讓我們清晰地看到當時蜀王宮前的景象：後“寶川局”前舉場，“摩訶池”上故宮牆。石獅雙坐“三橋”首，日看牛羊下夕陽。19世紀初，當時的皇城外貢院前還在三橋跨環城河道，三座石橋橋頭立有石獅，三橋頭大石獅本是“王城”故物，“正陽門”側，悉是回人居住，晝牧牛羊於野，夜晚皆來“王城壩”中。
到光緒年間（19世紀末期），當時成都皇城正門三個，除東門供出入外，其餘大門常年緊閉，隻有鄉試當年才得以四門同開（鄉試三年一次）。正門外有一個寬約數十畝的廣場，俗稱皇城壩。在正麵中門數十米外，有木坊是冀應熊當年所書“為國求賢”的三尺大字。這個廣場已成為當時城市的娛樂中心和市場，每天從黎明起，“或說鼓書，或唱道情；耍百戲者，鑼鼓齊敲；賣打藥者，刀矛並舉”。說書的、唱曲的、耍百戲的，賣打藥的擠滿廣場，廣場南麵照壁下則是醫卜星相算命的地盤，“醫卜星相各家，則爭馳於極南之照壁牆下，如棋布星羅，舉莫能窮其所至”。廣場東西麵的轅門內外，“遍設飲食茶點等處，所謂有物皆備，無美不臻者”，每日的紛亂熱鬧，要到“直至日落西山，始見人影亂散焉”。皇城給了十九世紀的成都一個廣場，一個百姓歡聚、百業雜陳的西方式廣場。
蜀王宮的記憶鏈條是豐富的：有關於蜀漢王朝諸葛亮的記憶，關於摩訶池浪漫傳說的記憶，關於明王室的記憶，有關於科舉考試的記憶，有關清末廣場的記憶。而這些記憶鏈條構成了建築生存的背景，使蜀王宮成為記憶的地方性話語保存在城市空間中。蜀王宮的公共記憶的主體是地方民眾、遺民、官員、文人等等，蜀王宮的話語文本裏凝聚著記憶主體的曆史記憶與忘卻。
第二節 城市意象：城市象征與城市民俗的變遷
本節通過景觀的被使用情況研究城市社會是如何麵對本土化地方記憶與遺產的？我們通過研究各個時期詩詞文獻中城市象征的變化，來分析清初士人如何通過地方性語彙重建地方傳統聯係，清代成都標誌性景觀與城市人文傳統的密切聯係；清代成都新的城市傳統是如何融入舊的記憶中的。
一、清初城市意象：想象中的重建
17世紀和18世紀，麵對一片廢墟的城市，文人們借景抒情，描寫他們記憶中的城市，抒發自己的感情。對於戰後回到城市的地方士紳來說，這座被毀壞的古老城市應該按照它原有的印象和外貌進行重建，對於該城居民而言意味著新秩序在某種程度上是舊秩序的延續，並希望城市保持或恢複原有的形狀與景物。因此，戰後回到城市的文人，通過對消逝破敗的城市景觀的憑吊，一方麵表達對故國的惆悵惋惜，一方麵通過城市象征的描述在精神上重建城市。
清初王抃在其詩《送友還蜀中》中提到成都王抃字懌民，又字鶴尹，進士，江蘇太倉人。“錦城花落人更愁，杜宇啼殘灩澦春。武侯廟下苔如繡，先主祠前草似茵。君不見遼東華表歸來鶴，城郭人民盡非昨”。城市的蕭條在詩中具象化為景觀的破敗。
餘榀在康熙初年見到昔日作為成都象征的舊景物，如浣花草堂、青羊宮、石犀、蜀王宮、萬裏橋等都堙沒在荒草中，甚為感慨。
呂潛在詩中記錄戰後的成都“遺宮日落牛羊過，野市人稀虎豺蹲。楊樹冥冥香徑遠，海棠馥馥翠雲繁。摩訶但有支機石，尚共銅駝臥草根。”他在亂後城市中尋找的城市象征是蜀王宮、摩訶池、支機。戰後拒不出仕的劉道開(1601-1681)，在《亂後至成都》一詩中同樣提到了錦城、杜宇、蜀王宮、支機石。
城市擁有眾多的共享的曆史記憶和文化符碼，但人們會因為個人的特殊際遇和性情，常常選擇記憶組群中某一組符碼或人物來投射自己的情感。鬱鬱不得誌的遺民、悵懷過去的文人官員特別偏好杜甫草堂、支機石的傳說，明藩王府的殘跡、杜宇的故事、武侯祠等，遺跡所蘊含的荒涼、滄桑之感，正反映了明清易代後的物是人非，以及對盛世的疏離。
李以寧，營山人，康熙甲子舉人，官廣東西寧縣知縣。他三藩之亂後回到蕭條的成都，寫下了《錦城篇》：
我聞錦城好，駕言錦城道，錦城萬堞含秋雲，錦城四野迷荒草。
由來天府帝王都，西陲陸海真名區，文翁政教傳風雅，武侯將相開雄圖。
