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枕簟”和“玉簟”、“羅衣”和“羅裳”均為一字之差，看似相似，其實大不相同。“枕簟”即枕席，重在“枕”，強調的是枕枕而臥，因而“涼生枕簟”之涼是“枕”涼，是實在的、而非心理的涼（心理的涼是“淚痕滋”）；而“玉簟”僅是指席子，並無他意，因而“玉簟秋”與其說是簟涼，不如說是秋涼以及看到了“紅藕香殘”之後的心涼。同樣，“羅衣”指衣服，或多為上衣，“起解羅衣”是說女主人公和衣而臥了一會兒後，起來將衣脫掉。而“羅裳”則是下衣，是裙子，因而“輕解羅裳”，隻是說女主人公在上“蘭舟”時，輕輕地提起了裙子。這裏的“解”不是“脫”的意思，而是“分開”，是提裙子時所出現的情況（以裙子“分開”指代“提”，這也恰恰證明李清照用詞之妙）。
其次，“玉簟秋”乃睡時的感覺，這本身就帶著一個漏洞，這個漏洞就是論者有意分割掉了“紅藕香殘”。也就是說，用“玉簟秋”來證明女主人公睡在席子上是不成立的，因為你無法解釋“紅藕香殘”。
這也就是“紅藕香殘”的無比重要。所有對於這首詞的誤解，也都恰恰是始於此，始於對這四個字的或是有意排斥、或是無意的忽略之上。
而我之所以反謝桃坊而行之，將“描寫和抒情環境”統一在“蘭舟”之上，也恰恰是這四個字讓我想到了應該這樣，甚或是必須這樣。
紅藕香殘，首先為我們提供了如下信息：
一、時間：暮秋。
二、地點：水上。
這兩點很重要。
因為是在水上，所以“獨上蘭舟”便是上“舟”而非上“床”；“花自飄零水自流”便是乘“蘭舟”所見、而非臥“西樓”所想。也就是說：這“流”動的“水”就是載“舟”之水；此“飄零”之“花”就是凋謝的“紅藕”。
因為是暮秋，所以“雁字回時，月滿西樓”，便不是“西樓”（甚或舟上）的所見所聞（仲秋雁便飛回南方，此時北方已不可能再見到飛雁）、而是“蘭舟”上的所想（是想到它們來年春天回到北方時，說不定西樓已經月圓，也就是丈夫已回來、夫妻已團圓）。
所以，關鍵的是這一段時間裏的孤獨。也就是丈夫不在身邊的這段日子，也就是大雁不在北方的這段日子。
這也正是李清照運用意象的絕妙之處，雁子和丈夫是對應的，雖在視野之外卻是深藏詞人心中，凝結了太多的愛和思念；詞人和蘭舟是對應，雖然滿身芬芳，卻也滿腹“閑愁”：“獨上蘭舟”，不隻是說詞人的孤獨，也在寫蘭舟的孤獨（一是隻有我一個人上來，二是這個水麵上很可能再沒有別的舟）。物我兩融，這也是李清照詞的動人之處。
醉花陰
此詞或題《九日》（《樂府雅詞》、《花庵詞選》等）、《重陽》（《草堂詩餘》、《古今詞統》等）、《重九》（《彙選曆代名賢詞府全集》），與《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堪稱同期雙璧——同是寫於和丈夫趙明誠分別之後的那段日子（即21歲或前後），同樣是通過悲秋傷別來抒寫詞人的寂寞與相思，而且同時也都是流傳最廣、評論最多、影響最大的名篇佳作。
明·楊慎在批點本《草堂詩餘》裏曾對結尾兩句雲“淒語，怨而不怒”；清·徐寶善在《自怡軒詞選》中稱之“幽細淒清，聲情雙絕”；清·陳廷焯《雲韶集》則讚其“無一字不秀雅，深情苦調，元人詞曲往往宗之”。元·伊士珍《琅嬛記》曾述“故事”雲：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趙明誠。明誠歎賞，自愧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三日夜，得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隻三句絕佳。”明城詰之。答曰：“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正易安作也。
盡管，這個故事後來亦多為評注家否認——如王仲聞先生便斷言這個故事“殆出自捏造。所雲‘明誠欲勝之’，必非事實”，然而且不論故事是否可信，僅就故事的所指而言，卻無疑是毫不誇張的。這個故事的所指就是：李清照的生活體驗是完全李清照化的，因而一般文人是不可能會有如此體驗的；李清照的表述風格及藝術技巧，亦不是一般詞人所能模仿得了的，而詞中的那個抒情主人公形象，也絕非為他人所能創造。
