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隨感錄三十五》（原文略）
《隨感錄三十五》賞析
《隨感錄三十五》發表於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5卷5號上。是魯迅在新文化運動開展之際，針對國粹派對新文化運動的責難而寫的，文章在新舊思想的激戰中，就“國粹”的存廢展開討論。
文章首先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倡言保存國粹的兩股勢力的心理動機：一是“愛國誌士”諸如章太炎等民族主義者，在推翻清政府時倡言保存國粹，用傳統文化激勵人們為光複舊物而革命，充溢著排滿的激情；二是“出洋遊曆的大官”即洋務派官僚，他們叫留學生不要剪辮子，即是維持封建專製製度。學了西洋的現代科學知識，來保存封建傳統文化及專製製度，即所謂的“中體西用”，魯迅概括為“辮子問題”。但是這兩派的問題在民國成立以後，都已經失去了探討的意義。那麼在新文化運動爆發之際，原來反清的革命派，擁清的洋務派、頑固派重新又在國粹的旗幟下統一起來反對新文化，這背後又是什麼動機呢？魯迅深刻地洞察出，原來對立的兩派其實在骨子裏有著一致的文化立場，無論是反清的革命派，還是擁清的洋務派、頑固派，他們都是同一個文化係統裏出來的人物，他們反對和擁護的基點都不是人的生存，而是脫離子人的生存的文化，也即“國粹”的存亡。魯迅辛辣地指出，他們心中所謂的國之粹，就是別人所無、自己獨有的瘤。這一形象化的比喻，非常傳神地刻畫出在西方強勢文化的進攻下，妄圖以所謂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國粹——來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阿Q心態。既以欺人，又以自欺。魯迅接著在古今中西的廣闊視野中，非常尖銳地刺破了遮蓋在虛妄而醜陋的保守心理之上的麵紗：從古至今，我們的國粹從來沒有讓我們長治久安。“未開海禁之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歎氣”；即使成湯文武周公時代後有，也還是先有桀紂暴虐，殷頑作亂。國粹派的立論基礎由此不攻自破。
破掉國粹派的荒謬主張後，文章結尾幹淨有力地推出作者自己的正麵主張：“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即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在此，魯迅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文化的保存是以人的生存為前提的，而且文化的更新發展也是在人的生存發展中而發展的，正是在這一點上，魯迅旗幟鮮明地為新文化運動廓清了道路。
這篇文章充分顯示出魯迅雜感“寸鐵殺人、一刀見血”的特點，這在於他既有觀照全局的開闊視野，又能視點集中，抓住關鍵，一刀置論敵於死命。警拔而悍煉，是魯迅雜文的本色。
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原文略）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賞析
這篇文章是魯迅繼《隨感錄二十五》、《隨感錄四十》、《隨感錄四十九》，以及《狂人日記》後，對“救救孩子”這一主題的係統思考與總結，是魯迅“人”學思想中的重要文獻。
文章之所以從“怎樣做父親”入手，是因為在封建宗法統治中，個體首先是束縛在維係家庭專製的父權之下，故人的解放首先是從父權下解放出來的問題。魯迅用進化論的思想，對依附於父親這一角色身上的父權和違背個性發展的思想進行了剖析和剝離，還“父親”這一身份以合乎生命發展的本來意義。封建專製統治下的父權之所以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是因為父子關係是封建社會五種人際關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中最為基礎的關係。父親在家庭中居於絕對的統治地位，“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個體首先在父權的束縛下形成順從和奴化的人格，而政治統治則是家庭關係的放大，因此，父權是維係封建專製統治的基礎。當父權的絕對地位確立之後，依附於父權上的思想教化也就有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正是通過父親這一角色，將傳統思想傳遞給子孫，使一代一代的人的思想在同一思維模式中複製，這種極其穩定的家庭倫理關係在扼殺個體獨立性的同時，也窒息了社會發展的活力。
從進化論角度來看，每個人隻是進化鏈條上的一環，父對於子並沒有天賦的、不可動搖的權力，從根本意義上講，父和子，都是為保存生命、延續生命、發展生命而存在。在魯迅看來，隻有現任之父，或候補之父先有了覺醒，拋棄父權，肩住傳統謬誤思想流傳的閘口，從每個人的“現在”開始變革，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人的解放，因為“現在”既意味著對傳統的改變，也意味著新思想實踐的開始，故文章從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談起。
在魯迅看來，聯係父與子之間的人倫之索，就是“在名教的斧鉞之下時時流露、時時萌蘖”的天性之愛。隻有每個人對天性之愛有了覺醒，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人出現。這篇文章對天性之愛的闡釋，集中反映了魯迅的入學思想。
所謂天性之愛，表現在兩個方麵。首先是愛的有我性——即自愛，珍視自我生命，使自我生命有健康的體魄與高尚的思想，這樣的愛不但是對自己的完善，也是對生命的延續應負的必然責任，“凡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天性之愛首先是自利和利他的統一。
其次是愛的無我性——即他愛。“覺醒的人，此後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無我的愛，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理解。理解孩子是獨立的人，既不是成人的預備，也不是縮小的成人。每個孩子在人格、精神上是獨立的個體，必須遵從孩子個體的發展要求。二是指導。指導不是用大人固定模型無理嵌定，不是命令，是交流和協商，並負責養成孩子耐勞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的精神。三是解放。因為孩子是即我非我，即我，孩子生命完滿的實現，也是我的實現。非我，孩子應該完全解放，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隻有在天性之愛萌發壯大的前提下，才能出現新的道德、新的文化、新的人。
魯迅所闡釋的天性之愛，包含了深刻的個性解放和民主平等的思想，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為現代新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人性論基礎，這種人性論基礎既不同於傳統的性善論，也不同於橫植西方思潮的外向性變革，是對他早期強調的“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的文化變革思路在人性論意義上的深化。每個人從家庭的變革入手，為社會培養具有獨立人格和廣博之愛的個體，使社會在深層次上逐步實現變革。
正是基於對專製思想流弊的深刻認識和對健康人性的呼喚，魯迅在自身的文學實踐中，對戕害人性的各種謬誤思想做了持久和深入的批判。
三、《燈下漫筆》（原文略）
《燈下漫筆》賞析
文章從生活小事入手，深刻地揭示了在專製統治之下，中國曆史上人的真實生存狀態。在專製愚民政策下，中國人過著非人的奴隸生活，中國曆史上的治和亂，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循環。這種對偽裝在各種粉飾之辭下的曆史真相的尖銳揭露，有力地回擊了崇奉國粹、讚歎固有文明，熱心複古的各種謬誤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