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魯迅“想撕掉”別人給他“貼起來的名副其實的百科全書，的假招貼”，但是，他的雜文就是“現代中國社會、政治、曆史、法律、宗教、哲學、道德、文學、藝術，乃至經濟、軍事……的百科全書”；盡管魯迅“作一部中國的人史”（魯迅《晨涼漫記》）的想法最終沒有實現，但是，他的雜文，“以其對中國現代國民的文化心理、行為準則、價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實、生動而深刻的描繪，成為一部活的現代中國人的人史”。“有著時代的眉目”（《且介亭雜文·序言》）的魯迅雜文，的確就是他為我們製造的小說之外的另一麵反映“中國的人生”和“中國人靈魂”的鏡子。
魯迅的雜文，是他的思想寶庫。閱讀它們，我們不僅可以深刻地理解他對中國文明以及中國當時的社會的批判性思考，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其5種“創作”——《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與《故事新編》的思想蘊含。魯迅以他深邃、博大的思想和完美的藝術傳達，將現代雜文抬進了藝術之宮，實現了雜文藝術的現代轉向。所以，魯迅雜文所取得的成就，當然首先在於它的思想性、戰鬥性，同時在於它們與藝術性的高度、完美的統一。
一、否定性與戰鬥性
讀魯迅的雜文，眼前能鮮明地凸顯出一個“橫站的士兵”的形象。他的雜文，實在是在那個“風沙撲麵，虎狼成群”的“切迫的時候”，“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的產物，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不管是注重曆史性的“文明批評”還是注重現實性的“社會批評”，其核心都是對文明乃至整個體製的否定、反抗與不妥協的戰鬥：《熱風》對封建舊禮教、舊傳統的批判，與複古派的論爭；《墳》對中國曆史、國民性深刻的解剖；《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對“五卅”運動與“三·一八慘案”中屠殺中國人民與青年學生的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無情的揭露與抗爭，對“現代評論派”嘴臉的揭露；《而已集》對大革命失敗後殺戮革命青年的國民黨的譴責；《三閑集》、《二心集》中與後期創造社、太陽社、“民族主義文學”、新月派的論戰；《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中與“第三種人”、論語派等的論爭；《花邊文學》、《偽自由書》、《準風月談》中對商業社會的透視與批判；《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對明清思想、文化、學術，以及儒、道各家的重新審視與清理；《且介亭雜文末編》及《附集》對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專政的抗議，對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路線的反擊……可以說，鮮明的否定性和戰鬥性，是魯迅17部雜文集中最重要的特質。
魯迅的雜文“每一篇文章都是猛烈的抗爭和鋒利的襲擊：具體，深刻，而又緊緊地扣住現實”，是匕首，是投槍，而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即便它能“給人以愉快和休息”，也隻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鬱達夫說：“魯迅的文體簡練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這個論斷用在其雜文的實際效能上，最為妥帖。魯迅那些有時短到隻有三五百字的雜文，就是他絞了許多腦汁後，鍛煉成的極精銳的一擊，這一擊往往不僅狠，而且準，直指論敵的要害部位，使得對方無還手之力。但是，這並非由於魯迅褊狹、偏激、心理陰暗，而是他在明了當時的“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的處境之後，覺悟了，並且不得不如此的歌哭。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立人”，是使中國成為一個“人之國”。
二、抒情性
對於魯迅來說，他意在進行“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那些雜文，是他在深刻感知到中國社會和文化後留下的痛苦的印痕，“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是在“借此來釋憤抒情”。雜文，正是他出於人的摯愛情懷，“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死的說教者”的抗爭的結晶。
魯迅的雜文中，有一部分抒情性很濃厚的，如《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等等，這類文章和更多寓理於情的時評、隨筆、雜感等一起，建構起了魯迅雜文的宏偉大廈。寓理於情的雜文則更多地體現了魯迅“對傳統抒情方式的搗亂或顛覆”，那些對非常之情的表達，由於與否定性、戰鬥性結合在一起，而變成了“梟鳴”，“隻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鴟的真的惡聲”，如《夏三蟲》和《夜頌》等等。
魯迅雜文的抒情方式多種多樣。除了直接抒發自己的喜與悲、愛與恨，他更多地讓自己的愛憎含蓄於字裏行間，而這在他獨創的形象、精警的比喻、簡練的排比，甚至樸素的白描中得到很好的體現。如《為了忘卻的紀念》中，魯迅如此描寫柔石，“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製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於此罷……”此處魯迅就用了白描手法，他對柔石的讚許和懷念洋溢其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