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早期成都恢複重建的過程中，基本上是對明代城市的重複，政府在建設中一再重申這一點，新的城市是對舊朝城市的繼承，而且盡量不進行改變。這在政治意義上非常重要，意味著清代統治者對明政權的繼承。而來到這座城市的新統治者通過恢複城市早期建築格局的努力向城市中幸存的居民表示，新的統治在某些方麵是舊有統治的延續。
同時對於回到城市的地方士紳來說，這座被毀壞的古老城市應該按照它原有的印象和外貌進行重建，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對於該城居民而言意味著新秩序在某種程度上是舊秩序的延續。戰後回到城市的市民，在城市中一直生活的人希望城市保持原有的形狀。戰後的成都荒涼的景象，舊景物堙沒在荒草中，人們寄希望於城市恢複原狀，重拾生活信心錢。因此，清代成都城牆後來的曆次重建都精確地仿照了明代的格局，城市的基本空間布局和功能上劃分基本保留下來，這些都是城市空間對過去時代的繼承。
一、清代成都城市輪廓保持連續性
清代的成都城市輪廓受城牆與河道的限製，基本上沒有變化。成都城市四周修築有高大的城牆，城牆外有錦江和府河環繞，整個城市隨地勢順江流從東北向西南傾斜。清康熙初張德地重修成都城牆，東南北枕江，西背平陸，周二十二裏三分，由於中央政府要求所有地方城市的城牆建設都必須繼承明代舊城牆的城址、規模，“康熙元年題準捐修城垣，務照舊式堅築取結”，如不合舊式，將受到處罰允。
清代城牆由原來唐代羅城經宋、明因革損益而來，從清城基本上可以想見當年羅城形勢。清代成都城盡管曆經唐、宋、元、明曆代朝代更迭，但城市位置基本上沒有變化。近年來，成都市的考古工作者在城西同仁路中段、下段、通錦橋側古城角邊街、城南人民南路8號、135號、羊皮壩街、王家壩街、城東的青安街、天仙橋前街131號、東安南街等處對成都古城垣進行了發掘。基本上弄清了唐、宋、明、清各代城垣的具體位置和變化情況，並找到了唐宋羅城南門遺址1處。這幾處，均在清城牆下發現了唐、宋、明各代城牆，且各代都有培修，位置幾乎未變。
二、清代成都城市裏坊格局保持連續性
漢代揚雄的《蜀都賦》提到成都時說到：“爾乃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武擔鎮都，刻削成蘞。王基既夷，蜀侯尚叢。”晉左思《蜀都賦》與提到晉代成都“金城石郭，兼帀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開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他們都提到唐代之前的成都就有城門十八個及四百多個閭裏。到西晉時，成都已經是有“方軌之廣塗”的初具裏坊製度的城市了。經過唐代的規劃重建，成都成為一個有著完整的裏坊格網空間的城市了。
城市政治經濟製度變遷，朝代更替，但城市空間的物質形態卻保持著相對的惰性，在社會生活需求沒有發生巨大變遷的前提下，不會發生驟然突變。因此，城市基本物質空間會保持延續性，從清代成都街巷結構中可以看到，具有悠久曆史的成都，坊裏結構在一定範圍內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我們從傅熹年先生研究唐代城市裏坊規模的數據中找到一組較小的麵積尺度。唐揚州城中最小的裏坊約為東西660米；南北223米。在光緒三十年成都地圖中，北門主幹道兩側，由多個規則方形街區組成，正反映了漢唐以來裏坊製的尺度。這一帶裏坊麵積相當小，住宅密度大。
三、清代成都河道係統形成的水空間結構保持連續性
自李冰“穿二江，雙過郡下”，成都便具有了“江城”的特征，成都“帶雙江之雙流”(左思《蜀都賦》)的格局從秦延續到唐代。直到唐末高駢築城，塞縻棗堰，改引郫江(清遠江)東流，包羅城北牆南下與錦江會合。而貫穿城市的郫江故道成為金河。這種二江抱城的格局從唐代一直延續到明代，清代成都重建對這一格局加以繼承與保護。