繁華不數晉唐代，詞賦偏工揚馬徒，七橋九陌橫煙霧，風光綺麗忘朝暮。
江瀆神從帝女留，支機石自天河度，豔陽三月冶遊天，香車寶馬爭駢闐。
垂簾卜肆高人隱，貰酒壚頭少婦妍，王孫玉勒馳飛鞚，青樓暗結鴛鴦夢。
花卿絲管入雲流，名姬舞袖隨風動，藕履輕飄荔子裙，金釵小集桐花鳳。
風流占盡比宮闈，金粉南朝未足奇，王衍太妃誇國色，李珣小妹冠昭儀。
堪憐天子十眉畫，更唱夫人百首詞，別有閑情開水殿，青娥皓齒娛清宴。
水肌避暑摩訶池，綃衣待月言華苑，近來風景劇堪誇，奕葉賢良帝子家。
自是宗藩盟帶礪，詎將卓鄭擬豪奢，畫棟飛甍連戚裏，歌舞樓台讓朱邸。
三百年來恩寵多，一朝世變荊榛起，行人莫問浣花溪，草堂榿樹晚淒迷。
金雁橋邊猶有雁，碧雞坊下己無雞，隻今驛路惟烽堠，天寒何處偎紅袖。
粉牆夜穴魚燈微，青鬆日減龍鱗覆。尚憶華陽集古今，誰從益部傳耆。
物換星移春複秋，棘闈深鎖故宮愁，闌珊此日三千士，窈窕當時十二樓。
漏聲頗似銅壺閣，月影空懸石鏡秋，已矣哉，歸去來。
久無金馬祀，莫問石經台，井絡文星猶照耀，天彭玉壘自崔嵬。
行客不堪聽杜宇，年年啼血為誰哀。
在這首長詩中，作者描述了古代成都的興盛與繁華，“由來天府帝王都，西陲陸海真名區，文翁政教傳風雅，武侯將相開雄圖”。然而，經過明末清初的戰亂，成都“一朝世變荊榛起，行人莫問浣花溪，草堂榿樹晚淒迷，金雁橋邊猶有雁，碧雞坊下己無雞，隻今驛路惟烽堠”。昔日的帝王之都變成了邊野山陲的荒涼，浣花溪、草堂、蜀王宮、十二樓、銅壺閣等城市名景都在這轉換中湮沒。
這些清初文人通過描述成都城市曾經得到過的並被廣泛認同的各種文化符號，聯想和再現昔日城市的形象，強調這些景點建築對城市的永恒意義。景觀中傳承的人文傳統、曆史傳說中的文化與價值可以穿越不同的朝代生存下來，可能會彌合了易代戰爭中城市與民眾在戰爭中所受到的創傷。文人們就這樣在真正重建城市之前，先在心理上、思想上、文化上再建了城市，通過豐富的想象與記憶，描述過去的記憶經曆，並通過去選擇性的記憶，挑選希望城市繼續存留的部分進行濃描重抹，在這些可能是無意識的選擇與挑選中，文人精英們在精神上再創造了城市。
二、城市被感知的方式：城市人文傳統與城市景觀的聯係
景觀的記錄與傳承常與詩文、曆史人物等城市人文傳統相聯係，景觀的這種存在方式正是成都城市被感知、被觸摸、被記憶的方式。
在我們所收集的景觀資料記錄中，前人和清人在描述名勝景點時經常利用詩文、地方誌收錄古跡，記載城市象征的主要標準也是文本的記載，而不是物質實體。一條似是而非的文字材料可能是古跡的證據，“所以景點與其說是以構築物形式存在的，不如說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的，它在文字中的生存似乎更真實，更受人重視，更能決定它的命運”。
從筆者整理出來的唐代以來的成都景觀資料中可以看到，曆史上成都圍繞著一些特定曆史人物、曆史事件、地方傳說形成了各種景觀，這些景觀常常作為祠祀和娛樂場所，在滿足文人學士精神和旅遊需要的同時，成為成都城市的象征，成功地將城市與其曆史和傳統聯係在一起。
筆者收集了漢代以來23次以成都為題詠主題的詩詞遊記，統計了出現頻率最高的5種景觀元素，分別為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嚴君平與支機石、蜀漢君臣(諸葛劉備)、揚雄、金馬碧雞，相對較多的還有杜甫、杜宇、萬裏橋、錦江。這些景觀大部分以城市人文傳統為主題，有曆史名人、古代祀典、傳說故事。
而清代以來景觀元素出現頻率最高的分別是：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嚴君平、金馬碧雞、揚雄、薛濤。
