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城市的景觀更多地承載了帝國的教化功能，官吏與文人在修建景觀時自覺地承載了這一使命，城市景觀在整合城市，教化民眾上的功能固然不可忽視，但城市景觀扮演的角色隨著清代中期以來城市社會的發展也在發生變化。在維護傳統的社會秩序及價值方麵，早期城市景觀扮演的角色趨於保守，更多地被國家意誌形態所操縱，其功能在於整合社會、淡化各階層之間的衝突、調整國家政權與社會的關係。隨著城市社會的恢複，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中後期這一具體時間，因不同地區城市恢複的快慢而不同，在江南乾隆年間，城市景觀的建設己由士紳商人們主宰，但在四川的城市，這一時間要推持許多，城市士紳參與到景觀建設中，無論是地方管理還是地方認同感都在增強，相比於清前期景觀建設中對傳統儒家價值觀念為首的國家文化政策的尊崇，後期的城市景觀建設開始摻入不少一般百性所接受的通俗信仰，如地方傳說、地方傳統之類。但地方社會自主意識的生長趨勢並沒有太大的發展空間，國家意識形態仍牢固而普遍。
第二節 城市社會秩序的重建與城市社會
士紳階層的整合
明末清初的動亂中，中央政權在一些地區的社會控製係統日漸衰落，清政府掌握政權後沒有建立新的社會控製係統，而是通過修複和重建舊的社會控製係統把政府的權威貫徹到地方，其中的重要力量來自地方官吏和士紳。因此清初的四川城市重建迫切需要的是社會秩序的重建與階級認同，而這是一項龐大的社會工程，需要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城市建設中，景觀的存在與延續為這一目標提供了場所和特定的形式。
一、地方政府對社會秩序的重建
漫長的戰爭和動亂使一切社會秩序都被打破了，清初四川“盜賊之多，甲於天下”，大規模移民帶來了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這一切使得清初的四川統治秩序遇到嚴重的挑戰。成都是清朝在西南的統治中心，朝廷對鞏固這一地區的統治非常重視。地方政府對社會秩序的恢複次第展開，但清朝的最基層地方政權組織止於州縣，要使國家權力深入到街區、村莊，隻能依靠士紳階層的整合作用。士紳階層是社會控製係統的社會基礎。所以清政府重建社會秩序必須致力於培植籠絡地方士紳的力量，並依靠其力量重建地方社會。
（一）地方政府對社會秩序的重建
順治十六年，“省會成都邱墟殘民，保聚為寇，盜群相告，訐牽連成，大獄曆歲不決”，重建之初的成都沒有住宅、道路，移民占地為屋，社會秩序階層的整合工作在官員團體中以各種形式在默默進行。
從康熙三年至康熙八年在成都任四川布政使的郎廷相的工作中，可以看到這一時期城市秩序的重建包括哪些工作：“招撫流移，廣為安插，措置牛種，勸諭耕鑿，兵火之後，公廨無存，廷相經營締造悉合體製，修橋梁造舟楫，建貢院，修黌宮社學，通飭所屬修舉，毫不累民。”所有工作資金都來自官方或官員俸祿。這一時期官員的主要責任是解決戰後最基本的民生問題，招撫流移，安頓生計。
地方官員還要為戰後地方的恢複爭取地方利益，通過奏議減免地方負擔，如賦稅徭役王。此外，戰後混亂的城市秩序使城市治安問題嚴重，順治十六年，姚締虞作為成都府推官，日夜忙於“平心讞鞠”，了解案情，評判紛爭。
要整頓社會秩序也必須提高地方道德水平。陷入危機的人們認為生活沒有意義，建築物及紀念景觀在此時的象征與凝聚力是不可低估的。因此“造悉合體製”的官署、修橋梁、造舟楫、建貢院學校都是城市秩序重建重要的基礎工作。戰後民眾公共信任缺失，士紳放棄自己的公共責任，拒絕拿錢出來進行學校、孔廟等共享資源的建設。官員要做耐心的疏導工作，並首先出資進行公共建設。