清代成都城內主要的人工河道是金水河、禦河。明末清初，金水河、禦河等城內河道日久漸至堙塞。曆順治、康熙兩朝數十年“失於疏浚，以致不通舟楫，民苦沮洳，深為未便”。隨著城市的商業力量的發展，商業要求再也不能被忽視。雍正九年(1731)，成都知府項城呼籲疏浚金水河。同年，由巡撫憲德等捐資加以疏浚，蜀王府周圍的禦河得以疏通。昔日的王宮禁地如今與城中舟楫相通後，城市中心水道進一步暢通了。此外，河道的疏通使滿城與城市的交通進一步加強了。城市空間在水網格局中固定下來，在古代因江而興的城市遊賞風俗很快在清代成都城市中複興。
四、清代成都城市空間觀念保持的連續性
傳統城市所擁有的重大使命，就是通過祠廟係統彰顯自己的地位，確定上天、中央政權賦予自己的統治職責，對於地方城市來說，作為經濟中心的職責往往淡化了，隻有通過一些保障政治權利的建築、祭祀、官吏士紳從思想、文章上的塑造，城市保持成為本地區的政治中心所在地，這個傳統持續到清代。
（一）禮製製度對城市空間的影響
清代的祠廟係統遠遠比明代來得名目繁多、紛繁複雜，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清代在“禮製”方麵強化了對地方的控製。在楊振宇總結出來的禮製祠廟在清代四川城市的空間分布規律中，文廟是整個祠廟分布的核心。大部分的文廟分布在城的南麵，少量的因為地形限製分布在城東、城北。崇聖祠、名宦祠、忠義祠在文廟東，鄉賢祠、節孝祠在文廟西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格局。這種格局體現了以孔孟儒學(文廟)為中心的國家祠廟(崇聖祠、名宦祠、忠義祠)與地方祠廟(鄉賢祠、節孝祠)之間的微妙平衡。
社稷壇在城西、山川壇在城南、先農壇在城東、厲壇在城北也基本上成為祭祀壇的恒定布局。關帝廟分布最為普遍，“各州縣鄉鎮俱有之”，
以城的北邊為多，但亦不乏城西的位置。城隍廟和文昌祠則沒有規律性，可以靈活布局。
在成都禮製壇廟的分布也大體符合這一空間規律，文廟位於城內南邊文廟街，其他祭壇都在城門外，厲壇在城北東嶽廟前，先農壇在城東，社稷壇在城西，有所變化的是山川壇並沒在城南，也設在了城北。但到了嘉慶年間，四川總督常明將山川壇移至城南雷祖廟附近，成都的壇廟方位與傳統禮製最終完全吻合了。
（二）天人感應及風水觀念對成都城市空間的影響
影響到城市建設與發展中的文化觀念，還包括天人感應的傳統思想，五行、陰陽和易學說，以及相土形勝以及風水觀念，這些學說以觀物取象的思辨過程，將天人感應這一核心思想，即天、地、人事都按照同一套規律在運行，他們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感應。在城市建設中，它借助於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陰陽五行及風水的表達方式，將天人、天地之間的契合引申到城市空間建設的象征性布局中。正是這一宇宙觀念在城市中衍生出風水等特殊觀念，這些觀念在中國發展成為一門非常複雜的占卜偽科學，研究在“宇宙呼吸”中“氣”的流動，而這種流動受到地形、水域、方位以及地下礦脈的影響。這些觀念對中國的傳統城市建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們利用象征意義、土木工事、植物、建築來改善空間場所。例如導入有利的“氣”，阻斷或導出不利的“氣”等的重要依據。
這些觀念一直伴隨著中國傳統城市的空間建設，在清代之前的成都，成都城的建設在方位布局上一貫講究“東之麗譙，層構厥高，”否則代表“生氣”的東方不盛，城市不安定，明代城南回瀾塔修建之初，是因為考慮到其地處“兩江合流之所，奔放衝突，稍乏迤邐之勢，形家者病之”，風水上的考慮成為決定景觀在哪裏修建及如何修建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些觀念在清代的城市景觀建設中繼續發揮著作用。城市中許多公共建設因此而具有了強烈的象征性作用。“城市之地，其正穴多為衙署諸基用，餘者不論東西南北，四周總以高地為吉，低處為界水，不可居”。城牆除了防衛功能以外，也是重要的風水手段。清人李光庭記載說：若城牆低於城內建築，則“識者以為泄城內之氣，故有城頭高運氣高，城頭低運氣低之語”。城牆必須要高過城市內所有的建築。這些特殊觀念包含了方位的顏色與意義。例如四方各有自己的象征上，北方是黑色和不吉利的地方，是一個應該設立屏障以求保護的地方，因此城市的北門往往是特殊的關礙之地。
