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代成都城市空間形態的延續與變遷
引言
城市空間形態是城市建設中所展現的空間形式的特征，包括我們前麵所研究的城牆、民居、官署、橋梁等建築實體的空間組織方式。1644年的政治更迭及隨之而來的異族滿清王朝的鞏固，在權力陣營、文化政策、少數民族政策和軍事組織上都帶來了重要的變化，其中的許多變化影響了城市生活及其空間形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市麵貌。
第一節 清代成都重建中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因素
成都在17世紀遭到了徹底的破壞，城牆、市肆、道路、橋梁在清初都損毀嚴重。清代成都對城市空間格局的重建意味著在新的時代下作出了選擇，這選擇既包括對前代傳統的繼承，也包括在新的時勢下發生的變遷。
城市的空間形態除了受自然環境因素的製約，也受社會人文因素的影響。因為城市的空間形態不僅僅是對街道、場所空間的描述，還包括人們賦予這些形態的價值與思想。對城市空間形態形成影響的社會因素包括文化的作用、國家政權力量和市場經濟作用。曆史上，城市重建的事例非常豐富，但即使是同一時間段所發生的城市重建，其所形成空間形態變遷也大為迥異，因為城市重建中所使用的價值標準是最為重要的，這些價值標準影響著過去及未來的城市建設。隻有了解城市空間之中內在的價值標準，城市肌理的研究才會變得有意義。
一、國家意誌對城市空間的影響力
清初成都城市重建在缺乏人力、物力的基礎上開始的，國家力量主宰了城市的重建過程，因此城市空間形態不可能通過嚐試和選擇，按照有機的方法緩慢而複雜地生長。用專製和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國家力量不允許城市緩慢地生長，因為清代城市建設是政府實現政治意誌和階級意誌的工具。
（一）清政府國家政策對清代成都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地方城市重建之初，清代國家政權的力量表現在對舊有城市空間形態的保護上。滿族國家政權崛起之初，滿族精英就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吸納，在實踐傳統的儒家道德中把自己作為中國的合法統治者的根基穩定下來。因此，清代統治者在城市建設中盡可能地繼承傳統禮製秩序下的城市空間。清代地方城市空間形態延續具有政治意義，體現清朝統治者繼承傳統的意誌。清朝建立之初就已經決定吸收並完全繼承有價值的曆史遺產，包括封建大一統的政治體製及其背後的文化觀念。這就使地方城市空間形態的保持有著更為重要的政治意義，它意味著對傳統的繼承。
（二）行政體係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此外，中國地方城市在行政體係中的地位對其空間形態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基本的城市空間是按傳統構建，並由官紳階層所代表的政治、文化傳統組織的。對於像中國這樣地域廣大的中央集權製官僚國家來說，決定不同城市中心等級地位的政治因素確實起著非同尋常的重要作用。當城市的行政等級沒有變化時，其空間規模與形態也不會發生變化。成都正是因為長期處於行政等級的上層，其中心城市的地位從先秦至清代一直保持不變，才使得成都在數千年的發展中保持著一定規模。清代成都行政等級沒有變化，因此重建中基本維持其所在行政等級所代表的城市空間形態，如城市的規模，城市的官署數量、城市的建築等級等等。
（三）清政府的政治軍事政策刺激了成都城市的發展變遷
在清政府的民族策略中，成都作為掣肘西藏、雲、貴少數民族的大後方，成為整個大西南地區的政治中心、軍事中心。駐紮四川總督的兼銜越來越高，地位越來越重。擔任四川總督的官員不少不僅具有尚書兼銜，還有大學士兼銜，如阿爾泰、阿桂、福康安、勒保等都是受皇帝特殊信任、權力極大的重臣，這也反映了四川乃至成都地位的日益提高。