政府對城市的政策也隨著城市的恢複發展發生了變化，康熙年間，三任成都縣令政績各不相同，最初一任縣令戴弘烈就任時，“時兵燹初定，成都當省會，又並入華陽，地繁劇倍他邑。土著少，秦楚遷民占籍，客主違言，調劑安輯，鹹惠大行。墾田數萬頃，戶口歲增千餘，訪遺跡榛莽中，修複之”。作為縣令，他與鄉民胼手抵足共建城市；“招流亡，給牛種，民有疾痛，親製藥劑療之，又親督夫役修都江堰以通水利”。康熙三十六年就任的田軒來，“興學造士”，以禮教治理為主。再到周輔奏，主要以“明斷剛決，發奸摘伏”為政績，可見成都城恢複過程中，地方官員的工作重點是隨著城市的恢複而逐漸轉移的。
地方政府最初主要著力於民生問題即農業生產的恢複，到後來，開始關注社會道德的整飭，興學造士，培植士紳，重建禮製。到康熙末期，主要解決城市出現的社會治安問題。戰後的成都移民眾多，紛爭疊起，直到康熙十年（1671），成都在人們眼中仍如同“鬼國”，“猰貐磨牙”，“騶虞垂首”，刑事案件眾多。清政府前期的輕賦政策及四川農業的凋弊使得清初地方政府獲得的建設資金很少，清政府的財政政策使地方政府隻能截留三分之一的賦稅作為開支，四川地域龐大，官員數量多，財政問題影響到城市建設。城市的重建必須要依托地方士紳。
（二）清初地方政府對士紳階層的培植
明末清初的社會動亂使成都城市的士紳階層遭到了空前的破壞。在川西地區數十年的動蕩中，大多數財力雄厚的士紳離開了成都。“川省自變亂之後，貴顯豪富之家，皆避亂於他省，蓋亦時勢使然”。清初的四川士紳“考諸在裏，晨星落落”，“細請(詰)居其(止)，乃知旅寄於秦、楚、滇、黔、江、豫等處”。流落之因大多因“總緣宦遊之際，川方燎原，欲歸無路，不得不依棲於治安之境，苟為優遊歲月之計。複以萑苻未靖，風鶴恒驚，坐致因循；或本紳謝世，而子弟依然閥閱翱翔於他省者亦有之”。如明太保尚書肅敏公之後餘榀，明末之亂後避難江南，康熙二十四年（1685）客死於揚州。李實，四川遂寧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吳縣令，鼎革後遂寓於蘇市，詩句：“飄零白下家重破，痛哭青雲夢已殘”中，痛失家國故土的心情溢於言表、。成都的名門士族向氏、顧氏、邱氏等大多舉族遷離成都、。士紳歸鄉的難處是“近尚趑趄不進者，以久客成家，瓜葛係戀，猝未能束裝就道”；要麼是顧慮“崖邊凋瘵”，難於數年而起色之。費密家族“故家生世舊成都”，清初動亂中，費氏一族舉家遷往江南，除回鄉省墓外，再也沒有回來過康熙五十五年（1716），費密後代費錫璜還鄉(成都郊縣新繁)省墓，完成其祖父、父親未能實現之遺願。“當年西蜀名家子，此日江南老布衣”。
地方官員意識到“有土無民，空籌罔效”，士紳對於恢複地方，非常重要，正如張德地所言：“伏念四民之中，翹楚一方者莫若士紳；而士紳舉動，實係民情”。在戰後凋敝的土地上，哀鴻遍集，隻有擁有財富、聲望的士紳才能“資足以披榛剪棘，望足以萃舊聯新，固哀鴻中澤之綱領也”。士紳多為大族，人口眾多，財力豐厚，不僅不用政府出資“安插住址，措給牛種”，而且“資斧自饒，鄉鄰俱得通融稱貸”。地方士紳對民眾的帶動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士紳歸，而流移小民亦將向風川至，殘疆或有起色矣。”
