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城市中心的結構在清代雖然沒有改變，但城市中心的性質卻發生了變化。明代成都城市中，異質空間隻有占據城市中心的蜀藩王府。但這一政治空間卻在清代融化在城市工商業的發展中。清代政府沒有沿用這一城市傳統政治中心作為最高行政中心所在地，而是將巡撫、總督衙門都置於其東側，並將蜀王府改為貢院繼續使用。
在雍正時期，蜀王府周圍重新聚集了大批居民居住，在神聖性消失後，蜀王宮周圍聚集著商民、回民、城市貧民，昔日森嚴的王府前的石獅、照壁、金水橋周圍已成為繁華的市場，正所謂：“紅照壁”前石獅子，當年孟昶據西川。皇宮留得為“貢院”，流水“三橋”作肆廛。蜀王宮周圍禦河及金河在雍正九年複浚後，禦河周圍的商區成為繁華的城東與滿城的通道，城中心的河道兩側變成了成都商業和手工業重要的集中區域。蜀王府前的三橋“又為省會適中之地，眾物齊集在城，居民皆可就近購買”，沿河運輸貨物多在此轉運、集散買賣，故有“流水三橋作市廛”的說法。
清康熙年間，從西北遷移來一批回民，居住在西禦街口到羊市小東門一線，成為滿城與大城之間的緩衝地帶，回民除在城中心蜀王府城外設牛肉市場，還在城中心地帶修建了數所清真寺，至今八寺巷之名尚存。城市中心由過去的城市神聖空間變成了商業場所。鹹豐時期的竹枝詞可以讓我們清晰地看到當時蜀王宮前的景象：後“寶川局”前舉場，“摩訶池”上故宮牆。石獅雙坐“三橋”首，日看牛羊下夕陽。
三、清代成都商業功能區的變化
城市商業受城市發展的限製，它與區域的生長是同步的，它所汲取的資源來自區域腹地，隨著區域的繁榮而繁榮，或者隨著區域一起陷入萎頓之中。成都是川西平原的絕對中心，甚至整個四川地區都是其發展的腹地，隨著清代四川的複蘇，川西平原農業經濟的發達，成都城市商業日漸擁有了活力，這一點充分表現在城市商業空間上的變化。
清代成都城市的商業活動空間在繼承明代城市傳統基礎上有所改變。明代成都城市商業空間散布在城內各寺廟之前及城東、城北地帶。清代成都商業活動空間更加集中。成都的商業活動主要集中在接近對外交通路線的成都東門、北門、南門的入口幹道以及在金水河的兩岸。在區域上，清代成都主要的商業街區向城市東南發展，城市東南距離城市通往長江的支流最為便利的出口更近。商業區從東郊通過水東門前往大東街，然後延伸到城中心皇城，再向進入滿城的唯一水路入口——滿城的小東門，商業活動很方便地延伸到城市內部。同時這裏也是會館最為集中的地區。
因為東門既是成都與重慶的陸路交通起點，也是長江水道經金水河進入成都的入口之一，而清代成都與東南各地的大宗商品貿易，都通過長江水道運行，往來船舶極多，自成都“順流而下，委輸之利，通西蜀之寶貨，傳南土之泉穀。建帆高掛則越萬艘，連檣直進自倏逾千裏，為富國之資，助經邦之略”。成都的茶葉、蜀錦、布帛、藥材、各種土產，也由商人經水路運往全國各地。顧汝修募修東門外石橋時，專門指出東門水道的特殊地位：“郡既為西川，故自東而西者，輪蹄絡繹，視他路較多，又舟楫之往來，吳楚者濯錦而上，洪濟而下，停泊櫛比，百貨交馳，是以地本繁庶而轂撃(碰撞)肩摩自朝達夕，必以東門橋為最。”
因此在東門水道入口所經過的東大街附近，由於儲貨運輸的服務最為便利，成為會館公所最為集中的地區。城內商業繁華之區也集中在這一帶，在商業場、東大街、總府街、湖廣館街、提督街、大小什字、鹽市口這一區域直到今天仍為商業中心區，湖廣會館、廣東會館、金玉街的浙江會館、棉花街的廣西會館、江西會館及西江公所、兩廣會館、江南會館也都集中在這裏。而在會館分布最為集中的這一帶，也是成都旅館眾多，高等茶社、戲院、商鋪最為集中的區域，服務業與商業的密集使這一區域成為清代成都最為繁華的商業區。