成都屢受火災，因此，成都縣令特意關閉成都北門，以阻礙來自北方的不吉氣息。而城市中的不同方位也往往配合不同的活動，如乾隆十五年，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奏乾隆：“華陽縣東關演武教場，向以東方生氣不宜武，是以會合大操俱在城中東北教場。”
中國傳統風水觀念中，空間形態具有很大的心理影響，並在現實中被看成是強大無敵的，所以有時災難的發生歸咎於布局上的疏失。乾隆年間，四川總督李世傑在城東修真武廟的選址即是出於風水的考慮。修真武宮前，成都城市頻發火災，而且刑名案多不勝數，令總督心憂。後經熟諳風水形勝的梁山縣令程埍建議，城市東部理應高爽，但成都相反，“若於東郊瀕河之所置高廈以鎮之，則諸患可除，而益部得以寧謐”，總督李世傑聽其建議，捐養廉銀在城東建真武宮。二年後，李世傑再次督撫成都，發現城市獄訟案件減半，火災也沒有發生，因而感歎：“相地形以厭勝其說有不可誣者矣。”
當然風水觀念也無意中使清代成都城市發展及城市環境得以受益。清代省會之所以得到重點建設，除了因為它是行政中心外，也有風水上的考量。而雍正九年，開浚金水河的原因之一是“河一開則地氣既舒，水脈亦暢，民無夭劄。否則“每至春夏，沉欎穢濁之氣不能暢達，易染疾病”。金水河是“闔城民命地氣攸關，豈可任其久廢”。
成都西北部被認為是成都“地脈”，而數家瓦窯開在此處，同治九年，士紳認為“省脈為之損傷”，向總督吳棠因上書，認為在龍脈上取土燒磚，會導致地脈受傷，省運衰竭，呈請禁止在省脈所關地燒窯。總督吳棠專門具文告戒道：“地脈最忌損傷，來龍尤宜保護”，他一再強調要保護成都的地脈，成都的龍脈即關係的全省的氣數。“省運近衰，由於地脈受傷”，“地脈得資培護，實於省城形勝之地大有裨益”。
對城市風水的關注，使上至官府下至士紳，都以其為城市建設的準則。乾隆年間，成都監生劉永秀覺得自己所居地崇義橋附近風水絕佳，但可惜沒有關鎖，“募金創修真武殿，以鎖水口”。而光緒年間以機業致富的商人馬長卿認為，因縣東回瀾塔歲久塌毀，所以“省治襟抱虧疏，故人文不振”，因此便在回瀾塔舊址上建崇麗閣，形勢如塔，因崇麗閣號稱謂本省文風所係，修閣之前，川省在清代從“無鼎甲為地方生色，識者病之”。落成當年，資州駱成驤遂有萬螯頭之占，所以崇麗閣的風水之說在城市中流傳甚廣。
第三節 清代成都城市空間的變化
中國城市的形態在清代的發展保持著一定連續性。但強調城市發展的連續性，並不是試圖忽視這一時期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對於清代成都城來說，明清易代後，由於統治者身份的改變，城市居民的民族和身份的改變帶來居民觀念的變化，城市經濟的發展，清朝政府的政治軍事政策等等原因，城市景觀的布局發生一些變化，從而影響著城市地域結構的曆史變遷。清代成都城的空間結構一方麵繼承了明及明代之前的城市傳統，保持著城市空間發展的連續性；具體表現在城市基本形態、城牆位置、水係、街道格局方麵對明代城市傳統的繼承。另一方麵也發生了一些變遷，如城市格局、城市中心、官署及商業功能區的變化，特別是清代成都城市關廂的發展充分展現了清代成都城市發展的活力。
一、城市基本形態的變化：滿城的出現改變了城市格局
清代成都的基本空間形態發生了變化，由於康熙五十七年在西城新建滿城，使得城市出現了三重城的結構，城牆內分有滿城與大城，大城內有明蜀藩王所建皇城，皇城在清成為貢院。如竹枝詞所說：“本是芙蓉城一座，蓉城以內請分明。‘滿城’又共‘皇城’在，三座城成一座城。”
（一）清代之前的成都城市格局
雙城並立的形態在成都城的曆史上並不陌生。成都從秦代到隋唐之前，一直有大城與少城並列的格局——兩個不同的空間同時並存。秦代張儀、張若改造成都城時，實施“與鹹陽同製”的措施，采用秦國封建城市規劃的形態，按照郡城的規模縮減城市範圍，新築城牆。大城與少城起初實則具有舊城與新城的意義，最早是大城先建，也就是大城是郡治所在，體現了封建地方城市的種種規製要求。少城後建，是為了解決新產生的問題和需要，具有不同的政治軍事意義，例如規範商貿功能、壓服土著蜀民、樹立秦製榜樣等蒙文通先生認為，秦少城建後“秦民蜀民，其始自可別城以居”。秦少城與清代的成都少城一樣，做為外來統治者移民與本地土著的分隔空間。