為了勸地方士紳回籍，政府做了一番努力。因此，四川巡撫張德地希望各地政府配合采取強行措施，得到朝廷批準：“各省督撫，於各屬郡邑逐一挨查，凡有蜀民在彼，盡將姓名、家口造冊谘送過臣。如資斧自具者，給與引照，促令起程；若貧乏缺費，注明冊內，俟臣捐措口糧，另發舟車差官搬取。”然而士紳回鄉工作並不順利，盡管政府“捐費差員，頻頻搬取”，直到康熙六年（1667），回鄉士紳仍人數寥寥，強行命令無法奏效。遷移士紳歸鄉的工作到康熙二十七年仍在進行，可見任務之艱巨。一些成都士紳在這一過程中陸續回籍，清乾隆成都知名宦紳顧汝修所在的顧氏家族，戰後從成都避難遵義，在康熙初年從遵義回到成都。還有一些四川士紳落籍成都。呂潛，四川遂寧人，明崇禎十六年癸未進士，故明兵部尚書大器之子。亂離後，流寓江左，隱吳興吳陵，凡四十四載。晚年扶母親歸蜀，寄寓成都，賣書畫自給。
地方政府對歸鄉士紳進行了大量培植，由於逃亡的本地士紳的土地多為流兵或移民所占，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川總督杭愛向朝廷請求清理民田地，將被強占的土地還給鄉民。得到朝廷允許。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巡撫姚締虞為吸引蜀之宦遊者還籍，具疏請令重新履勘田畝，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士紳的土地所有權。清代成都地方官員也通過表彰與鼓勵的辦法要求地方士紳共同分擔維持公共秩序的社會義務。如乾隆五十八年，總督孫士毅為表彰力行善事、修橋施藥並減價平糶米一百餘石的成都士紳方文元，賜以匾額雲：“惠及梓桑，文元尚存。”給另一位好義輕財的成都士紳張升能以“惠逮枌榆”的匾額以旌其門。
（三）政府對地方士紳的籠絡控製與草堂重建
清初，地方政府加強了對地方士紳的籠絡。清朝為了重新連接戰爭中被中斷了的精英階層和政府之間的傳統紐帶，一方麵在文化製度上積極地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如舉行科舉考試，在國家機器中設置了大量專門從事文化事務的機構安撫士人，一方麵對曆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都優禮有加，在城市中迅速重建士人精神象征。杜甫草堂就是因為，這樣的時代契機而成為承擔這一曆史使命的重要景觀。杜甫在清代具有重要的地位。杜甫“每飯不忘君”的忠君愛民的義節受到清統治者的歡迎；同時杜甫詩歌寄情濟民救世的典型士大夫形象正與清初的時代相契合，遂使人產生隔代同悲的心理體驗。
杜甫草堂在清代經過三次大規模修建，三次都由地方官吏們發起主持的，而且多以官員們的私人捐款為修建資金。最早的一次是康熙十年(1661)由地方官吏們共同發起的。這些集地方官員與文人雙重身份於一身的景觀修建者們在景點的神聖化與精神延續中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作為中央政權派往地方的地方官，他們要重申中央集權的價值及行使重建並恢複戰後城市社會的官員職責；而另一方麵，作為社會文化精英的一員，他們也擔負著延續傳統文明精髓的文化使命，要重新凝聚戰後因為擁有不同政治立場和人生態度而四分五裂的士人團體，重係社會精英與中央的紐帶。
正因為如此，地方官吏在景觀修建中不斷地強調這樣的政治職責和文化使命。康熙十年（1661）川湖總督蔡毓榮在闡述修複草堂的目的時指出：“餘以辛亥春奉命入蜀，於役之暇，極目郊坰，過浣花溪，遊草堂寺，訪草堂寺遺址，在寺數十武，薙草披荊以入荒池，斷碑猶存焉。追思先生與鄭公堂中脫冠相對時，知己意氣為何如哉！當唐之世，方鎮皆得群召賢豪知名之士，奏為參佐。先生以省掖舊臣流離劍外，托身幕府，白首為郎，遇亦窮矣。及鄭公沒而不能一日安於草堂也。然後歎知己之難，而府中暇日之不可複得也，嗟乎，古之君子入則事親務，出則事君，出處不忘朋友，此詩人之旨也。卹窮阨之士，延遺佚之老，廣谘下詢以裨軍國，此賢大夫帥茲土者之事也。登堂景仰先生之風，因慕鄭公之義，斯汲公即堂以祀先生之意乎，遊覽之餘，悄然動容，謀之藩臬諸君，亟圖經始方鳩工而得代，歸楚，越明年壬子夏以落成。”