另外，金水河也是成都城內重要航道，雍正九年（1731），成都知府召集相關人士商議開浚金水河，使外州縣的客船到達東關，貨物行李皆可用小船通過金水河運入城內，甚至運往滿城，而外來客商也可順河就近投店，城市市民生活所需糧食燃料也可水運入城，便商便民。金水河的暢通，直接促進了沿河工商業的繁榮，也極大方便了市民的生活。在清末以前，金水河沿岸一直是成都商業和手工業重要的集中區域，也是重要的物資集散中心，故陝西會館、兩湖公所等會館公所都會布在這裏。
此外，北門也是城市商業較繁華的地區，但北門的繁華不僅僅是商業帶來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城市與中央的聯係窗口，這裏是由成都向東北經德陽、綿陽、梓潼、昭化、廣元到陝西的出口，為聯係川陝的大路，自古以來它就是為成都通往北方的官路，在清代，整個西北省份及中央與成都的交往都係在這條川北大道上。在康熙初葉，成都知府冀應熊著手建築成都，帝王派出使節到四川來，經川陝棧道從北門進入。所以在北門外天回鎮建有“迎恩樓”。市內則先建北門入城大道，為給外人留下成都富庶繁榮景象，北門就建了出售金銀飾物、珠市玉器商店和吸引遊人的寺廟道觀，然後再陸續向城中發展，珠市街最初確係豬市，其旁有米市、草市(街)、鑼鍋巷市場等等。
我們看到，官辦會館在北門附近為多，如貴州會館，陝甘會所，雲南會館等都在北門，北門是連接北方官道的入口，迎接聖旨及重要官員入京皆在此道，而這些以本籍官員聯誼互助之所的官辦會館集中在此地更為方便。因此，北門附近成為官辦會館的集中地之一。這些地區附近的街巷名稱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基本商品的批發貿易也集中在城市這一區域，包括雜貨、糧食等零售貿易。珠寶街，珠市街，金絲街，銀絲街，白絲街等出售貴重首飾、生絲的街道，也都集中在成都北門大街附近。進入北門，大量的寺廟道觀增加了此一區域的商業氣氛。如北大街的真武廟、火神廟(醬園公所街口)、五嶽宮、白雲寺、喇嘛寺、孤仙祠(通順橋)、文殊院、灶君廟、如是庵、文廟(白家塘街)、楞伽庵等都在北門幾條街內，幾乎一街一所寺廟道觀，甚至一街兩座廟宇，由此可見，清代成都北門，何等繁華，趕廟會，買賣貨物，來來往往。
商業領域中的專業化市場已經在清代成都城市的其他角落建立起來。成都機織業多集中於半邊街，走馬街一帶，皮裘業多在總府街一帶，銅器業集中於東禦街。清代成都有兩大荒市作為舊貨古玩交易場所，一在忠烈祠西街南端白家祠內，一在南門純化街。
四、城市政治空間格局的變化
政府機構對於城市空間組織的影響很大，除了可以優先占有城內較寬廣的空地外，政府的行為同時也影響著居民利用土地的方式，最為明顯是大批機構雇員的雇傭。較為隱蔽的影響是，政府權力將會影響地方精英的居住行為。取得成功的士紳家庭在選擇城市中的居住地時，盡可能離府衙更近。
（一）清代之前成都城市政治空間格局的分布
從秦代開始，最高政府機關郡治位於大城中心地帶，直到宋代各級官署均北移至城北武擔山一帶，宋代成都的政治空間格局也因此發生了重要變化，移往“京蜀孔道”——城北蹇汝明《鈍庵記》：王姓居在成都北郭，當京蜀孔道。後又在碧雞坊之別業創鈍庵，距舊居約百步。此是宋代碧雞坊移往城北之證據之一。而城北碧雞坊一帶自然也集中了銅壺閣、洗墨池等重要遊宴場所。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明代，城北仍是官府集中之地，作為地方城市的成都，政治中心在宋代的北移意味著其與中央政權的聯係在宋之後的日益緊密。
明代的城市中心以蜀王府為中心，城市官署圍繞著城中心蜀王府的周圍，城市西北邊是地方行政機構和郡縣藩王府集中的地方。而清代城市的城市官署南移，城市經濟重心、政治重心向東南方向轉移。
（二）清代成都政治空間分布