東晉滅前蜀，桓溫代蜀，夷少城，成都雙子城的格局消失，當大少城之外的郭城發揮作用時，少城便常常與大城一起作為內城之一部分，成都的城市形態由此也發生了改變，變成了內外重城的結構，少城名義上以內城的稱呼存在，但在城市空間中早已消失，唐代裏坊製建設中，城市作為一個整體建成的一百零八坊，少城與整個城市融為一體，明代的成都城市地圖可以清晰地見證這一點。在明代天啟年間成都地圖中，少城地區和城市其他地區一樣均質分布著棋盤格局的裏坊製城市肌裏，但明代城市由蜀王府構成的皇城及外城組成，由內外重城構成了城市格局。
（二）清代城市格局的改變
清朝是來自東北的滿族人所建立的異族政權，清軍在各重要省會城市等戰略要地派駐八旗，隔為滿城。滿城在成都的設立，改變了明代成都城內外重城的格局，在城市內形成了異質空間。
清代成都城市由重城結構變為了雙子城，城市由滿城和大城構成，大城內的皇城改成貢院後，蕭牆被拆，麵積縮小。康熙五十七年（1718）興修的滿城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初具規模，基本修建完畢，建成後的滿城，“城垣周四裏五分，計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成都滿城大體上奠基於舊少城的遺址，因此，成都的滿城繼承了成都舊日的“少城”之名，又稱“少城”。從明天啟成都府圖與光緒五年成都圖的對比可以見出，滿城所占據的少城地區原是明蜀王子孫諸王的王府最為集中的地區，如太平府、富順府、德陽府等都在這裏，另外，明代成都的駐軍成都衛的右衛、中衛也曾駐紮在這裏，滿城選址在這裏，一是利用了明代藩王的王府，一是延用了明代軍隊駐紮的場所。因為西門是古代戰爭中成都的屏藩，這裏是成都抵禦來自雙流一帶進攻的最重要防衛地點，所以曆代重要戰事都在這裏發生。
3.滿城作為城市異質空間的存在
滿城的出現，使少城的名稱繼續沿用，然而滿城是滿洲軍事力量在成都的駐紮地，它是一個專注於武力並且時刻警惕著叛亂征兆的異族王朝統治的象征。滿城對於大城來說，是一個完全的異質空間。滿城興建後，清初曾駐紮在滿城所在地的國家機關，地方行政機關都紛紛遷移官署，為八旗讓路，如四川布政使署本於康熙六年遷移至城西，五十七年，因築滿城，以其署為副都統署，司署複遷於城南。新建的滿城布局清晰明確，整個滿城就像一個大兵營。以今長順街為中線，在中心街的兩旁分布著共有官街八條，兵街四十二條。中街長順街寬度21米，兩旁官街寬度12.6米左右，兵街寬度7米至4米不等，魚骨網架式的布局使八旗官兵的分布上下有序，管理方便。
在成都市民眼中，滿城是防禦森嚴但悠閑寧靜的，裏麵的八旗兵過著優裕自在的生活，像鹹豐年間竹枝詞裏的描述：“‘鼓樓’西望‘滿城’寬，‘鼓樓’南望‘王城’蟠。‘鼓樓’東望人煙密，‘鼓樓’北望號營盤。”滿城相比東南方向的內城，寬敞得多，兵營較場集中。滿城還有著與它咫尺之隔的繁華擁擠的大城所沒有的農村風光，城內林蔭茂密、景色宜人。從西南角水西門流入的金河沿將軍衙門橫貫東西，經半邊橋直瀉大城而去。
二、清代成都城市中心的變化
明代城市中心的藩王府一直是成都城市的中心，在明之前蜀王府所在地一直是成都最高級別官署所在地，這一區域曾為秦漢時期郡守治所、蜀漢王宮、隋代蜀王府所用，唐代變為節署，此處作為唐代成都牙城(或稱衙城，是唐代對州府城及以上官署專城的稱呼)又一次成為城中城，而唐亡後，前蜀王建，後蜀孟氏繼續以節署為宮城。隻有宋代為免僭越之嫌，未占據後蜀舊宮，將州府遷往城北。而明代蜀藩王府仍占據此地。這個基址在成都多個朝代中存在的王府或州署府城(牙城)中沿用，不曾變動。這個區域由於其穩定性，一直是成都古代地圖中的坐標基點。成都中心的位置在清代被繼承下來，持續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