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來自地方大吏的立場，重修草堂即因“景仰先生之風”，也因“慕鄭公之義”。他把自已放在了杜甫在成都的讚助人唐節度使嚴武的位置上，希望像嚴武一樣，在君與臣、朋友與慕僚的關係中，譜寫新的忠義主旋律。此時漫長的戰爭剛結束，地方殘敗，一切都“化為劫灰，即無論茲堂鬆竹矣”，但蔡毓榮麵臨的不僅僅是餘寇的清剿和恢複凋敝的民生大計，更重要的是此時戰亂後一盤散沙的社會力量。尤其需要在恢複重建中得到士紳階層的支持。因此他在對草堂的描述中重點在於對杜甫及其讚助人之間友誼的頌揚，羨慕他們“堂中脫冠相對時，知己意氣為何如哉”的魚水情誼，讚賞杜甫“白首為郎”，服務於幕府的精神，讚歎他們“出處不忘朋友”的義節。然後表明自己身為封疆大吏的職責，就是“卹窮阨之士，延遺佚之老，廣谘下詢以裨軍國，此賢大夫帥茲土者之事也”。他鮮明清晰地表明了重建昔日穩定的城市社會結構是一個由官吏與文人士紳構成的城市共同體的願望。杜甫草堂在清代先後進行了數次修建，都由地方官吏主持，可見其在延續清代文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
二、城市景觀與城市士紳階層認同的重建
日本學者岸本美緒敏銳地觀察到，“在那些生活於16世紀及以後的人們眼中，傳統的社會等級——高、低、良、賤、舊族與新門——都蕩然不存”。明末清初，社會陷入失序的狀態，張獻忠農民起義政權中的官員中包括一些出生富裕之家的頗有成就的文人，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富裕地主或士紳也可能受到另一些農民軍的保護。逃往山區的前明文人也利用當地村民，發展反清的網絡。逃亡的明朝蕃王在川北山區得到窮苦農民的支持。在繳獲一些明朝的產業後，清政府將土地房屋分給一無所有的貧困佃農、移民，給他們提供了走向富裕的希望。在清朝鞏固統治的初期，不同的社會階層有了在戰爭中重新洗牌並贏得不同社會地位的機會。
我們可以看到針對這種社會劇變與政治動亂，社會與文化上的雙重身份認同是戰後人們最惶惑的。但是中國傳統社會中長期存在著一個士人階級，滿人征服中原時保留了對這一階層的認可，也就保留了長期以來奠定這個階級地位的一些標準：財富、血緣、交遊和官位共同組成了四個因素，決定著這個階級的存在。清初的階級認同中，這些因素也開始發揮作用，成為這個動蕩不定的社會需要尋找的靠得住的基石。因此，這個一度處於失序狀態的城市穩定後所需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階級認同、身份認同。
城市景觀的存在與延續為這一社會認同提供了場所和特定的形式。由於在城市景觀形態所傳達的信息中，同一社會中不同地位、階層、背景的人會從景觀中接受和理解不同的信息，景觀就成為了城市社會群體得以互相認同的工具，和動物的通訊聯係一樣，景觀也具有社會階層互相識別、文化認同的作用。
杜甫草堂這類景觀為文人學子們建構了一種除科舉考試之外的非官方的公共身份認同，這種認同體現了傳統的價值觀，不僅具有自發性，而且帶有社交性，這種身份認同方式在清初的城市是非常盛行的。在成都，城市文人們在科舉考試後來草堂舉行“鹿鳴宴”慶功；官場失意的士大夫在這裏感歎世事無常，尋找寄托；地方名流們退隱仕途後，來這裏抒發悠遊林下的情懷；屢考不中的失意文人在這裏尋找慰籍；外地官員來成都後都要到這裏親自拜謁，抒發“每飯不忘君”的意氣科考主考王士禎、方象瑛、祝德麟、陶澍等典試四川時都曾專門到草堂拜謁。