清代成都的地方行政體係與明代基本一致，官署一部分延續了明代舊衙門的原址，還有一部分則遷移了位置，如布政使司、鹽茶道等與財政有關的中樞機關都不再延襲明代的舊址，從僻靜的城西地帶移到了繁華熱鬧的城東商業區。但在明末清初的戰爭中，城市西北隅破壞嚴重，張獻忠順治元年攻城時曾用火藥炸塌城北角樓，撤離時放火燒毀西北一帶官署集中的地區，城市西北隅在其後曆次各義軍、清軍、吳三桂叛軍的拉據戰中破壞嚴重，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方象瑛典試成都時，發現城市的“西北隅則頹墉敗礫，蕭然慘人”。這也是布政使等官署遷離西北，移向東南城市商業中心區的原因之一而成都府與成都、華陽兩縣的官署一直沒有遷移，與巡撫總督官署等省級官署的遠離，造成公事上的許多不便。由於成都府、成華縣令都對總督直接負責，所以在清朝一大早，天還未亮，成都知府、成都、華陽知縣，就帶著人馬轎夫飛奔上院(總督衙門)，後麵隨從挑著衣服箱子、夥食擔子以備添衣進食，隨後就在督院簽押房辦公，到深夜才能回衙。成都府本身的內外公務由同知、通判等輔佐官辦理。
清代成都巡撫衙門、總督衙門、提督衙門、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城守東大街)、提學使署(學道街)、鹽茶道署均建在城市東南方向。清代成都政治空間進一步向城市東南轉移。官署中心向商業中心的轉移也說明了清代成都的商業經濟在城市中的地位。實際上高級官署的東移，從明代就開始了。而清代重要官署向城東商業區轉移的趨勢則繼續發展，按察使司從清初的城西成都府治東移到了城東，布政使司與華陽縣學也離開城西北，移至城東；鹽茶道從城中心移往城東南。
清代成都城市政治空間與商業空間開始融合。衙門和學校一直是城市最高貴的建築，占據了城市最為重要的空間，然而，清代商人試圖進入城市中最尊貴的空間，這在城市重建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掌握城市命脈的各級重要官署衙門的周圍聚集著會館公所，如布後街上的河南會館、燕魯公所、湖廣會館、福建會館都簇擁著布政使司，同時在會館公所所形成的商業圈內還有按察使司、總督府、提督衙門等重要的權力部門。這種現象形成不是偶然，會館大多是官商合辦，許多會館早期的創建也以官辦開始，後期才變為官商合辦，即使是商人會館也需要官府的蔽護。成都官署大都位於城市最繁華的城中心區域，不僅有眾多會館的簇擁，也有眾多的商業市場的包圍，如按察使司前的綢緞市場、學道街的學院署周圍的印刷業市場。
五、城市的擴張：城牆外的變化
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與人口的增長，清代的許多城市早已突破城牆的限製發展起來，城市在城門外形成關廂的現象比較普遍。城市往往突破城垣的限製而“溢出”城外，在城門外交通要道形成新的市區，如蘇州閶門外一帶、揚州東部新城一帶、北京前門外大柵欄一帶。人們把這些繞城牆外圍分布的商業區及居民區稱之為關廂。一些城市的近城地帶往往比城內還繁華，雖與城內隔有城牆，實際上已與城內連成一個整體，政治、經濟聯係十分緊密，成為城市不可分割的地帶了。這就致使城市的實際占地規模逐漸變大，有的城市甚至比城市的城池麵積大出一倍。
（一）清代之前的城市郊區
杜甫詩中曾提到唐代的成都“城中十萬戶，此地(指草堂，實為近郊)兩三家”，唐代城郊外的草堂附近人煙稀少、冷清。北宋楊鹹亨對當時城市東郊的描述：“城東門外二十裏，客去當送來當迎。藤梢橘刺密無路，短亭四壁荒榛荊。”當時成都府吏迎送官船，近者在合江亭，遠則在二十裏外，所謂江郊亭者，即乾道前所建官府之客館，藤橘迷路，四壁榛荊，荒僻可知。明時建樓館於薛濤井上，以為宴餞之所。到了清代，成都的草堂、江樓附近已是人煙稠密的地區。
（二）清代城郊的發展