那是一個獨步千古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一個多愁善感、於是把酒東籬，弱不禁風、卻有暗香盈袖的閨閣美人，她愁腸百結，度日如年，在方寸的空間中煎熬情感，有著太多的相思，有著與黃花一樣的悵惘和寂寞。或者也可以套用戴望舒的一句詩吧：是“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黃昏的、一個菊花“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似黃花瘦。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從早晨就起霧了，霧接濃雲，一整天都是這樣，使人感到愁悶而又寂寞；獸形銅香爐，瑞腦香早已燒完，最後的一縷殘煙也消失了。永晝：漫長的白天。瑞腦：香料，又名龍腦香，現稱冰片。銷：通“消”，耗盡。漢·班固《漢書·龔勝傳》：“薰以香自燒，膏以明銷。”金獸：獸形的金屬香爐。
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又逢重陽佳節，更加思念遠人。頭枕玉枕，獨自兒睡在紗櫥裏，半夜時突然醒來，瓷枕，紗帳，連同自己的心情，都被寒涼浸透。玉枕：光潔如玉的瓷枕。紗櫥：方形紗帳，其狀若方櫥，故稱。涼初透：開始感到很涼了。初，開始；透，顯露。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黃昏時候，最難將息，於是便到東籬飲酒解愁；那菊花好香啊，沁人心脾的幽香，甚至灌滿了我的衣袖。東籬：菊園代稱。晉·陶淵明《飲酒》之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把酒：手持酒杯，端起酒杯喝酒。唐·孟浩然《過故人莊》：“開筵麵場圃，把酒話桑麻。”暗香：幽香，形容菊花的清香，是借用《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詩句“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的詩意，抒寫離愁。
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似黃花瘦——不要說離情別緒不會讓人極度痛苦，當瑟瑟西風卷起簾角的時候，便不由得想到離人不歸（無人卷簾而入），便愁情更愁：想想菊花，比比自己，一樣的相思，一樣的憔悴，一樣的孤獨無助……陳祖美曾將此句解為：“自己被迫離京而產生的離愁別恨對於‘人’的折磨，猶如風霜對‘黃花’的侵襲，政爭的憂患給主人公帶來的體損神傷，就像‘黃花’在秋風中枯萎一樣。”可就政治背景方麵幫助加深對於此詞的理解。銷魂：仿佛魂魄要離開軀體一樣。多形容因離別引起的愁苦之感。簾卷西風，即西風卷簾。人似：後世多數版本皆作“人比”，但明代以前的一些較為可靠的版本（如《樂府雅詞》、《全芳備祖》等）都為“人似”，況作“似”可能更與詞之原意相符，故這裏擇善而從。黃花：菊花的別稱。菊花秋開，秋令在金，故以黃色為正，因稱黃花。唐·李白《九日龍山歌》：“九日龍山飲，黃山笑逐臣。”
如果說《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是以一個“獨”字統領全詞，那麼，統領這首詞的無疑則是一個字——“愁”。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開篇起句，詞人便移情於景、移情於物，渲染了濃烈的愁苦氣氛：天空濃雲籠罩，是天愁；地麵薄霧彌漫，是地愁；室內香爐裏輕煙已斷，是物愁；深感白晝之長、令人難熬，使人更愁。俗話說：歡娛嫌日短，苦愁怨更長。此愁此怨，本已難耐，更何況“佳節又重陽”，偏偏又遇上這親人團聚、相攜飲酒、登高望遠的日子，遇上這“每逢佳節倍思親”（唐·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的“劫數”！玉枕孤眠，紗櫥獨寢，真的是身涼心更涼、愁上又加愁……
以上即是詞的上片，是寫秋之情景、寫透人肌膚的秋寒和詞人獨處的愁苦。