以李調元為例，在一生中，他曾六次遊覽草堂，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的草堂之遊。告別仕途後，此時的李調元優悠林下，常以遨遊蜀中山水為樂。參加這次聚會的有當地的官員綿州金山驛丞李源(靜齋)，也有科考不順，然而幼承家學，“以詩世其家”的癢生佘驤(雲溪)，還有因性恬退不願出仕，日與裏中親故子弟講學不倦的年近七十的錦江老詩人蔡謙(雪村)，及他的兒子蔡西池等等。草堂剛由前布政使杜玉林重新修葺過，“軒窗明秀，特勝昔時”，九人“攜樂部，泛浣花溪，溯流而上，登草堂，謁少陵祠”。然後在平橋置酒，吹笛作歌，飲酒賦詩，勝況空前。
杜甫草堂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優雅的場所，讓這些擁有不同社會身份與地位的文人學士在一起聚會，重建了一個統一的精神世界。人們在這裏找尋並再次幻想擁有一種共有的文化遺產，這就是寄托在杜甫身上關於士大夫詩意的形象和曆史的想象。在這樣的城市士紳聚會中，主人往往組織朋友們撰寫有關景觀的詩文，在這一過程中建立起社交網絡，雖然這一社交網絡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局限性，但它對當時的城市社會的穩定和重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作為詩文主題的景觀為這些社交性聯絡提供了這樣的環境，文人們通過追述共享的曆史或經驗，通過分享景觀所帶來的共情，享受沉浸其中所感受到的文化優越感，從而建立起彼此心靈相通的聯係。
這樣的聚會除了在草堂舉行，還有特別的形式。乾隆十三年(1738)，作為詩人的何明禮，利用了杜甫草堂的場所和聲譽，將他的朋友師長有關草堂的詩文編纂成了一部《浣花草堂誌》。身為士大夫一員的何明禮，盡管才華橫溢，但在四十五歲時才與李調元等一起在鄉試中舉，而且進士屢考不中，一生境遇坎坷，“潦倒場屋三十年”，無緣仕途，晚年窮困潦倒。對何明禮來說，良田美宅、家世淵源、大好仕途他都沒有，有的隻是一個文人身份而己。因此他更在乎這樣一個身份認同(集子在他中舉後得到了更多地方名人的加入與讚許)。他將自己和友人置身於與曆史人物相聯係的實體空間中，而他們都被廣泛地認為繼承了士大夫共有的文化價值，置身於這部集子的有何明禮鄉試中舉考試的主考官員閔鄂元、周於禮等，有退隱仕途的地方名流彭肇洙，有執教錦江書院的退休的外來官吏鄭天錦(寫這本書也是由這個外地人提議的)，有仕途大好的科舉同年們，也有不名一文的普通諸生。《浣花草堂誌》為當時的詩文作者提供了一個象征性的聚集空間，草堂這一個物質空間景觀，變成了無形的文人圈。
而何明禮本人也為置身於這樣一個精心構建的文人圈而感到自豪。當人們置疑他的寫作目的時，“客有以好事嘲餘者”，他回答道：“殂豆斯存，聊以此代守祠灑掃之役，所欣慕焉。”他寫此書就是為了將自己置身於這樣一個文化形象的傳承譜係當中，試圖將自己和過去、同時代的文化精英建立起聯係，以尋求一種共同的文化認同。這部圍繞著景觀展開的集子，和景觀本身一樣，擔任確認城市中文人階層的文化認同的職責，擔負著傳承階層文化認同的標準——共同的士大夫理想，這是那個流動變化的世界中身在不同地位、不同處境的文人階層藉以重獲階級認同的基石。
三、清代地方士紳在清代城市建設中發揮的作用