18世紀的成都，城市變得更加富庶，無疑也變得更加擁擠。它得到了有形的成長，通過種種方式超過了城牆的範圍。清代成都城市超越城牆的擴展表現了城市這一時期驚人的活力。以前的擴展如唐代是為了加強防禦的需要，而清代的擴展則是以商業為中心的發展。
城外關廂的發展首先是出現了人口聚居的新吸引點，這種吸引點是商業發展的新市場，具有商業貿易的諸多便利，商業人口首先轉移，隨後形成的生活便利又帶動了更多的居民點產生。這些近城地帶的人口甚至比城池內的人口密度更加稠密。這些居民最初並不是城市居民，但隨著他們在近城地帶經濟活動的變化，由經營農業為主逐漸轉變為從事商業貿易和手工業加工業，甚至修建鋪房形成商業區域，居民身份逐漸發生了改變。隨著城郊的發展，一些世家大族在戰亂結束後返城，也選擇了在城郊居住。曾在乾隆年間任順天府尹的進士顧汝修家族就居住在城牆外（東門外鎮江寺附近）。
（三）城內外的不同空間肌理
我們看到的成都的城外關廂分別沿著城東、城北、城南三個方向的城市交通主幹道發展，也可以說它們是城市的主幹道的延續。成都城市東門外、南門外和北門外關廂的發展，表現了城市自然生長發展的一般特征，體現出了中國傳統城市的第二種生長動力：無需任何政府強製性的控製行為，由城市形成吸引力導致人們的主動聚集。這種手段與傳統的城市先建城牆，再填充城市的建設方法相反，具有更多的隨意性。正因如此，城內城外體現出兩種不同的城市格局。由於城市郊外的發展，城內外呈現了有規劃和無規劃的城市格局之間的反差。清代成都城內的街道幾乎沿著幾何模式有規則地展開，城外的街道布局卻更加隨意，沿著河道或驛道展開。
17至19世紀，這兩個城區在空間結構上都顯示了某種穩定性，但城市經濟成長帶來的影響，在城外商業區體現得更加明顯。如18世紀城門外湧現了許多市場，在河岸邊排成一列。
（四）城外的商業市場的發展
這些城外繁華的市場似乎說明清代成都最大的變化是許多主要的商業活動不在城市中心，而集中在城市的邊緣。
18世紀開始，成都城市商業功能開始向城外擴散，如北門外，商業活動擴展到油子河的對岸，水道兩旁成了商業最為集中的地區，從這一地區集中的大量會館、寺廟可以看到其繁華程度。祠廟、茶館、旅舍、店鋪使這一地區成為人口稠密的地區。
城郊的街道網絡伴隨著市場迅速發展起來，在城市北門外主幹道上，分布著天星橋(迎恩橋)街、簸箕上街、簸箕中街、簸箕下街，豆腐街，至駟馬橋止。此地集中著成都最大的木材市場(上河壩街，東至迎恩橋，西至城邊荒地。街為本市木材集散市場，凡從鬆潘、理縣一帶沿江漂運木材到成都者，均交易於此)、幹菜貨業集散地(簸箕上街，此街曆來為本市幹菜貨業集散之地，經營以地方特產、海產品為主)、煙葉集散地(曹家巷)。康熙四十八年(1709)府河相通以後，成都郊縣的糧食、煤炭、肥豬也運至這裏卸載。清代北門外商業十分繁榮，櫓聲不斷，一派繁忙景象。
城北關廂的發展與政府行為相關，所以應當是一種政府引導的城市擴建過程。由於北門是來自北方行政中心進入四川首府成都的要道，所以這裏有迎恩橋、迎恩樓作為清代地方官員迎接詔書及迎接中央派遣官員之處。因此會館公所也集中在北門一帶，由於城北關廂有繁華的經濟和與中央統治機構連接的政治要道，這裏集中著各種各樣的寺觀祠廟。
從這些祠廟寺觀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塊繁華的城外之地所聚集的各種人群。有官府祭祀的中心如山川壇(神祇壇)、厲壇、成都縣城隍等；也有同鄉會所，如作為山西會館的萬壽宮、廣東的南華宮、福建的天上宮、貴州的黔南宮、湖南的楚南宮、湖北的楚武宮、湖北黃州的帝主宮；有行業會所，康熙三十八年(1699)成都市木行在此建水神寺作為行會；有為每次戰爭凱旋而歸的清軍修的各種祠廟，如昭忠祠、得勝庵；有昭示著中央與地方聯係的文昌宮等；還有各種遊宴場所，如大南海、小南海；傳統祠廟如金繩、廣福、臨江等佛教寺廟在這裏也香火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