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魯迅離開廣州定居上海。在生命的最後十年裏，魯迅的文學創作除一部《故事新編》外，其餘的都是雜文。魯迅後期出版的雜文集有《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十個，此外，《集外集》、《集外集拾遺》、《集外集拾遺補編》中也收錄了他後期的一些雜文。魯迅後期雜文在思想內容上涉及麵非常廣闊，可以說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其豐富性、深刻性迄今無人能比。魯迅曾把雜文分為“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兩類，這也是他雜文創作的兩大主要內容。魯迅的雜文創作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想啟蒙的曆史任務決定了他前期雜文的題材內容大部分都是“文明批評”。在魯迅後期雜文中，“社會批評”尤其是政治批評的分量加重，但他並沒有放棄“文明批評”，仍然以其銳利的筆觸同時進行著兩種批評。當然，“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在魯迅後期雜文中並沒有明顯的界限，兩種批評都是魯迅切身的生命體驗與同中國人的生命病態的肉搏，都是魯迅改良人生的理想對於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的病苦的揭露、解剖與救治，都是魯迅思想豐富性、深刻性的突出表現。盡管魯迅後期雜文的思想內容十分豐富複雜，但研究仍然有章可循。
一、政治時事批判
首先是對政治時事的批判，抨擊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揭露統治者及其幫凶的種種醜陋麵目。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魯迅正在廣州，大規模的屠殺和鮮血使其思想受到了巨大的震動。魯迅說：“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隻有雜感而已”，“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這是他對國民黨大屠殺的憤怒抗議。《談“激烈”》、《可惡罪》、《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小雜感》等文都尖銳揭露和猛烈抨擊了國民黨政權的軍政罪惡和政治“兩麵派”嘴臉。以雜文為武器，大膽地揭露白色恐怖，這是魯迅後期雜文的一個主要任務。1931年2月，國民黨秘密槍殺“左聯”五烈士，魯迅憤而寫下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為了忘卻的紀念》等文。魯迅指出：“統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於是一麵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布惡出版法，通緝著作家，一麵用最末的手段，將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處以死刑，至今並未宣布。”魯迅對國民黨的法西斯暴行和“禁錮的比罐頭還嚴密”的文化專製主義給予了嚴厲的揭露和悲憤的聲討。
國民黨政府一方麵對國內實行殘酷的法西斯式的統治，另一方麵又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妥協退讓。“九·一八”事變、“一·二八”鬆滬會戰、熱河失守……一係列慘變相繼發生，但國民黨政府奉行“攘外須先安內”的方針和“不抵抗”政策，更加劇了國內政治和民族衝突。魯迅在《“友邦驚詫”論》、《觀鬥》、《逃的辯護》、《崇實》、《航空救國三願》、《賭咒》、《中國人的生命圈》等一係列文章中，從各個不同角度揭露了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殘酷鎮壓國內愛國運動的政治本質。1931年12月，全國各地學生為反對“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請願，當局令軍警逮捕和槍殺請願學生，並憑空捏造罪名，在給各地軍政當局的電文裏還說“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魯迅在《“友邦驚詫”論》中直指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要害：“幾句電文，說得明白極了：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友邦’要我們人民身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遵從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則，他就要‘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即予緊急處置，不得於事後借口無法勸阻，敷衍塞責’了！”在《戰略關係》中，魯迅指出國民黨政府的所謂“誘敵深入”不過是用以掩蓋其不惜喪權辱國而“迎外以安內”的騙局、花招而已。《中國人的生命圈》揭露了日寇在“邊境上是炸，炸，炸”國民黨在“腹地上也是炸，炸，炸”的暴行以及國民黨當局妥協媚外的醜惡本質。《文章與題目》列舉了國民黨在“安內與攘外”這一題目上所有已做出的一大串“文章”，“隻剩了‘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這三種”因“大有‘漢奸’的嫌疑”而未能做出，魯迅一針見血地戳穿了國民黨政府的表裏。在抨擊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時，魯迅還常常將其放到世界大背景下進行對比分析。在《華德保粹優劣論》中，魯迅將希特勒禁止異黨、德國禁唱《跳蚤歌》與北京查禁女人養雄犬聯係起來，指出了國民黨當局濃厚的封建專製色彩。在《華德焚書異同論》中，魯迅比較了希特勒與秦始皇在焚書上的異同，看似言往古、論異邦，但其鋒芒所指，自不待言。
魯迅在抨擊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時，也揭露了官場的腐敗。在《反“漫談”》中，魯迅指出：“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為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談所謂“大內檔案”》揭露了機構龐大、效率低下的官僚作風，譴責了中國官員做官營私，從不為國家著想的官場弊病。《談金聖歎》一文在解釋“成則為王，敗則為寇”時說：“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魯迅一語道破了中國的權力更迭史的全部秘密。在《沙》中，魯迅指出：“升官不過是一種發財的門徑。所以官僚雖然依靠朝廷，卻並不忠於朝廷，吏役雖然停靠衙署，卻並不愛護衙署”，“財何從來？是從小民身上刮下來的。小民倘能團結，發財就煩難，那麼，當然應該想盡方法，使他們變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於是全中國就成為‘一盤散沙’了。”短短數語，官場的腐敗本質就暴露無遺。從以上所舉例子可以看出，魯迅抨擊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不僅批判其政策和所謂的“政績”，而且還著力解剖了他們的統治權術、心思、手段和殘虐險狠的心性，由此可見魯迅後期雜文對國民黨反動本質的揭露是力透紙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