布羅代爾認為西方社會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治理是通過市場結構、法律結構、產權結構來完成的；而中國傳統國家對地方社會的駕馭則是通過基層社會中的官紳階級。明清社會通過血緣、地緣為主的宗族、鄉族、紳族序列來維係國家意誌的貫徹。這種人際關係較為親密的統治方式，更適用中國社會模式，這種方式使地方社會的士紳階層在社會結構中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清代成都的城市重建中，地方士紳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清代前期城市重建早期城市士紳的角色
17世紀普遍的騷亂充分顯示了舊秩序的脆弱，地方士紳堅守的的共同價值觀念受到挑戰。同時，不斷的流匪、混亂的局勢、弱肉強食的社會規則、多年的動亂使地方士坤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強於這種社會混亂。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僅關心個人的道德進步，而且更關心社會秩序的穩定。
但清初城市重建之初，政府力量並不十分強大有效，因此，地方士紳或地方精英並不能完全指望依靠政府來恢複秩序。地方誌中的記載表明，清初城市重建中，紳士在重修廟宇、修橋造路、開河築堤和興修水利等公共工程中活動極為頻繁，在地方福利事務中，士紳也起到主要作用，如義葬、賑濟濟貧、育養孤貧、治病救人、興學助學等諸如此類的慈善事業都是士紳職責。所有這些都表示了士紳對穩定地方秩序的焦慮和關懷。
成都地方紳士參與地方重建的方式很多，這些活動為地方士紳在地方重建領導地位提供了舞台。鄉紳的正常職責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撰修的《成都縣誌》的《人物傳》中的“行宜”中得到反映，該傳記記載了各位士坤的“善舉”，32位傳主中共有53宗善舉，他們大多居住在鄉村之中。其中有10人取得了科舉功名。下麵將53宗善舉作一分類：施舍棺木設義塚11宗；修橋補路7宗；贍養孤貧5宗；災荒時減價糶米賑濟5宗；接濟窮困4宗；興學助學4宗；拾金不昧4宗；治病救人4宗；興建或修葺廟宇3宗；補充公款1宗；施款養濟院1宗；建育嬰堂1宗；其他3宗。城市重建之初，士紳補充完善了政府在地方社會的職責，行使著本該由政府承擔的職責，甚至包括補充公款虧空。
紳士還有衛護傳統的綱常倫紀的職責。完成自己對一個真正儒學社會的構想是每一個士紳的文化使命，他們以各種方式去完成其文化使命，如積極地從事傳授和闡明綱常倫紀，捐獻大量財物興辦書院。捐助資金和土地用於學生津貼。他們還捐資維修文廟，先賢祠及其他等等。
顧汝修的祖父顧言是在清初康熙年間回到成都的，他是一名貢生，性嚴正寡言笑，見者鹹肅然起敬，所居四壁書格言，往來無雜賓，當時的成都人罕言學，顧言是提倡明經，堅持教學。城南蘇坡橋圮，他獨力任修，並市藥餌以濟貧病。這些下層知識分子為城市社會的秩序重建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他們以自身的言行，培植文風，教化向善，參與城市建設，成為城市秩序重建的中堅力量李果，成都府學癢生，事母至孝，生平樂善好施，四方讀書子弟每歲必招而課之，文藝優者出資以獎勵。葉大貴，邑監生，捐芙蓉書院銀八百兩為諸生膏火之資，邑有永安橋跨油子河為行人往來要路，因水漲倒塌，大貴捐銀重修以便行旅，凡恤婺掩骼，見義必為，鄉人感德之。盛塘，設芙蓉書院，助銀六百餘金以添芙蓉書院諸生膏火。劉永秀，邑監生居沙橋，性好讀書，謙謹自持，遇攜書人入塾，雖童幼必禮之，人問曰，吾見鄉人讀書甚少，今以禮待正，所以獎勵鄉人，使知讀書之為貴也。設左右兩塾以待鄉人之讀書者，又捐義塚於天回鎮。同時如成都顧氏家族一樣，他們也重新培植在家族在城市中的地位與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