其中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在城市景觀中出現頻率最高，有二十次之多。司馬相如是漢代成都人，善屬文，仕宦為郎，歸蜀與富人卓王孫相識，相如以琴音打動其正在守寡的女兒卓文君，文君不顧禮教與司馬相如私奔，同歸成都。文君為家計當壚賣酒，其父恥之，分與僮百人、錢百萬，相如文君在成都買田宅，置亭榭為鼓琴雅地。後相如以美文見知於漢武帝，受重用，屢遷至中郎將。曾衣錦歸鄉，駟馬為駕，其所過橋稱駟馬橋。自漢代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其事以來，李白、杜甫、李賀、李商隱、陸遊、湯顯祖等名家均有詩詠頌其事。由宋至清，以其事編成戲劇者達五十餘出。他們的浪漫故事豐富多彩，是中國古代典型的才子佳人的故事，而且司馬相如在曆史上的影響及對四川文化的貢獻使其事跡在成都城市中曆代相傳，並衍生出諸如相如撫琴的琴台、文君當街賣酒的酒壚、相如故宅、相如返鄉的駟馬橋等多種景觀，直到清代，他們仍然是城市景觀中最常出現的主題，共有8次。相如琴台到乾隆年間仍是“成都八景”之一相如琴台並不存在，其所在高地實際上為前蜀王建之永陵，現為永陵公園。
景觀元素中出現頻率第二多的是嚴君平，漢代成都人，不慕榮利、操守謹嚴，以卜筮為業，假蓍龜以教人。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戶門下講學自娛，曾為揚雄師。嚴君平在成都曆代極受敬愛，曆久不衰，後被點綴為神仙式人物，將其與成都早已存在的支機石聯係在一起，“成都有一石，人傳嚴君平所辨星石”，於是置於嚴君平卜肆之址嚴真觀。嚴君平卜肆之址與支機石也成為成都的重要象征之一，直到清代仍然是城市主要景觀。
第三是蜀漢君臣，劉備諸葛的君臣故事，諸葛更是城市中屢代不衰的傳說，武侯祠、諸葛廟、諸葛故宅等景觀從漢代起一直是成都知名古跡。
第四是揚雄，字子雲，漢代成都人，文采出眾，出仕侍從漢成帝祭祀遊獵，後遷為給事黃門。其賦文名滿天下，流傳至今，與其相關的景觀有著書所用的墨池，及草玄亭，其住宅為子雲宅，後為成都縣署。
第五是金馬碧雞的傳說，金馬、碧雞是蜀中特有的地方神靈，漢唐明清，成都一直有金馬、碧雞之坊名以記之。在宋代之前建有金馬碧雞祠。宋時賜名昭應廟，清初毀廢後，乾隆年間重建。
清代乾隆年間，成都孝廉向熙敏擬有成都八景，分別為“青羊春市”、“威鳳秋獵”、“花溪涼蔭”、“草堂雪梅”、“昭覺曉鍾”、“琴台夕照”、“蓉城雲錦”、“墨池夜月”成都八景中的景觀分別是青羊宮、學射山、浣花溪、草堂、昭覺寺、琴台、城牆芙蓉、墨池。成都八景裏的曆史繼承性很強，大多是前代勝景，而且在詩歌中，所有景觀都與曆史人文傳統有關。清代以來，這些景觀的重建也有助於當地居民和官員創造出一種跨越時間的文化象征。正如stephenOwen所指出的，“一個好故事，人的傳說或城市的圖像，將會比事實活得更長”，故事中傳承的人文傳統，文化與價值曆經不同的朝代鏈接了城市完整的地方文化。
當然，以人物、傳說為主題，並用詩文的手法記錄的景觀更多地承載的是其需要傳承的文化觀、價值觀，而景觀在地理位置及曆史事實中的真實與準確往往為人所忽略。在城市建設中，虛構杜撰的曆史往往喚起了更多的聯想，使人們附會創造出一些景觀，而真實存在的景致則漸漸消逝。如前述清代成都八景中的琴台所在地，實際上為前蜀王建墓，而琴台真正所在地為城西金花寺附近相如宅側，但早已為人所遺忘。而與揚雄有關的墨池、草玄亭亦非真實景觀，揚雄成年後居於長安，舊址難考，而城北的揚雄宅實際上是南齊僧人“慕雄名而建院”。而支機石廟也同樣是人們根據虛構的故事創造的景觀。
