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國曆史之所以陷入這種荒誕的境地，根本原因就在於專製統治將人束縛在嚴密的等級製度中，在殘酷的壓迫下，人們喪失了反抗之心，形成了奴性的苟安心態。而這種心態的形成，就在於身處等級製度的人既可以壓迫別人，也同時被人壓迫，即使處在等級製度最底層的人，依然可以壓迫“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壓迫與被壓迫的連環中，人性被嚴重異化。更為嚴重的是，在專製統治下形成的固有文明，非但沒有對這種非人的處境進行揭露，反而把用子女玉帛做成供給本族和異族的大宴，稱之為中國的固有文明，特別是當異族享這種盛宴的時候，自欺欺人地認為異族被我們的固有文明所征服。文章用鶴見祐輔的《北京的美麗》，揭露了從古迄今的征服者“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時所發的讚歎，無非是征服者在華屋享用盛宴時的陶醉之歌，唱給中國人聽的迷魂曲。如果我們不能在這種迷魂曲中猛醒，就成了萬劫不複的奴才！
文章在寫法上最可注意的就是情感的流轉變化。開始娓娓而談，由兌換銀錢猛醒苟安的心態，隨著對曆史真麵的層層揭露，蓄積的情感噴湧而出，發出震人心魄的期待與呼喚；第二部分伴隨沉痛的反思，既有對異族的怒斥，也痛定思痛地剴切自剖，惟其反思深切，文章結尾的呐喊才顯得振聾發聵。融合曆史與現實的深沉情感在理性的反思中層層深化，情與理融合無間，令人回味無窮。
四、《論“他媽的！”》（原文略）
《論“他媽的！”》賞析
魯迅雜文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能從生活中習焉不察的細微處入手，見人所未見，發掘出深刻主題。《論“他媽的！”》就是這種典型。
中國古代社會等級製度森嚴，上層和下層壁壘分明，上層在極力維護門閥製度的同時，壟斷了政治和經濟的統治地位。特別是在漢魏六朝實行了“九品中正製”後，血統、門第成了錄用人才的惟一標準，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極端等級社會。唐以後的科舉考試製度雖然緩解了這種不平等的局麵，但也加劇了人們躋身上層社會的競爭，久而久之，這種等級製度成了束縛人們的精神枷鎖。魯迅通過對“他媽的”這一國罵的知識鉤沉，敏銳地揭示出國罵產生的原因：森嚴的等級製度正是這一國罵產生的根源。同時揭露出這一國罵背後所潛藏著的卑劣的國民性，“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卻去瞄準他的血統”，這種奇譎的戰略反映出人們阿Q式的精神勝利心態。問題是人們即使以國罵攻擊基於血統的等級製度，但是躋身上流社會也是國罵者的追求。一些“暴發戶”，在未暴發前，國罵不離口，“一遇機會，偶竊一位，略識幾個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份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躋身上流，用門閥血統來高貴自身的等級意識並沒有從人們心裏消失，“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而清除國罵的前提，是將其賴以生存的等級社會徹底改變。
文章末尾峰回路轉，以幽默的筆調對國罵醇化為“我的親愛的”表示驚異和歎服，讓人在莞爾一笑中也歎服魯迅雜文筆法的純熟。
五、《論睜了眼看》（原文略）
《論睜了眼看》賞析
這篇文章在批判傳統文藝觀和國民性的基礎上，論述了魯迅所主張的文藝觀，以及文藝和思想革命、社會心理、國民性之間的關係。
在魯迅看來，文藝是社會心理和國民性的真實反映，有什麼樣的社會心理和國民性，就有什麼樣的文藝。在中國，由於專製統治的壓迫和禮教思想的束縛，人們喪失了麵對現實的勇氣和能力，麵對社會問題，以瞞和騙來逃避，久而久之形成怯弱、懶惰而又巧滑的國民性，這種狀況反映在文藝上，就產生了大量的瞞和騙的文藝，而這種文藝反過來又蒙蔽了現實，加深了國民性的蒙昧狀態，導致社會也無改革、無進步。對於這種狀況，魯迅用生動的社會事例和豐富的古代文學知識進行了風趣而深刻的剖析。
在時代已經發生大變革的今天，文藝該有什麼樣的作為？這是魯迅集中思考的問題。如果說傳統的文藝創作者是以喪失自己的獨立性而和社會心理取得一致，並生產出瞞和騙的文藝，那麼在新時代，文藝創作者應該恢複自己的獨立性，改變和社會心理同構的蒙蔽狀態，使文藝成為“國民精神所生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文藝的職責是將被蒙蔽的精神解放出來，在引導人們睜眼看現實的過程中，改變孱弱無能的國民性，恢複每個人麵對現實的能力。而文藝要真正改變瞞和騙的狀態，關鍵是要從思想深處發生革命，不被傳統束縛，即“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這集中反映出魯迅的啟蒙主義的文學觀，相信文藝能改變國民性，能促進社會變革，但是魯迅的啟蒙文學觀有一個必要的前提，就是文藝之所以具備啟蒙作用，關鍵在於堅持現實主義精神，而且魯迅主張的現實主義首先強調的是精神的真實，既要求作者將真實的精神反映出來，也強調把寫作對象的真實精神狀態反映出來，不能用欺瞞的心，必須“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
這篇文章在寫法上最可注意的是結構的隨意性，作者幾乎沒有對文章結構進行刻意的安排，而是在輕鬆自如的展開中，將論題步步深入，並且在行文展開的過程中，作者的個人性情也無拘束地凸顯出來，極大加強了文章的趣味性。
六、《學界三魂》（原文略）
《學界三魂》賞析
這篇雜文是魯迅在和陳西瀅等人圍繞北京女師大風潮事件論戰期間寫的。通過對學界靈魂的分析，魯迅指出，中國新興知識階層並沒有在思想意識上和傳統分離，學界依然被官魂所支配。
以新興知識分子出現為標誌的中國學界，是在西方思潮影響下，伴隨著對封建教育體製的改革而出現的新階層。“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魯迅在論戰中敏銳地抓住這一現象，通過對曆史和社會心理的深刻分析，指出中國學界的分化和變異。本來新興知識分子們承擔著思想啟蒙和民族救亡的重要曆史使命，但是學界中“官魂”的遊蕩，使我們看到中國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為傳統所束縛的暗影。
在揭露學界為舊魂靈所支配的同時，魯迅分析了與“官魂”相對的“民魂”。所謂“匪”，其實是真正的“民”，這些為反抗壓迫，追求解放的“匪”，是真正民魂的表現者，他們表麵上是“土匪和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但是這些農民革命軍中，混雜著官癮很重的“三五熱心家”，趁農民起義的風雲，推倒皇帝，自己來過皇帝的癮。反過來把那些求解放的人稱之為匪。而當學界混雜了這些真正的匪之後，學界也走向了崩潰的邊緣。就如魯迅對曆史的揭露所表現的那樣：“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魯迅以極大的熱情肯定了民魂的偉大作用，指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