清廷對西藏與大小金川的戰爭使成都成為西南的戰略大後方。成都的城市發展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前後陡然增加了進度。這一年，清朝為征伐西藏，從湖北荊州調來滿洲蒙古兵二十四旗，1500名旗丁連同家屬約計6000人到成都來協助後防，隨後駐防成都，城市人口疾遽增加。在1747年到1775年之間的金川戰爭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征軍廓爾喀，及那時前後十幾年川北、陝南、鄂西白蓮教的戰爭中，成都一直都是大後方兵糧轉運據點。求名、求利、求安定生活的官員、商人、移民都麇集於此，為成都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
特別是清政府發動的兩次金川戰爭對城市影響深遠。第一次戰爭從乾隆十二年三月起到十四年二月止，第二次金川之役從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到四十一年二月結束。兩次戰爭前後共用了六年多時間，共調動八省兵力，計二十一萬五千五百餘兵勇，耗銀七千一百六十萬兩以上，僅第二次金川戰爭用米二百九十六萬三千五百多石，火藥四百二十萬一千四百多斤，調民夫四十六萬二千多名。這個動員的規模是相當龐大的。即使用今天的標準，清前線戰爭也是大規模戰爭，並且最大程度地將地方政府卷入其中，金川戰爭盡一切可能調動了四川地方政府的人力、物力資源。在兩次金川戰爭中，清政府積極地利用了商業部分彌補官僚網絡的不足，將貨運及商業貿易分包給商人，商人被卷入軍事行動中，在戰爭中扮演積極的領導角色，承擔了大量的軍事運輸任務。來自各地的商人聚集在成都，成都商號銀錢業都有了巨大的發展，成都也成為貨運的中轉中心。因此，金川戰爭也成為成都發展的重要契機，成都城市空間在此期間不斷擴張。
二、城市經濟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市場經濟在城市中的發展決定了城市的功能是否變化。市場經濟在城市中孕育出新的價值觀念時，城市空間形態會產生重大的變化，如近代中國城市拆除城牆似乎已經成為進步的象征。清代成都城市人口數量上改變，城市居民身份的改變，商業經濟的增長，使得影響城市空間形態的經濟因素發展了變化。
（一）清代成都城市人口變化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明末清初，從崇禎七年至康熙二十年，短短47年間，成都“數被兵革，地荒民流”，是曆史上成都人口銳減最嚴重的一次。順治四年清軍入成都，尚有“殘民千家”。康熙三年，成都尚有殘民“數百家”。到康熙末期，成都、華陽兩縣編戶僅8裏，依每裏110戶計算，僅880戶。這是成都城市人口在曆史上最稀少的時期。康熙廿年後，由於政府大規模移民政策的推行，成都人口才逐步恢複，進入新的發展高峰。嘉慶廿年至廿一年，成都、華陽兩縣戶口達到十萬八千戶，59萬人。依《四川通誌》記載是70多萬人據嘉慶《四川通誌》卷六五，成都、華陽兩縣是77.6萬人。據嘉慶《成都縣誌》和《華陽縣誌》兩縣共59.2萬人。二者人口數不同，可能依據的統計資料不一樣。這是成都城市人口的第三次發展高峰。成都從此進入人口迅速發展的時期。到清末，城市人口已達85萬多人。其中城市人口隻占整個郊區人口的58％。說明人口數量的增長，使城牆內容納不下迅速增加的人口，從而刺激了城牆外空間的發展。
（二）城市商業發展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清代成都是四川乃至西南的經濟中心，水陸交通都比較便利，“控擁岷沱二江，人口百萬左右，其富裕在中華首屈一指”。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水陸交通的便利，溝通了城鄉物資的流通，促進了商業貿易的興盛。成都“城內外河道甚多”，“迨至下遊各水彙合，遂成岷江，長約四百法裏，至敘州而入揚子江，船舟終歲可行。……如是成都而遂成為長江上流盡頭之埠”。成都的陸路交通也較發達，幾條主要的驛道，連接川東、川南、川北、甘肅、雲南、西藏和陝西，形成一個巨大的網絡。