但是，對清代成都人來說，城市在經曆了破壞毀滅、朝代更替之後，能夠流傳下來的隻有這些關於城市和城市中的人的曆史、傳說故事，以及地方信仰。對城市而言，建築實體的消失隻意味著政權的幻滅、時間的流逝；而那些象征著城市精神的文化與價值才是城市賴以傳承的薪火。城市景觀的這種傳承方式實際上代表的是對文化永恒性的追求，它所形成的城市地方性語彙，構築了城市共同體的核心。
三、城市的地方性語彙：清代成都不同時期的景觀記憶
每個時代具有不同的時代精神，而這些時代精神表現在人造和人類改造的景觀之上，並積澱成一種語言，即城市的地方性語彙，因此，不同時代人們，對景觀的解讀方式不同，對景觀的記憶內容也不同。
向日升向日昇，康熙三十五年舉人，任陝西韓城縣知縣，成都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舉人，曾在康熙初年作《賦成都景物》。向日升通過地方性語彙重建地方傳統聯係，成都標誌性景觀與人文傳統密切相聯係。賦中提到萬裏橋、諸葛亮、百花潭、杜甫、支機石、蜀古史、李冰誓水石、青羊宮與道家傳統、鳳凰山靈芝傳說、琴台與司馬相如、武擔山鏡塚、嚴君平賣卜、卓文君賣酒、籌邊樓、濯錦城、竹子、杜宇的傳說、薛濤箋、碧雞坊、明末清初成都的災難以及成都自然景色和特產：郫縣酒，岷江雪，犀浦梅子，海棠。向日升通過這一串豐富的成都城市地方性語彙重建地方傳統。
17-18世紀，成都仍在重建過程中，政治不穩定，經濟困難，文人學士和官僚士大夫們在城市傳統景觀中以文會友、宴賞、進行社交活動，正是暗示著他們對共同文化遺產的聯係繼承，或是緬懷前朝物事，或是創作懷舊詩歌。雖然他們在戰爭中有不同的經曆，有不同的身份和政治立場，但對往事的懷念和王朝更迭、政事變遷帶來的惶惑使他們在景觀中有共同的審美意向。即使是清朝官員的詩文也會對戰後受傷的城市留有悲傷的記憶，這些共同的表達方式跨越了政治的界限。
王士禎(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自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康熙十一年（1672）典四川鄉試，成都戰後清冷的城市風光令他印象深刻：“萬裏橋邊去，還多吊古情。人煙過蠶市，新月上龜城。寂曆更漏發，蕭條鱗甲生。回來草堂路，修竹水蕪平。”康熙十一年與王士禎同典蜀試的鄭日奎在其詩《登錦城南樓》中對成都的曆史遺跡了如指掌：“危樓高峙錦江邊，遠客登臨旅思牽。載酒難尋楊子宅，題詩空憶薛濤箋。霸圖跡巳湮金馬，古帝魂猶泣杜鵑。更莫臨風懷往事，一時煙雨正淒然。”
雍正元年(1723)，當時在成都任華陽縣令的劉乃大描寫了成都浣花溪的美景：“農者星布，漁者梭織，梧竹森秀，阪陀疏遠，一幅輞川圖畫也。”漁者舉網得二銅具，疑為杜甫之印章，上刻“流寓西南”四字。作者回憶杜甫當年“幹戈擾攘而之梓之夔之涪，厄於水火人事者”，其激烈感慨貫於金石，感歎其“所曆之境，所遇之時，顛沛流離當複何似餘。千載後得其故物，如親見所曆所遇，能不興感”。有與杜甫相似的經曆——戰爭中的顛簸流離，流寓成都，身為縣令的劉乃大與杜甫產生了共鳴，並希望“雖然少陵不朽矣，餘獲少陵故物天殆以少陵之不朽，以不朽於予乎”。
劉乃大置身於杜甫在這座城市曾經生活的場所，見到了偉人留下的“故物”，尋找著了與偉人的共同之處。在景觀中的自我指示、自我參照使劉乃大找到了自己在傳承文化共同體所擁有的“不朽”價值中的作用。他筆下雍正年間的成都浣花溪景觀，一片田園美景。隻有杜甫喚起人們對遙遠戰亂的回憶，漁夫的櫓槳與溪水聲勾起了他們淡淡傷感。戰爭己遠離，城市在恢複。
