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我們百把人的農機研究所也分成兩派，派性超過黨性。張所長被打倒了，我是他的秘書，被稱為“筆杆子”的角色，所以要抄家，抄“黑材料”，可惜一無所獲。對立麵的“後台”是主管政治工作的副所長，認定我把“黑材料”轉移了，必須施加壓力，逼我就範。他的法寶就是我的檔案，於是以“革命群眾”的名義寫出大字報《趙大年是什麼人？》，把我的檔案材料貼到了牆上。看後真讓我心驚肉跳啊。說我是“肅反對象”、“漏網右派”，“反動家庭出身”……並不奇怪，事出有因嘛；令我震驚的倒是一些小“事件”，怎麼會裝進我的檔案袋裏呢？譬如，“在文工團時唱反動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日本’！”必須承認，確有此事。我們這群學生參軍後學會的第一首歌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指導員講的第一課就是“將革命進行到底”，怎樣才算“到底”呢？他說，就是解放全中國，而且美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都有共產黨，要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學生兵感到很新鮮，很興奮，課後就有人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美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日本。”我也跟著唱了。此事並沒有受到領導的批評，十幾歲的學生兵頂多就是不夠嚴肅吧，並無惡意。然而卻被悄悄裝進了檔案袋，大概不止我一人檔案裏有吧？當時是可以批評的，小事一樁，提高認識而已。然而，時過境遷，換了單位，新領導再看檔案，“唱反動歌”可不就成了政治問題麼！又如，“在文工團製作鐮刀斧頭道具時，趙大年說反動話：做大點兒，拿去打蘇聯！”唉，我再混蛋也不會說這種沒用的話，須知，當年“反蘇就是反革命”呀，三合板做的道具又怎能“打蘇聯”呢？無中生有的事情（或許是某位積極分子打了無中生有的小報告）也裝檔案袋，對組織對個人到底是負責任還是不負責任呢？如若我真的說過這種反動話，當場開個批鬥大會都不冤；子虛烏有的玩意兒就裝檔案袋，不啻於政治陷害，冤哉枉也。還有，鄰居檢舉我“偷聽敵台”廣播。此事我可斷定，鄰居老孟是某工廠的保衛科長，他偷看本四合院裏戰友的妻子洗澡，被我發現，我拽住他的衣領說：“限你一周之內搬家滾蛋！”他果然滾蛋了，卻懷恨在心，向研究所告密誣陷我“偷聽達賴反華聲明”。我家的電子管收音機沒有短波，根本聽不到外國電台廣播。然而他是保衛科長，他的誣陷材料就可以裝進我的檔案袋！此人終因多次流氓行為和惡毒誣陷他人被開除出黨，開除公職，罪有餘辜，未能追究其刑事責任。可怕的是，當年“偷聽敵台”是犯法的罪行，足以逮捕入獄，而研究所的政工幹部不經調查核實就把這誣陷材料裝進我的檔案袋，豈不是幫助壞人陷害好人嗎？