詞的下片，則集中敘寫重陽這一天的經曆和感悟，既突出了詞人愁坐空閨的思夫之情，又將“愁”字進一步深化，並以“人似黃花瘦”這一千古名句將“愁”推至高峰。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把盞賞菊，孤身一人，自然神傷，自然也就隻能是“借酒消愁愁更愁”；而此時的菊花偏偏濃香四溢，以致灌滿衣袖……這不禁讓詞人想到了以往的重九和丈夫一起把酒賞菊的情景，那時候花香也像今天這樣濃，但是卻因勻到了兩個人身上，因而並無今天的感覺，而現在卻是孤身一人，以致連菊香也仿佛感到了寂寞，一股腦兒全依偎到了自己的身上。這不能不更令詞人陡增孤獨之感、思夫之愁。“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似黃花瘦。”西風乍起，無人卷簾入室，風卻卷簾而入，仿佛它也耐不住孤獨的漂泊。物是人非，愁思尤甚；推己及菊，將形（心）比形（心），真的是人有菊之思、菊有人之情，一樣的相思，一樣的憔悴，一樣的孤獨……
這就是整首詞的“意脈”。
就詞之上下兩片的關係來說，上片敘寫的秋之清冷、人之愁苦，無疑是下片的“人似黃花瘦”的原因；而下片的“人似黃花瘦”，顯然又是上片中獨處之苦、思念之愁的必然結果。就整首詞的藝術特色而言，其“一切景語皆情語”：用語通俗清新，抒情曲折幽深，形象鮮明生動，初步展示出了婉約詞派的基本特色。
比如“簾卷西風”，運用倒裝句的表現形式，把正常的詞序“西風卷簾”倒裝過來，不僅音韻鏗鏘，正好滿足詞的要求，而且用了兩個高昂的陰平聲“西風”放在句末，更突出了西風的意境，與詞中的“銷魂”和“人似黃花瘦”融成一片，用柴虎臣《古今詞論》的評價來說即是：“可謂雅暢。”（需要強調的是：這一優長，後來在李清照詞創作中更臻極致，並由此而有了膾炙人口的《聲聲慢》）
再比如下片之寫菊：寫菊並以菊喻人，全篇卻不著一個“菊”字。“東籬”，本是用陶淵明“采菊東籬下”詩意，卻隱去了“采菊”二字，實際是藏頭。“把酒”二字也是如此，本是和“賞菊”相連，甚或所把之“酒”，亦可能就是“菊花酒”（古人於九月九日有飲菊花酒的風俗），但這裏均省略了“菊”。還有“暗香”、“黃花”……不說“菊”而世人皆知是菊，全詞不見一“菊”字，但“菊”之色、香、形態卻俱現紙上。
這就是李清照，才情峻拔，堪稱千古獨步。眾所周知，古詩詞中以花喻人瘦的作品及其“瘦”句並不少見。如“人與綠楊俱瘦”（宋·無名氏《如夢令》）；“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宋·程垓《攤破江城子》）；“天還知道，和天也瘦”（秦觀《水龍吟》）等等……雖不能說不好，但比較起來卻均未及李清照本篇之“人似黃花瘦”（當然還有他篇中的“綠肥紅瘦”、“新來瘦，非關病酒，不是悲秋”等）用得好、寫得成功。
這就是差別。
差在才情。
玉樓春
此詞在《花草粹編》、《曆代詩餘》中題作《紅梅》。為李清照詠梅佳作之一，曾被人譽為“得此花之神”（清·朱彝尊語）。
黃墨穀《重輯李清照集·漱玉詞》卷二將之歸於“大觀二年屏居鄉裏至建炎元年南渡以前之作”（1108—1127）；陳祖美在《李清照詩詞文選評》中，則將其納入“泣別汴京和黨爭株連”（1104—1105）一節。
黃墨穀沒有闡述理由，陳祖美在上書中，似也沒有明確（或者準確地說是也沒想）陳述理由，而隻是講故事般地進行了一次“昨日重現”：
從背景上看，此詞當作於宋徽宗崇寧前期、新舊黨爭反複無常之時；寫作地點可能是李格非故居“有竹堂”。這年早春，詞人的心情很不好，臉色憔悴，打不起精神。回到娘家，一頭紮在她做女兒時的閨房，春天來了也懶得出門。因為自己愁悶不堪，尤其不願再去憑欄遐想。但是，對於她“手植”的那株“江梅”，卻一直像老朋友一樣放在心上，不時前來探望。
有一天，她發現，這株紅色的江梅，仿佛在刹那間，從花苞中綻開了靚麗的笑臉，從而表達它對自己的“無限”情意。所以這首《玉樓春》，不是一般的詠梅詞，而是把梅作為與自己患難與共的朋友，向它傾吐自己的內心隱秘。
這樣的描述自然是既新鮮、又感人，但倘作為立說憑據，顯然又是不合適的。
好在我們同時還可以在徐培均《李清照集箋注》中，讀到祖美先生的另外一種形式的論述：
此首概（蓋）作於崇寧三年（1104），其旨當是：借對梅未來命運的關注，寄寓了作者本人因受黨爭株連，朝不保夕的身世之歎。
徐培均接著“案”雲：據楊仲良《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二，崇寧三年夏六月甲辰，重定黨籍，將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戊午，刻石文德殿門之東壁。秦觀名列“餘官”之首，清照父格非名在“餘官”第二十六人。趙挺之屬新黨，是歲九月乙亥，自右光祿大夫、中書侍郎除門下侍郎（見《宋史·徽宗紀》）。此時乃翁榮升而父遭貶謫，清照不免有所擔心，故祖美之說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