而到乾隆年，成都已恢複了往日的繁榮，成都景觀所構成的地方性語彙更加完整地出現在李調元筆下的《成都雜詩》中，成都仍是花木鬱鬱，雨氣繚繞，鳥聲囂囂的城市，有萬裏橋，漢代金馬坊，相如宅，琴台文君，薛濤墓，有揚雄墨池，有君平賣卜及支機石往事，當然也有籌邊樓、李雄割據的往事帶來的戰爭氣氛(當時四川遇白蓮教戰亂)。成都景觀在繁華中的延續是城市恢複的象征。這些名勝景觀的傳承起到重塑城市形象、塑造地方文化、增加地方凝聚力的作用，這對於一個移民城市非常重要：在參與城市文化重建的過程，參與者自身也成為這文化的一部分，找到地方認同感。
乾隆末年及嘉慶年間，成都景觀成為“安全的所在”。成都城在白蓮教起義中成為避風港，許多受波及的鄉居士紳避亂至成都。劉全祿，羅江貢生，自遂寧奉母攜女赴成都，以避匪亂。他筆下的成都是：“眼明城郭枕江開，嘉樹青蔥絕點埃，小市人家饒水竹，長橋燈火見樓台，山從井絡去中盡……從此稻花香影裏，未妨高枕臥煙蘿。”孫澍，郫縣人，綦江縣教諭，移寓成都，“偶然來市井，借此作山林”。他們筆下安樂平和的成都景觀正是他們心中理想的安全居所。
在展示景觀與人的行為互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在城市恢複過程中，人們在景觀中對城市不同的感知。人們對景觀的記憶可以折射出當時城市社會心態及城市狀況，正是人們在景觀中對城市豐富感知，才使我們得以複原當時的社會麵貌。
四、清代成都民俗傳統中的城市景觀
在人類文化的演變進程中，作為重要見證的景觀主要存在於三個方麵：“物質建造和構築物、書寫與敘事、行為與民俗”。作為物質建造、構築物及書寫敘事方式存在的景觀在前文中已有所闡釋，在民俗中存在的景觀則是本節所要研究的重點。
在清代城市重建後，城市繼續延續了前代的傳統，如四月十九遊浣花溪、草堂等節慶遊宴，城市文化在經曆了毀滅與重建後頑強地延續著。但民俗中出現了一些景觀出現了變化，這些變化反映了清代地方城市的變遷。同時，民俗中的城市記憶隨著時間發生變化，並在成都出現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民俗習慣，反映出成都在清代的特定發展路徑。此外，在城市中，同一節日不同的階層有著不同的傳統，他們在同樣的節慶中選擇不同的景觀進行活動。
（一）清代成都民俗傳統中存在的景觀
民俗傳統中存在的景觀是城市大眾的娛樂消遣的主要場所，它更能反映城市低層民眾的生活狀態，使城市內部真正的記憶浮現出來。
清代之前民俗節日共有21個，清代的民俗節日則有22個，民俗節日雖有所不同，但年節數量大致相同。清代民俗節日民眾遊覽的景觀場所發生了改變，如正月初一，元代是遊覽安福寺，而清代則是遊覽武侯祠、望江樓、丁公祠。正月十五元宵節燈會，前代多集中在昭覺寺，清代則集中在城隍廟。而一些民俗則沿襲不變，如正月十六日“城鄉士女登城遊玩，謂之遊百病雲可祓除不祥”。此習俗從唐至清一直保持不變。此外，明代之前，民俗節日遊覽之景觀大多在佛寺道觀中，大慈寺，金繩寺、聖壽寺、淨眾寺等都是主要場所，即使是名人祠也歸寺院管理，成為寺廟的一部分。直到清初，武侯祠在淨眾寺管理範圍內，工部祠在梵安寺範圍，韋臬祠在大慈寺內，因此寺院在成都民俗生活中曾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
清代民俗中，主要遊覽的場所與清之前完全不同，伴隨著明清兩代佛教文化在城市中的式微，民俗遊覽地主要轉移到各種祠廟，不再以佛寺為中心展開大規模的民俗活動。按民俗節慶中景觀的出現頻率統計，受清代成都城市市民歡迎的遊覽場所依次為武侯祠、望江樓、城隍廟、二仙庵、草堂工部祠、青羊宮、藥王廟、東嶽廟、文昌宮、歡喜庵、城牆、鼓樓，這些景觀絕大多數為祠廟、道觀庵堂，也有城牆、鼓樓等城市公共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