清代中後期的成都，除了為城市內部提供生活所需的貨物和服務外，還能廣泛地為自身地域界限以外的地區銷售貨物和提供各種服務，在更大的範圍內形成了一個潛在的影響圈。清代，四川周邊各省的經濟、文化都相對四川而言較為落後，這些省區許多生活用品與生產資料都需要求助四川，同時一些要進入貿易市場的產品如生貨或原料也從成都周轉。如四川每年需從湖北輸入大量棉花、棉布，同時又需供給雲南等地所缺。成都在這種周轉貿易中，成為西部各省的商業樞紐。這成為成都商業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清代中後期的成都已是一個巨大的商品集散地和貿易中心，通過商業貿易職能不僅與周圍地區和四川主要的城市密切聯係，而且還與鄰近的省區及北方、南方的各主要的市場發生了聯係。成都平原在清代中期後商品經濟活力的增加使市場較前擴大，進入市場的產品增加。經濟作物品種增多，以及田賦征銀加速了農產品商品化的進程，這使得成都城市從周圍腹地獲得了更多的發展動力。
此外，清朝隨著商業經濟在這座城市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城市提供了許多服務性的職業，如為壯工，搬運工，小販、轎夫提供了工作機會。清代早期成都的社會經濟權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來群體的手中，他們控製著城市腹地的主要貿易資源，隨著外來人員的本地化，融入成都，隨著地方力量開始形成，成都城市空間也發生了一些改變。
三、文化觀念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不同的城市往往在不同的文化觀念下形成各自特有的城市模式。這其中城市建設者和使用者的價值觀念在城市空間形態的形成中起著決定作用。如果遵循了這些價值與規則，城市便會給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以安全感、威嚴感和榮耀感。中國城市在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呈現出相似的麵貌，正是因為城市的核心價值觀念的一致性。
文化觀念對城市空間形態具有深層次的影響，這在整個世界的城市發展史上都是普遍的事實。尤其在中國傳統城市的形成和發展中，文化觀念的影響是極其廣泛和顯著的，並成為中國城市獨具特色的基本因素所在。在傳統城市空間形態中持續發生作用的一些價值觀繼續在清代成都城市的重建中發揮著作用。中國傳統城市的空間形態在公元前1500年開始成型，延續到近代。中國城市模式的思想是逐漸在文字中與實踐中完善：“方九裏、旁三門、九經九緯、經塗九軌，麵朝後市，市朝一夫。”在中國的城市基本模式中，城市應是正方形的、規則的、坐北朝南的，強調圍合、城門、序列、有意義的方向，以及左右對稱與中軸線。
早在唐代，中國的傳統空間形態已發展得非常成熟了，城市被棋盤形的裏坊及街道格網層層分割，禮製等級製度反映在建築的位置、顏色、材料上。城市官署、市場、居住區被分割在城市不同的位置。空間和儀式用來把人們聚集起來並穩定和束縛其行為。在這套傳統的城市空間格局中，以下兩種基本的價值觀在清代成都城市空間重建中長期地發揮著作用。
（一）禮製秩序與城市空間秩序
在這樣的城市模式中，創造與維持宗教和政治秩序為明確的目標，儀典與空間配合在一起。中國人通過這樣的城市模式表達了天人合一的和諧感。這樣一個有位置秩序、時間秩序、行為秩序、服飾秩序的世界是安全的，它的核心是等級製的禮製社會秩序。對於長期以農業為主要生活方式的中國人來說，生活中的安全性是他們一直憧憬的、追尋的。對於傳統中國城市來說，安全是與秩序相伴隨的，這樣的理念與場所的共存奠定了中國城市的基本空間結構。方格網形態的使用是為了秩序的建立；通過等級來組織社會結構；對稱的手法用來維持權威性，表達中軸的極性和二元性。城市空間中這些與禮製秩序相似的形態特色通過相似的社會結構組織被強化了。
作為秩序象征的禮儀，實際上有一個很廣闊很深厚的背景在支持它，作為它不言自明的依據，這一背景就是古人對宇宙的理解。宇宙空間在中國人看來，是規範而有序的，天與地相對，而天與地則又都是由對稱而和諧的中央和四方構成，中央的地位高於四方，四方要環繞中央。四方各有星象，四方又與四季相連，四季又各有物侯，這樣以中央為核心，眾星拱北辰，四方環中國的天地格局為後人提供了一個價值本原，這就是差序格局是天然合理的，因為它是宇宙天地秩序。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城市空間形成了一個整齊有序的秩序，在這一秩序體現著古代中國自己的價值體係。
（二）城市長期作為傳統的宗教儀典中心存在
早期的城市大多是儀典的中心，城市早期的功能就是用來進行宗教儀式，詮釋自然並控製其力量以造福人類的地方。在建造人類的權力結構、安定宇宙秩序時，城市的宗教儀式性及其相關物質空間形態是主要的手段，而且這種手段的心理作用大於其物質作用。這樣威嚴而誘人的空間設計是基於一些特有的價值。正是由於被城市中的神聖而莊嚴的政治、宗教力量所吸引，農民們心甘情願地支持著城市。而城市中的統治階層對權力和物質資源的再分配也與城市成長是分不開的。因此，城市的空間形態決定於其城市特有的功能。
四城市社會結構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盡管社會與空間關係如此密切，一方麵，城市空間形態決定於社會結構，因為我們的物質環境是我們所處社會的直接產物。物質環境形態不是造成改變的關鍵變因。當社會結構發生變化時，然後城市空間形態也會跟著改變；研究城市的形態或許能夠對了解社會體係產生一些影響。另一方麵，城市空間形態一經產生，便會作用於社會。甚至於這些城市空間的變化經常能夠獨立於重要的社會變革而自行發生。社會結構和物質空間形態之間有著內在的關係。它們通過其中的變量長期地相互作用著，也就是通過人的行動與態度相互作用著。
城市空間建設有著特有的連續性，在社會性質、社會生活沒有發展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城市空間建設會延續一定的傳統，保持連續性的發展。城市史研究者劉易斯·芒福德多次提到，城市的物質外殼像一個容器，而其中所進行的豐富的城市生活被包容在城市物質外層之內。城市空間如同容器一樣容納著豐富的城市生活，它是城市社會的貯藏庫、保管者、積攢者。兩者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存的，所以當城市內部社會結構沒有改變時，城市的形態自然保持不變。
城市的空間結構必須適應不同王朝的政治需要，受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製度和城市的管理方式的影響。因此，社會人文因素對城市空間形態具有最重要的約束力，由於城市空間形態與其相應的城市社會結構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對於明末清初後的成都來說，城市空間的延續與變遷都有著重要意義，是我們判斷城市發展、城市社會結構的重要指征。
成都的城市空間在唐末基本形成後，盡管在後來的曆代戰爭中多次被破壞，但由於其中的內容——城市生活沒有變化，所以這個容器在一次次重建中重複著原來的基本形態，但內部發生著一些改變。由於明末清初的易代戰爭後，中國社會仍然保持著原有的結構，城市功能、城市的目的都沒有發生改變，因此，清代成都的城市空間形態沒有發展突破性變化。
災後城市的重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視角：當特殊事件粗暴地中斷城市的發展，破壞原有的城市空間形態與正常的功能時，我們正好可以在通過其重建的過程觀察到當時當地的城市所需要的正常功能和當時當地的城市中所孕育的價值標準。明末清初後，成都城市的重建中既有對過去城市空間形態的繼承，也有新的變遷，這其中我們可以看到清代地方城市所需要的正常功能，並探究影響其形態變化或延續的核心價值標準。
第二節 清代成都城市空間的延續及意義
王朝的更替是否改變了城市景觀，影響了城市的形態呢？實際上，許多中國傳統城市的形態在封建專製時代缺少變化，如果把1229年的平江府圖和美國空軍1945年的航拍照片加以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城市景觀的變化比預期的要小。事實上，許多中國城市在近代前的數個世紀的過程中，城市形態基本沒有發生任何根本上的變化。我們把成都明代天啟年間圖與三百多年後光緒年間圖相比對，同樣在形態上沒有根本的變化。中國城市的形態在近代前保持著發展的連續性，盡管城市空間形態體現了人的企圖和人的價值取向的結果，但它的複雜性和惰性常常隱藏在這些關係的下麵，使城市空間形態往往呈現表麵的靜止狀態。中國傳統城市空間長期以來保持著這樣的連續性，而在清代成都這樣的地方城市中，因為社會結構、文化價值，特別是清代政府的文化政策等因素，城市的空間形態仍然保持著相對的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